新冠肺炎疫情在首發地中國大陸的形勢似乎已獲得初步控制，但在中國之外，從亞洲、中東到歐洲、美洲則方興未艾，頗有燎原之勢。
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日前在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說，事發之初，“中國採取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嚴苛措施，給我們爭取了時間。但我並不認為，我們牢牢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充分利用了這段時間。”坎貝爾的話，當然是指中國大陸以極嚴厲且徹底的方式進行封市、封省、封村、封路，盡其所能控制疫情，阻絕擴散。
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包括意大利、俄羅斯等，斷然叫停了與中國之間的大量人員與貨物往來，不少國家不是冷眼旁觀、隔岸觀火，就是冷嘲熱諷，落井下石。其實這也就是坎貝爾感到遺憾與痛心的，許多國家沒有牢牢抓住機會，做好必要的預防準備。
中國政府做法雖然嚴苛，但目的是想方設法把病毒控制在每一個個別地區，阻絕擴散；中國的對策，不僅對中國自己好，也對所有國家好。當然，這樣做，在生產、消費、流通等經濟方面得付出昂貴代價，但顯然別無選擇。
從本質上看，2020這次疫情危機與以往歷次金融、經濟危機存在根本的不同。1997的東亞金融風暴與2008年的世紀金融海嘯，都是源起於一個原本巨大泡沫的破滅，泡沫破滅之後，需求被打回原形，急遽萎縮的需求又引發了後續的金融危機，調整的過程痛苦且漫長。但總的來講，問題只在需求面，各國及全球的供給結構並無太大破壞。
這一次疫情危機不同，問題全在供給面。全球的供給結構大範圍地在國與國之間、省（州）與省（州）之間、市與市之間、村與村之間，被人為強制地切斷。可以說全球的供給結構正遭遇著全面性、系統性地破壞，此等情況，世所罕見。
問題既然集中在供給面而非需求面，所以美國聯準會（Fed）出其不意地大幅降息救市，資本市場並未出現積極響應。因為無論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是屬於“總需求管理政策”，針對的都是總需求。總需求偏低時，政策擴張；總需求偏高時，政策緊縮。應該說，包括美國在內許多國家都是頭痛醫腳，並未能對症下藥。
相形之下，中國大陸是在疫情獲得初步控制後，即盡最大努力推動復工復產，與時間競賽，把供應鏈的破壞降到最低程度，儘可能維繫住所有困難企業的生存機會。若非如此，不僅中國、甚至全球的經濟都將蒙受難以承受的打擊。
隨手舉一些媒體的報導。武漢汽車行業彙集了美、日、法、英、中五大車系，相關企業600餘家，全中國汽車零部件企業1.3萬餘家；武漢按下了“暫停鏈”，全中國全世界的汽車行業都慌了。手機是另一個例子，鄭州富士康供應iPhone總產量60%以上，富士康“難產”，iPhone全球供應鏈就會斷鏈。
製造業之外，農業災情也很嚴重，因為中國不但是全球最大工廠，也是全球第二大市場。不久前，新西蘭把剛抓到的100噸活龍蝦全倒回了海里，因已無處可冷凍囤積；智利的櫻桃等水果堆積如山，全部低價賠本大甩賣。這些都是中國的消費者因供應鏈斷裂，暫停了一個月消費的結果。
當然工業、農業之外，服務業也未能倖免。中國遊客被關在家裡，各國的航空公司、郵輪、酒店、餐館、旅行社都得度小月，度不過就關門。這也是為什麼貨幣及財政政策不是重點，真正的關鍵是在復工復產，以及在這一段期間內，盡一切可能去紓困那些受困企業。
在疫情獲得初步控制之後，中國大陸已開始對日本、韓國、伊朗、意大利提供醫療物品及醫療專家支持，這也相當於是回報一些援助過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場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地折射出全球化大形勢下“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此文曾刊於經濟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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