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5日晚，嘉興市南湖區南楊社區的老黨員夏政（右）和老伴在雨夜中堅守疫情防控卡點，為出入居民測量體溫。浙江新聞客戶端 拍友 王振宇 攝
一個多月來，你一定記住了這些場景：小區和鄉村入口的測溫，電梯間新添的消毒紙巾，給隔離家庭備妥的物資，村裡大喇叭中村幹部的溫馨喊話，街邊橫幅上硬核卻親切的防疫標語……這些讓你心頭一動的生活細節，已經滲透在浙江基層戰“疫”每一個井然有序的環節中，帶給人們安全感。
新冠肺炎疫情來襲，浙江基層14萬名城鄉社區工作者、33萬名網格員、眾多志願者堅守一線，構築起人民防線；全省2.4萬餘個村（社區）聯防聯控，成為抗擊疫情的堅強堡壘。
一扇扇“小門”背後，是省域治理的“神經末梢”，蘊藏著基層治理中管理、服務、組織、聯動、引導等多重看似微小瑣碎卻精妙關鍵的環節。疫情防控的“大考”，基層如何通過測試檢驗？實戰的錘鍊，社會治理共同體如何構建？
繡花功夫“織”出堅強堡壘
五個關鍵步驟、十多項分支舉措、近百個處置方法……一張密密麻麻卻嚴而有序的思維導圖成了“網紅”，裡面的每一步正是杭州小江社區一個月來的疫情防控工作。
社會治理的重心和落腳點在基層，疫情防控的重點和難點也在基層。自1月23日上午浙江省率先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一級響應，短短几個小時之內，我省成千上萬個像小江社區這樣的村、社區，陸續進入戰鬥狀態。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基層幹部在防疫時期承擔了繁巨的任務。村社區黨員、幹部人員數量有限，每個人並非三頭六臂，“不漏一戶、不落一人”，需要科學得當的戰術。
在第一波緊急性應對“防輸入”中，摸排工作有序開展，靠的正是“網格化”。多年來，浙江基層治理的繡花針，在城鄉社區中穿針引線，織出了一張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基層治理網，成為疫情防控的堅強堡壘。
50萬人、59個社區，摸清底數要多久？湖州市吳興區只用了兩天時間。當地首創“洗樓”排查，全區化整為零，劃成了538個網格，網格員和下派的黨員幹部、志願者，日夜奮戰，兩天時間把全區的居民樓徹底“洗”了一遍。
吳興區副區長金斌斌說：“網格員一個個格子爬，一棟棟樓‘洗’，再把數據上傳到雲端網絡，實時動態跟蹤。底數清、動態明，疫情阻擊戰就越打越有底。”在全省，33萬名網格員隊伍，奮戰在抗擊疫情一線，每一個網格都是“寸土必爭”的激戰前線。
“網格化打通了基層治理的最後一公里，它將被動應對變為主動發現問題，為防疫搶得了寶貴的先機。”浙江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長範柏乃說，浙江較早在全國開展網格化建設，專職網格員日常調解社會矛盾、鄰里糾紛，本身就對網格內的情況熟悉，實現了在緊急狀態下做到快速反應。
社區是疫情聯防聯控的第一線，也是外防輸入、內防擴散最有效防線，需要最有力的“戰士”，需要善於和居民溝通，又能統籌居委會、物業、業委會、社區組織等行政、市場多方力量的“小巷總理”。浙江的基層黨組織有一批政治過硬、適應時代要求的黨員幹部，使鄉村、社區在一次次考驗中實現快速動員、快速響應、快速執行。
在防控疫情一線，他們拿出了硬核卻又不失溫情的舉措。餘杭區東湖街道星光社區針對居家隔離家庭，成立了4人一組的服務隊，定時配送生活物資、清理垃圾，保障居民生活。“大家經常和隔離家庭交流溝通，緩解他們的焦慮情緒。”社區黨委書記王承偉說，元宵節當天，黨員、網格員還打開手機攝像頭，與居家隔離家庭唱歌互動，來了一場暖意融融的“雲元宵晚會”。
在復工復產一線，他們使出了精準施策、雪中送炭的本領。嘉善天凝鎮三店村周邊中小企業眾多，部分企業復產用工缺口大。村委會專門騰出了300多間連片的出租房，作為企業復工後員工的儲備宿舍區幫助周邊企業，還在村內發佈招聘需求。宿舍區由村幹部組織新居民黨員，按照防疫要求規範化管理，協助企業做好員工“八小時外”的健康保障工作。
既要用雷厲風行的措施切斷疫情傳播途徑，又要用精準周到的舉措維持社會正常運行，在平衡“動”與“不動”中，浙江基層布起的防線是嚴密的，更是堅韌的。
多元參與築成人民防線
“滿園翠竹根連根，外婆家裡心連心。”解除隔離醫學觀察後，紹興市越城區孫端街道的村民苗鳳美又哼起了蓮花落，她所在的孫端街道新河村，是全省首個整村隔離醫學觀察的村莊。
隔離初期，村民們也曾有憂慮，但沒過兩天，村莊正常運轉，忙而不亂：下派幹部值守卡點；定點餐飲企業配送食物，志願者送餐上門；駐點醫生24小時醫療服務……村民們從猶疑到理解，從理解到參與，最後自覺配合互相鼓勵，共渡難關。這道由基層幹部、村民、志願者、企業構築起的防線，最終擋住了疫情的擴散，扛下了“孫端保衛戰”。
“疫情防控的非常時期，是堅持發展‘楓橋經驗’的考驗期，更是加快構建多元共治體系的窗口期。”紹興市委副書記、市政法委書記陳澄說，通過凝聚網格內的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志願者組織，在基層有效地開展了疫情防控和矛盾化解。
紹興是“楓橋經驗”的發源地，當年堅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基層治理工作方法，早已在浙江各地深入人心，並由此構築起一條堅固的人民防線。當全省村莊、小區大多采取“封閉式管理”時，2.4萬餘個村、社區裡，出現了一個個令人驚歎的場景：每個村和社區的入口處，都有執勤卡點，“白大褂”、“迷彩服”、“紅馬甲”……他們並肩站在一起，守護千家萬戶，基層的組織力可見一斑。
“一直以來，浙江的基層治理，不只是強調政府控制力的簡單社會管治，而是多元參與的共治共建共享。”範柏乃說，基層社會治理不是社會管理，“治”體現的是系統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綜合施策。
群眾動員是社區工作的精髓，多年來對社會治理多元主體的培育，使得浙江在防控一線迅速形成了“街道幹部+社區工作者+網格員+小區業委會+物業公司+醫務人員+志願者”的隊伍，並實現參與人員統一公佈、工作統一調配、資料統一宣傳、服務統一駐社區的有序管理。同時，這樣的多元參與，使得浙江的基層疫情管控果斷、嚴格，但較少發生簡單粗暴、一刀切的硬隔離行為。
在防控初期，浙江多地村民自發創作編排說唱、快板、三句半、歌曲等，勸導人群不要聚集、做好排查登記等工作時，“鄉音大喇叭”深受好評；當防控進入關鍵期，多地誌願者形成物資採購組、生活保障組，每天為所在村和社區群眾做“代購”；在防控仍處於吃勁的關鍵階段，困難群體的生活更加艱難時，人們紛紛為孤寡老人、困難兒童、重病重參人員捐錢捐物……
多元主體構成的人民防線，不僅在基層一線守好門，更貼心暖心方便生活。人民防線之“嚴”，針對的是“病毒”和“疫情”，是精準的嚴、科學的嚴、暖心的嚴，是依靠群眾的嚴，是在法治軌道上的嚴，更是為了老百姓生命安全和健康幸福的嚴。
在基層治理的大網絡中，沒有人是孤島。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集體之間、個人與社會之間，就這樣息息相通、命運相連。
尊重首創帶來基層善治
浙南浙北民俗各異，山區海島發展不均。病毒來襲，各方高度緊張，基層形成疫情、社情、輿情相互交織的複雜局面。全省各地既有共性問題，也有個性化的矛盾。非常時期，如果只是機械地執行一種方案、一個套路，未必適用，有時甚至帶來反作用。
這時，各地出現了一批分外忙碌的人：杭州的武林大媽、湖州織裡的平安大姐、舟山的東海漁嫂……他們在街道巷陌、田間地頭、海島山村，幫助測量體溫，勸導佩戴口罩，為孤寡老人送上防疫物資，照料醫護人員子女的生活起居。一股根植於基層的溫情力量，給基層百姓帶來了安全感、信賴感。
“基層最懂基層。”範柏乃說，浙江的基層治理一直強調地方性，善於“因地制宜”。浙江提供了這樣的改革創新的土壤，基層組織、基層幹部、基層百姓不僅是執行者，更是實幹的創新者。
此次抗擊疫情的過程中，各地基層根據自身特點、各自優勢，頻頻亮招，收效良好。
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發源地桐鄉市，流動人口眾多，人員結構複雜，如何更好地約束新老居民在非常時期的行為規範？“早發現、早上報；勤洗手，戴口罩……”一份36字“抗疫公約”在高橋街道的新老居民間流傳開來。大家鄭重簽字，並按上了紅手印。這份“公約”，讓非常時期戴著口罩出門，逐漸成為一種道德自覺。
在商城義烏，為確保市場開市運行安全可控，以單個商位為基點，9個商位以九宮格的形式組成“最小單元管控”。圍繞最小單元，義烏配備了紅色服務、信息數據、應急處置、後勤保障等部門，當好商戶的店小二。
台州黃岩，“最多跑一次”向基層延伸，較早形成了基層代辦代跑服務。因為湖北返鄉人員眾多，基層防控壓力大，隔離人數多。黃岩推出了針對隔離人員的“紅色代跑”服務，村民點單，黨員代買代辦，保障居民正常起居。
危機時刻，各具特色的地方舉措成為抗擊疫情的重要補充，這是基層治理邁向成熟的標誌。
“這不是基層一時的急中生智，而是長期善治的成果。” 浙江省政協農業和農村委員會專職副主任孫勤明說，浙江在邁向現代化、城鄉融合的過程中，通過基層社會治理創新，村民、社區居民個體的契約精神、文明素養都在提高，這形成了基層治理的最大公約數。
對此，餘杭的社區志願者倪中南深有感觸。自己來杭經商、工作10多年了，不定期地參與社區志願服務。疫情來襲時，他深深感受到每個社區居民間命運相連。他在群裡發動參與志願抗疫服務時，被“我參加”的三字回覆刷了屏，報名人數遠遠超過了20人的所需量。
基層凝聚起來的這股力量不會就此消散。重大突發事件和利益衝突，正是社區共同體的試金石，也是推動基層治理的契機。
疫情的考驗，不僅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鏡子”，更為深化基層治理按下“快進鍵”。未來，社區還將面對各類大大小小的挑戰。經此一“疫”，擁有更多責任意識、情感聯繫的村民、居民個體，將成為打造社區命運共同體，推動基層治理創新的民意基礎和力量所在。
【記者手記】
戰“疫”中的守望
這個特殊的春節假期，我因為探親“滯留”在義烏市廿三里街道下朱宅村，經歷了一場防控疫情的村莊“保衛戰”。疫情來勢洶洶，打亂了鄉村的平靜安寧，但透過這場戰“疫”，也有新的發現：一方面，網格化管理、大數據排查等現代基層治理手段，展示出了讓人信賴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在農村基於熟人社會的傳統鄰里鄉情，依舊有著可靠的凝聚力和動員力。
以下朱宅村為例，這裡人員結構複雜，村民以外出經商、房屋出租為主要收入來源。村內新居民眾多，本地村民2000人，外來租戶卻有10000餘人。人員進出頻繁，村民自律程度各不相同，防控壓力可想而知。
接地氣、高密度的宣傳動員，貫穿著防疫工作的始終。從大年三十開始，在村裡每天都能聽到用本地方言和普通話，循環播放“戴口罩、勤洗手，測體溫、勤消毒，不聚餐、勤通風”的廣播。為此，家裡幾個還想聚餐的長輩，徹底打消了出門的念頭，改成了電話問候。
網格化管理排查“不漏一人”。“14天內有沒有去過湖北，是否有發燒咳嗽？”作為村莊的外來人員之一，我被村裡網格員連續“盤問”過兩次，一次電話來訪，一次登門對話，反覆確認了我的旅居史和健康狀況後才離去。親屬告訴我，這名網格員對網格內家庭的情況瞭如指掌，從垃圾分類到房屋出租，一清二楚。
大數據排查堵住“漏網之魚”。掃一掃二維碼，行蹤一目瞭然。在疫情防控最吃勁的階段，義烏採取了對復工返崗人員軌跡的數據排查，明確是否到過高風險地區，從而確定是否需要居家隔離。這一方面減輕了基層幹部的登記填報壓力，另一方面，對返鄉人員可採取更加精準的管控措施。
年初二，經過全村動員知曉後，下朱宅開始封閉式管理，僅留一個出入口。在這種環境下，因宗族、血緣百年來維繫著村莊的“鄉土情”，再度凝聚。卡口值班，日常巡邏等缺人手，村民報名參與義務值班。村民朱慶寶還掏出5萬元，包下了卡點的飲用水和泡麵費用。而新居民和本地村民間的隔閡少了，責任意識、情感聯繫多了，原本因新居民湧入陌生化的村莊，正成為新的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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