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詩詞歌賦向來是我們瞭解一個時代的重要憑據：讀《詩經·芣苢》可以瞭解先秦時期婦女參與農業採摘的情景，瞭解當時時代的重要作物；讀《北征》可以感受下層貧苦人民在安史之亂中的悲慘命運。同樣的，儘管寫作於南北朝時期，但是《孔雀東南飛》一詩點明瞭“漢末建安中”的時間限定，正是漢代走向衰落之時。
因此，品讀《孔雀東南飛》中各個主要人物的語言動作以及性格特點，對於輔助我們瞭解漢代女性的社會地位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從作品中故事發展的“請譴一被譴—拒嫁一殉情”脈絡中，焦母、劉蘭芝為代表的女性群體和焦仲卿、劉兄為代表的男性群體在整個事件中的自我表現，所持的態度，所起的作用可以看到：漢代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在家庭重要事務中決策權毋容置疑。
東漢名士樊英釋“妻”說：“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漢宣帝時京兆尹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憔”等，在某種意義上表現出漢代人在家庭關係中男女平等的意識。班固也曾經強調：“妻，齊也，與夫齊體。”也正是基於漢代女性社會地位的普遍提高的基礎之下，再去認識劉蘭芝的“請譴”和“殉情”，就會發現劉蘭芝選擇的悲劇命運必然性。
從政治角度看，漢代作為中國帝國時代的初期，儘管有董仲舒等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努力，但是由於儒家的理念還較為淳樸，在社會上還沒有特別廣泛地流傳開來，後世的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等對女性人格產生極大摧殘的封建禮教尚未出現，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終漢一代女性較之後世所擁有的較高地位：從政治角度來看，參與政治活動是漢代宮廷女性生活的一大特色，漢代后妃頻繁干政為其他朝代少有。第一個女性掌權者呂雉自不必說，漢代人對於呂雉的執政，亦視其為一代帝王，長久者影響著漢代的執政方針。
在稱呼上，漢代有以母親姓氏來稱呼皇族子弟的習慣。如漢文帝的女兒館陶公主，因其生母竇太后的緣故，被稱為“竇太主”：漢景帝長子劉榮隨母親慄姬被稱為“慄太子”；漢靈帝的兒子劉協，因由董太后撫養，稱“董侯”。與此同時，漢代多有婦女封侯，得以擁有爵位和封邑的情形。如漢高祖劉邦封兄伯妻為陰安侯：呂后當政，封蕭何夫人為鄖侯……這些都體現了漢代女性在政治舞臺上所擁有的極高籌碼，具有相當的政治地位。
從經濟角度來看，漢代婦女的較高地位是由於社會經濟生活及勞動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所決定的。尤其是以絲綢為代表的紡織業更是以女性從業者為主流，如劉蘭芝“雞鳴入機織”“三日斷五匹”，《陌上桑》的“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等著名的詩句充分證明了女性已經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已佔據著重要的地位。
與此同時該時期也出現了不少以女性為戶主的現象，證明女性擁有獨立養活自己及家人的能力，更充分佐證了女性地位較高的事實。
在文化角度來看，漢代在中國的歷史上是藝術大發展時期，文化上廣開包容、兼收幷蓄。婦女的參與文化活動逐漸活躍，出現了以唐山夫人、班婕好、班昭、徐淑和蔡琰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漢代女性文人，班昭和蔡琰等人的作品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在中國古代史中幾乎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黃金時代”。
我們據此可以認為漢代上層女性已具備很好的接受學識教育和藝術教育的機會和方式，為漢代女性自主意識的提高在文化啟蒙上奠定了的基礎。如劉蘭芝“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正是這樣一種開放包容，文化繁盛的社會風氣的體現。
由於漢代女性在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顯著貢獻，使得這一時代的女性的自主意識逐漸提高和加強。在《孔雀東南飛》中，幾位女性在作品中表現出或顯或隱的自主意識，正是女性地位提高的無形的、深層的表現：
女性自主意識的覺醒
《孔雀東南飛》中，女主人公劉蘭芝的自主意識表現得最為突出，在貫穿全篇的對話中，可以看到，劉蘭芝對丈夫、公婆、小姑、兄長和母親講話時的態度與語氣各不相同，正是在這種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勤勞、善良、備受壓迫而又富於反抗精神的外柔內剛的個性。
“請遣”是其作品中自主意識的開始，雖然後人在成書“小序”中述為“為仲卿母所遣”，但在原文“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中可以看出，劉蘭芝的自主意識非常強烈，當知道“君家婦難為”時，毅然“請遣”。焦母對兒子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此“舉動自專由”既是焦母對兒媳的評價，恰是這個評價準確地彰顯了劉蘭芝的富有主見和自主意識的覺醒。隨著事態的發展，又從劉蘭芝“嚴妝辭婆”的穿著打扮“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踏。指如削蔥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來表現其自信、自尊的美麗形象。劉蘭芝的自主意識還從家母的言辭中可見一斑：“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自己的母親對女兒的選擇沒有辦法說服，只有辭謝媒人，“老姥豈敢言”。對自己的兄長的勸說，“蘭芝仰頭答”，沒有絲毫的怯懦之態。就連在即將走向死亡時，也是表現得讓七尺男兒羞愧不已，作為一個剛烈的女性，先於自己的丈夫選擇了死亡“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才有了焦仲卿的“自掛東南枝”。
強權母親的控制慾
焦母在作品中不但是女性在家庭地位提高的代表，而且是女性強權形象的代言。從對兒子和兒媳的言語和態度中凸現其對兒女婚事的強烈支配慾望。應該說，在“請遣”和“被遣”之間，一個是家庭中的女性強權家長，一個是自尊和自主意識強烈的兒媳，是兩個同樣優秀的女性之間的較量。
遣送如此出色的兒媳只是“何乃太區區”，“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當焦仲卿給妻子辯護時，焦母“槌床便大怒”，叱責兒子“何敢助婦語”。就在劉蘭芝辭謝“上堂謝阿母”返回孃家時，焦母仍然是“阿母怒不止”，寥寥數語將一個蠻橫、跋扈和強權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與當代熱點的“婆媳之爭”如此相似，描寫得惟妙惟肖，讓現代人也具有很強的代入感。從側面也反映出漢代女性地位與當代社會更為接近。
父權與夫權的暫時失語
在劉蘭芝與焦仲卿的婚姻大事決策中，作為男性的群體的焦仲卿父子和劉蘭芝父兄所代表的父權、夫權表現出的“失語”及其突出和明顯。《禮記》曰：“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焦母就應該聽從兒子的，豈能聽任母親將愛妻打發。劉家的情形自不待言，“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劉父和劉兄在家庭大事中的失語顯露無遺，劉母在文中雖然沒有親家專橫，但其在家政大事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不容忽視的。
“阿母謝媒人”“阿母白媒人”，劉蘭芝的二次提親都是其母在張羅和出面，而未見其父。再看劉兄其對妹再嫁之事的態度：“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汝身。”僅僅是無奈和悵然的、甚至語重心長的對其妹的選擇做了入情入理的權衡和判斷，根本沒有“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的現象發生，看來只是劉蘭芝給焦仲卿稍加壓力而已。劉家男性豈有“暴如雷”和“逼迫”之情，劉氏男性在家政大事中的失語是一種暖暖的家庭溫情，與現代的諸多婚姻情形亦有共通之處。
最後
總結而言，劉蘭芝生在漢代較為寬鬆的社會環境之下，培養了她自尊自強的自主意識，促成了她敢於追求自我，追求理想愛情的勇氣，但也正是這種真實的人性渴望加速了劉蘭芝在封建社會的隕落。如劉蘭芝再嫁，則像其夫所設言“卿當日勝貴”，其兄所想“足以榮汝身”。面對世俗所趨的榮華富貴視若浮雲，為了自尊和追求愛情，寧可捨棄一切，甚至生命。
劉蘭芝的抗爭只是一種合理的人性要求同違背這些要求的封建禮教之間的一種不自覺而且沒有出路的衝突。因此，她的死，是歷史的必然要求與這個要求實際上不能實現的產物。劉蘭芝作為東漢時代女性中的佼佼者，具有自主意識和反抗精神的時代女性，毅然選擇了“舉步赴清池”的結局，體現了她追求自由追求美好愛情的崇高理想和決不屈服的性格，唱響了一曲悽美纏綿、婉轉動人的愛情讚歌。令當時“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後人扼腕嘆惜，經久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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