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河對岸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實施變法以圖強。作為地處中原腹地，強敵環伺、疆域又最為狹小的戰國七雄--韓國，其地緣政治最為險惡。為了圖存，韓國也不得不變法，雖各國的變法主導者主要都為法家思想流派，但其變法的著重點並不同。韓非子在總結戰國法家思想時，就坦言道：商鞅重法、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
“術”，即是君主統治的權謀，申不害認為君主的最大威脅並不是敵國勢力，而是國內的大臣。故而，申不害主張“術治”，即通過加強對官員的考核與監督以鞏固君權，實際上就是背離道德傳統，而提倡一種特務統治。
傳統儒家提倡的君臣關係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可以說是君權時代的唯一正道，也是歷朝歷代都不得不遵循的“治國以正”。而“術治”卻違背正道，儘管歷史上有很多帝王很喜歡耍弄權術，但絕沒有如此堂而皇之。因為，“術治”的必然結果是：君使臣以詐，臣事君以奸。君主跟大臣鬥心機、耍計謀，國家必然遭受劫難，而走向衰弱。
韓昭侯與申不害，表面上看是能君賢臣，使得弱小的韓國強盛一時。但實際上，卻為韓國的徹底衰弱埋下了禍根。以君主一人之心力，又怎麼能鬥得了整個官僚集團，能當官的都是有相當智商的，表面上是君主聖明，玩控群臣於股掌之間。實際上，往往是臣子把君主玩了。
在《戰國策》中就記載了一則故事，魏國圍困了趙國都城邯鄲，趙國向齊國、韓國求救，韓昭侯拿不定主意，就詢問申不害。而申不害也摸不清韓昭侯心意，怕自己的意見不合韓昭侯的意，便對韓昭侯說：此是國家大事，容我深思熟慮。隨後，申不害就鼓動韓國著名辯士趙卓、韓晃，讓他們向韓昭侯進言，陳述救趙之利弊，而申不害在旁觀察韓昭侯的態度。最終，申不害摸透了韓昭侯的心思，而進諫伐魏救趙。韓昭侯果然很高興，愉快地聽從了申不害的意見。
而作為我國曆史上最負盛名的聖君--李世民，實際上也喜歡玩權術。據《資治通鑑》記載：...上（李世民臨終之際）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將李勣貶官），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唐初，有丞相之職），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
而李勣又是何等的聰明，又豈能看不透，結果接了詔書，家都沒回，直接赴任了，李世民的“聰明之舉”讓李勣的內心徹底涼透。李世民去世之後，李治即位，是為唐高宗，同年就將李勣召回，拜為尚書左僕射。而李治性格仁弱，缺乏主見，在那場著名的“廢王皇后而立武昭儀”的事件中，一直拿不定主張。於是，李治私下徵詢李勣的意見，李勣回答道：這是陛下的家事，何必問外人？於是，李治才下決心廢了王皇后。
李勣不願參與“廢后”事件，實際上就是對李世民耍弄權術的“投桃報李，這一事件也給此後的李唐宗室幾乎帶來滅頂之災。
明朝崇禎時期也是一樣，皇帝想與後金（滿清）議和、想遷都南京，從客觀條件上來講，這都是比較理性的選擇，但就是沒有大臣願意附和。以致，崇禎惱恨：文臣個個可殺。而明末的政治之所以如此僵化、敗壞，本質上也是“術治”的必然結果。
申不害的“術治”雖一時加強了君權，但從長遠看，卻使得韓國的政治變得烏煙瘴氣、渾濁不堪，君臣開始離心離德、勾心鬥角，自此韓國不斷內耗，再也沒有能力爭霸圖強。申不害不但毀了韓國，也給此後的政治帶來了極為嚴重的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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