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利：除了“EVENT201”美國2019年還有兩場“防疫”演習
國內民眾大部分都知道，為了應對疫情爆發，美國2019年10月組織了“Event—201”公共衛生危機應對推演。而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出席，使此次推演在新冠疫情爆發不久就被國內媒體廣泛報道，並引起人們多種聯想和推測。但是近期筆者發現，除了“Event—201”，2019年美國還搞了兩場更加“逼真”的應對公共衛生危機演習。
一、以中國首先爆發為背景的“赤色傳染”（Crimson Contagion）
據3月20日《紐約時報》披露的一份美國官方秘密文件顯示，2019年1月至8月16日舉行，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HHS）發起組織了一場代號為“赤色傳染”（Crimson Contagion）的推演。演習以中國最早出現病毒為模擬情景，來自美國12個州和五角大樓、國家退役軍人事務部和國家安全委員等至少12個政府部門的官員，美國紅十字會、護士協會、多家保險公司以及包括梅奧醫院在內的大型醫療機構也受邀參加。演習包括四個步驟：2次桌面推演、1次研討會，8月13—16日舉行全面演習。
令人恐怖的是演習想定的模擬情景：2019年1月，一個35人的外國旅行團在中國玩了一大圈後從拉薩機場啟程回到澳大利亞、科威特、馬來西亞、泰國、英國、西班牙和美國等遍佈世界各個地區的多個國家 。旅行期間，有部分遊客出現感冒症狀。其中一名來自芝加哥的52歲男性到家後，出現無力乾咳症狀。恰好回家當天，他17歲的兒子與其見面後被感染，但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孩子於當日參加了一場大型公共活動，導致一種“新型流感病毒”在美國傳播。
在演習中，疫情出現後，美國疾控中心（CDC）立刻宣佈實施隔離政策，要求僱員居家辦公，學校關閉。美國政府其他部門則開始就隔離和封城相互扯皮都不願擔責；一些學校不願停課，因為僅一個伊利諾伊州停課就會影響到全州21%的人口，每週損失4000萬美元；醫院為醫療物資短缺而傷透腦筋……。疫情爆發47天后，世界衛生組織宣佈病毒大流行，但已有1.1億美國人感染，超過770萬人住院，死亡586,000人。演習結束後，2019年10月演習組織者HHS向美國國土安全部、白宮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等核心部門提交了報告。
後來的真實情況是，2020年1月21日下午，美國CDC發佈聲明，確認美國首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患者30多歲，男性，為華盛頓州斯諾霍米什縣居民，1月15日從武漢返回美國。截至美國當地時間3月23日下午2點26分，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數據庫顯示，美國全境總共報告41511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芝加哥疫情較為嚴重，伊利諾伊州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2020年2月25日前後，特朗普宣佈“美國疫情尚在掌握之中”。3月17日特朗普稱：早在世衛組織宣佈之前，就已經意識到這是一場全球性大流行病。《紐約時報》對此評論稱“因為美國政府早就對未知病毒在美國的傳播路徑進行過預判和演練，所以這或許就是特朗普能夠這樣說的根本原因。”
二、以德國首先爆發為背景的“泰格爾機場之疫”
2020年3月7日兩名演習參與者Samuel Brannen 和Kathleen Hicks驚歎於演習“太逼真”而在politico網站披露演習內容。由於作者在文章中沒有介紹演習的名稱，為敘述方便結合演習想定，筆者將其稱之為“泰格爾機場之疫”。
根據作者介紹，演習同“EVENT—201”一樣於2019年10月，由美國著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在華盛頓特區總部組織。約20名來自全球衛生、生物科學、國家安全、應急響應和經濟學等領域的專家參加，目的是對美國應對全球衛生挑戰的方式進行壓力測試提出對策建議。
演習假設一種由研究實驗室製造的病毒因故意或非故意原因在歐洲被洩露。病例最早出現在德國柏林泰格爾機場（Berlin Tegel Airport），一名受感染病例經過該機場，此時發生第一次病毒傳播，之後此人前往紐約肯尼迪國際機場及其他目的地，病毒繼續擴散。自首次發生人傳人案例後的三個月，病毒迅速在歐洲、北美、東北亞和中東地區傳播。研討設定病毒具有很高的傳播能力，殺傷率是3.125％。
疫情爆發後，美國政府首先採取發佈旅行禁令和封閉邊境等短期措施來減緩擴散，但這些措施並沒有減慢病毒傳播速度，因為病毒已經開始通過國際航空進行傳播，並進一步發生人際傳播。
研討還罕見地假設病毒攜帶者出現嚴重症狀之前就已經具備傳播能力，因此各國政府發現自己的措施難以控制病毒傳播的速度。旅行禁令導致國際合作惡化和貿易中斷，經濟受到打擊。各國開始利用財政和貨幣手段刺激經濟，以改善市場狀況、支撐經濟增長。研討還展示了疫情爆發三個月後的世界圖景：各國政府、生物研究機構和製藥商競相開發治療方法和疫苗。但鑑於研究及人體測試準備工作耗時很長，因此需一年多時間才能實現。研討結束為美國政府提出了4條對策建議。
研討假定了兩個特殊場景：一是疫情爆發後，美國領導人根本沒有將健康作為國家安全問題來重視浪費了最佳時機，各國亦將國內利益放在首位，疫情無法控制後才進行協調合作。另一個是並不清楚誰是這場疾病爆發的幕後主使，也不清楚它是意外還是有意為之，因此全球環境受到了更大的影響。由於演習與新冠疫情爆發後的真實情況極為相似，以致作者在寫文章時用了《我們預測了冠狀病毒的世界性流行，以下是決策者接下來可能看到的局面》（We Predicted a Coronavirus Pandemic. Here’s What Policymakers Could Have Seen Coming）的題目。
2019年美國在一年內搞了3場抗疫演習，都是想定一種新的“冠狀病毒”，但設定的來源途徑不同。“赤色傳染”設定的是首個病例在中國出現，主要症狀是發燒、乾咳（類似新冠肺炎的症狀），由“新型流感病毒”引起。“EVENT—201”設定的是一種從蝙蝠到豬再到人的新型人畜共患冠狀病毒CAPS，它比SARS致命，又像感冒一樣容易傳播。“泰格爾機場之疫”設定的是一種由生物實驗室製造的冠狀病毒因故意或非故意原因在歐洲被洩露。
三場演習分別由主管衛生事務的官方機構——HHS、疫情研究最權威高校——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著名智庫——CSIS組織。官方機構組織的、層次最高的“赤色傳染”只有美國內部人員參加，另兩場由高校和智庫組織的演習則包括其他國家人員參加。三場演習分別設定於亞洲（中國）、歐洲（德國）、南美洲（巴西）三個與美國聯繫極為緊密最有可能傳播的國家首先爆發。
從目前的美國疫情來看，上述演習的設定及其結論與現實的吻合度較高。不禁要問：為什麼演習對於美國應對當前新冠疫情並沒有起到什麼明顯的作用，反而卻在疫情判斷、醫療資源儲備、應急響應等方面產生了諸多明顯問題？關於接下來疫情需要多久、甚至能否得到有效抑制的問題，目前前景仍不明朗。但筆者認為，有一個原因是值得肯定的：在對生命與經濟之間進行排序時，美國執政者的策略出現了重大的選擇性失誤。在這種情況下，專家的預警和預判能起到多大作用，便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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