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歲，在古代這樣的孩子一般都在學堂裡讀書或者早早地跟著父母進行工農業的生產。宰相，作為輔佐君王的眾臣子之首，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果不是甘羅，恐怕不會有人會將這兩個詞聯繫在一起。
十二歲的宰相？這在講究論資排輩的古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甘羅卻成功的做到了。這當然不可能僅僅是因為他的才華，從某種角度上來說，甘羅十二歲拜相是當時各種特殊的社會條件相互作用的結果。
一、秦國對兒童教育非常重視，秦國的幼童往往能接受到比其他國家更好的教育，這使得甘羅從小就打好了才華基礎，再加上先秦時期的各大顯學都提倡出世成就功業，所以甘羅雖然年幼卻也有可能參與國家大事
相傳扁鵲雲遊天下，治病救人是根據當地的習俗來規定自己的救治範圍。路過邯鄲時聽聞當地人尊崇貴婦人，就只給貴婦人治病；路過洛陽時，聽說當地人尊重老人，就只給老人治病；而他經過咸陽時則給孩子治病，可見秦地對孩童的喜愛。由此縱然秦地尚武，對孩童的文化教育也是十分重視的。
而秦國君主自秦孝公以來就喜愛招賢納士，諸子百家紛紛入秦，不僅深刻地改變了秦國的思想氛圍，諸子百家的思想精華也對孩童起到了積極的薰陶作用。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儒家思想重視個人的社會參與。《中庸》曰：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由此可見“智、仁、勇”是孔子培養“君子”的三大標準，三者通達就能“兼濟天下”，而“中庸”是三者的實現途徑。孔子認為“仁”是“君子”必然追求，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仁”集中體現了孔子對於人的哲學思考，“仁”是一種道德修養，具有各種表現形式，體現在生活之中的各個方面，《里仁》曰：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之？”
生活在具有仁德風氣的地方是美好的，能夠陶冶情逸。《論語》之“仁”，關鍵在於“他人”。這個“他人”就是整體主義，為了實現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的目標，孔子認為個人需要確保自身行為符合其社會角色要求，把社會整體放在第一位。
而墨子與墨家學派同樣聲勢浩大，超法逸道而直與儒家相抗衡。
墨家在政治上主張“尚賢”，要求教育要培養“賢士”，以備擔當治國利民的職責。
在墨家的一系列理論中，“兼愛”原則乃是貫穿一切和決定一切的通用思想，是墨家思想體系賴以存在的社會倫理基礎。因此墨家教育培養的“賢士”必須奉行其“兼愛”學說因此“賢士”又叫“兼士”。墨子認為賢士或兼士在位，能夠利國利民。
同時，“兼士”重要視知識技能。墨家重視知識技能首先體現在教育的內容上。《墨經》不但包含認識論等社會科學範疇的內容，還包括了光學、力學等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甚至涉及到了建築等日常實用知識。
譚戒甫就在《墨經分類譯註》一書中將《墨子》大致分出了名言類、自然類、數學類、力學類、光學類、認識類、辯術類、教學類、經濟類等。
與先秦諸子的著作不同的是《墨子》中涵蓋了大量的自然科學的知識，這與墨家把物質資料的生產放在社會生活的第一位息息相關，自然科學技術對物質資料的生產有著直接的影響，理所當然的被墨家所重視，墨子在諸如力學、光學、幾何學等方面的造詣遠遠超過同時代的西方國家。
墨子關於自然科學教育內容之豐富，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絕無僅有，他的科技教育思想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濃重的一筆，在世界科技教育史上也居於遙遙領先的地位。
儒墨兩大顯學都肯定了教育和入世的價值，再加上秦國對兒童教育的看重，因此，在秦國特殊的環境下，甘羅被培養成了一個知識淵博，以天下為己任的少年宰相併非不可能的事。
二、甘羅能夠十二歲拜相，呂不韋居功至偉，正是因為呂不韋非常重視人才，擅於發現人才，運用人才，甘羅才得以獲得機會展示自己的所學，併為秦國立下汗馬功勞，雖然不能說甘羅拜相是呂不韋所賜，但呂不韋無疑是甘羅成長路上的最大助力
甘羅能夠少年拜相，除了秦國重視兒童教育的大環境外，有一個人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呂不韋，戰國末年的秦國丞相。
呂不韋善於鑑識人才：
在其通達時看他行什麼樣的禮；在其成為達官貴人後看他舉薦什麼樣的人才；在其富裕時看他養什麼樣的人，聽他的話看他是否能落實在行動中，看他業餘時間有什麼愛好追求；在其學習時聽他都說了些什麼，在其窮困之時看他是否能不接受不義之財、是否不做不義之事；
使其興奮看他能否堅守一種信念；使其娛樂考驗他是否邪僻不正；使其發怒看他是否有自我約束力；使其恐懼看他是否有堅定的意志力；使其悲哀看他是否能振作、奮起；使其受苦難看他是否有大志。
這是呂不韋鑑別人才的方法。
甘羅幼年失去雙親，爺爺雖曾為宰相卻也因新王上臺而失勢，可以說他的童年是在風波中度過的，但是這卻並沒有影響其為自己拼搏的心，大抵符合呂不韋對人才的定義了，這也是他為什麼能被呂不韋看重在其門下做門客的原因。
呂不韋善於用人之長，不求全責備。他認為任何事物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優點和不足，人也不存在十全十美者。
就連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武這樣的聖人也存在著被世人非議的地方；作為千里名馬的飛兔、要褭也有馬力不足的時候；如果用墨斗的直線來衡量木材的話，那就很難找到合格的樹木，宮室就難以建成了。如果用十全十美的標準去選拔人才，那就舉世難尋了。
除此以外，呂不韋還是《呂氏春秋》的主編者，雖然《呂氏春秋》是由其組織門客編撰而成，但《呂氏春秋》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方面價值巨大，為統一後的秦國提供治國方略。
在《呂氏春秋》一百六十篇文章中，關涉人才問題的就有三十餘篇，幾乎佔五分之一，這在先秦諸子中是絕無僅有的。其對先秦的人才思想作了總結，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呂氏春秋》是我國第一部較為系統的人才思想著作。
而正是因為對人才的看重，呂不韋才得以慧眼識英，發現了甘羅這樣的少年奇才。
在甘羅初向呂不韋請求說服張唐出使燕國時，呂不韋認為其年幼不成大事便呵斥他退走。但是在之後與甘羅的一席話中，他也不得不為其的才辯所折服。縱使甘羅才十二歲，不符合古代所推出的德行與年齡配位的想法，他還是相信他讓他去說服張唐。後來更是舉薦其去出使趙國。
而甘羅也不負所望的不費一兵一卒為秦國拿下了十六座城池。而也正是呂不韋成了甘羅進身之階的引路人，才讓其一步步地達到了上卿之位。
三、甘羅能拜相的真正原因在於他特殊的身份，甘羅的太爺爺甘龍是秦孝公時期反對商鞅變法的老秦人的首領，爺爺甘茂是秦惠文王時期的重臣，也是老秦人的代表，秦王拜甘羅為相其實是想借此獲得老秦人的支持，以便對抗秦國朝堂上的其他勢力
促成甘羅拜相的關鍵原因在於他自己特殊的身份，甘羅的太爺爺甘龍是秦孝公時期反對商鞅變法的老秦人的首領，雖然甘龍最終失敗，但從惠文王不得不殺商鞅以平老秦人之恨來看，老秦人再秦國朝廷還是很有影響力的，這種影響力自然被甘羅繼承。
此外甘羅的爺爺甘茂為秦國第一任丞相。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一個篇目是“有意味”的排列順序，《史記·樗裡子甘茂列傳》上接《商君列傳》《蘇秦列傳》《張儀列傳》，下啟《穰侯列傳》《白起王翦列傳》，表明司馬遷肯定了樗裡子和甘茂在秦國逐步崛起的歷史進程中“東攘雄諸侯”之功勞。
他又將甘羅的人生經歷附於此篇之後，一方面體現了甘羅作為甘茂之孫，與甘茂的血脈傳承關係，另一方面也表現了甘茂作為甘羅的爺爺給孫子所帶來的巨大影響。
司馬遷這種以小見大的編寫方式，使《史記》中的每一篇目都具有獨特的史學內涵及敘事特徵。司馬遷在《史記·樗裡子甘茂列傳》中提到甘茂：
“學百家之說，閱古今之文”
由此可見甘茂在學問上算得上是一名大家。
秦武王想要討伐周王室，甘茂為秦國約魏伐韓，在宜陽之戰中獻出的計策使甘茂在秦國得到重用。但是受到友人公孫侈之託，便向秦王勸說解除韓國雍氏之圍。雖然成功解救了韓國，但是他因害怕被秦王發現自己與韓國的公孫侈見過面，便在秦王伐魏之時，藉機逃到齊國避難。
在齊國其間，他遇見了蘇秦的弟弟蘇代，為了讓蘇代幫助自己仍在秦國的妻子能和自己一起來到較為安全的齊國，他甚至願意做蘇代的侍童為他掃室布席。甘茂在逆境中仍然牽掛妻子，也體現了其溫情的一面。
相傳甘茂的一位親戚憑藉與其的關係當上了一個小官，在其所在的村子裡大收賄賂。甘茂知道後主動檢舉了自己的親戚並向自己的族人告誡道不要接受不義之財，接受了不義之財名聲就會被毀壞。
甘茂的時期，老秦人已經逐漸衰敗，但由於甘茂自身高尚的德行和卓越的能力，甘氏一族的影響力不僅沒有隨著老秦人的衰落而萎縮，反而越發擴大，甚至超出了秦國一隅之地，能夠影響到整個天下。
而甘茂死後，由於甘羅父母早亡，所以甘氏一族所有的榮耀和影響力都彙集到了甘羅一個人身上，恰巧彼時的秦王嬴政內受制於華陽夫人等楚國外戚，外受制於呂不韋等秦國新貴族，藉助甘羅在老秦人中的威望和影響力破局，成為了秦王嬴政的最佳選擇。
由此可見，一個人的成功往往不是一個因素所能促成的，甘羅能十二歲拜相，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是秦國重視兒童教育的社會環境，呂不韋對人才的愛護和自身特殊的政治地位共同促成的結果。
參考文獻：
《呂氏春秋》
《史記》
《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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