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楚七国之乱:虽是汉景帝时的危机,却带来了汉朝的新生

吴楚七国之乱:虽是汉景帝时的危机,却带来了汉朝的新生

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美人心计》讲的是以西汉窦太后为原型的故事,但其中却有不少的历史错误。在汉景帝刘恒病重时,作为皇后的窦漪房为了震慑群众便说曾经怀疑朝堂上是替身的吴王刘濞因犯上作乱已被铲除。可若是吴王刘濞在这时就没了,那在汉景帝时以他为首发动的吴楚七国之乱就不会发生了,汉朝的历史也多少会被改写。吴楚七国之乱,是发生在汉景帝时期的一次叛乱,是汉朝的一次危机,但同时也是汉朝由“无为”向“有为”转型的一次新生。

一、危机:七国之乱的爆发和平定

1. 爆发的原因

中央集权的削弱,是造成吴楚七国之乱的重要因素。在剪除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刘邦并没有乘势强化中央集权,而是用同姓诸侯王取代异姓诸侯王。除朝廷直辖一部分郡县外,他将全国大部分郡县分封给自己的九个子弟,建立九国,以此拱卫中央,共保刘家天下。这就是刘邦在汉初所确立的郡国并行的政治体制。它虽排除了异姓诸侯王的割据,但也给同姓诸侯王发展割据势力大开了方便之门。

尽管同姓诸侯皆刘家骨肉,但在封建私有制下,受其各自根本利益的驱使,势必会走向同朝廷相对立的道路,成为中央政府的威胁。因此,汉文帝和汉景帝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巩固中央集权。但是,权力一放便难以收回,一收则必然引起矛盾激化。

在景帝即位后,晃错上《削藩策》,力主直接剥夺诸侯的部分郡县转辖中央,并指出当时的形势有如何严峻。景帝于是下定了决心,削了楚王刘戊的一郡、赵王刘遂的一郡和胶西王刘卯的六县。矛盾立刻激化了起来,这也成为了七国之乱的导火线。

吴楚七国之乱:虽是汉景帝时的危机,却带来了汉朝的新生

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正月,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吴楚七国之乱并非因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深刻复杂的社会危机,而是由于刘姓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是由于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完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不当导致的,是由于刘邦大封子弟、削弱中央集权并在客观上强化诸侯王国势力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2. 平定的过程

吴楚七国之乱打着“清君侧”的名号爆发,其来势汹汹,仅吴国就动员了20余万大军,其他六国也无不全力以赴,并阴谋与匈奴、南越相勾结,顿时扰乱了大半个中国,大有一举吞灭西汉王朝之势。西汉朝廷立即陷入惊慌失措的状态。景帝听信了谗言,杀了献削藩之策的晃错以谢七国,并答应退还诸侯的削地;但七国仍不肯罢兵。

朝廷无奈,不得不诉诸武力,派太尉周亚夫和大将军窦婴统率数十万大军东征,一决雌雄。战事的进展出人意料地顺利。不到三个月时间,周亚夫指挥汉军,一举歼灭叛军主力吴楚联军30余万。紧接着,又陆续消灭了—其他叛军,所有参与叛乱的诸侯王都一一伏诛。匈奴和南越正在窥探形势,尚未来得及出兵。七国之乱就此平息,全国大局从而稳定,西汉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得到了恢复。

由于汉朝前期休养生息政策带来了丰厚的物质和人口的基础,以及名将周亚夫出色的指挥和西汉中央朝廷得当的策略,七国之乱被迅速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带来的危局过去后,汉朝开始有了新生的萌芽。

二、萌芽:七国之乱后采取的措施

七王之乱被平定后,汉景帝和汉武帝乘着有利的时机,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和控制诸侯王势力发展的措施,重新确立了皇权的专制统治地位。

1. 大削诸侯王的封域

吴楚七国之乱平息后,汉朝乘势打击诸侯王国的割据势力。首先将参与这次叛乱的诸侯王国废除,收回其全部郡县,不再续封其后,即有个别需要续封者,封域也不过是一郡之地。其次对未参加这次叛乱的长沙、燕、代等国,将其所辖边郡一律收归中央,加强统一的边防建设和管理,削弱这些诸侯王国的实力,杜绝其同匈奴和南越的直接交往。

对于在这次平息叛乱中建立了特殊功勋的梁国,于公元前144年(景帝中元六年)梁王刘武病殁之时将其一分为五,分别立刘武的五子为王,以化大为小。对于新册封的诸侯王,不再给予辽阔封域。至此,所有新旧诸侯王的封域都不超过一郡之地,较汉初大为缩小,失去了同朝廷相抗衡的基础。

2. 取消诸侯王的一些主要特权

公元前147年(景帝中元三年)下令“抑损诸侯,减黝其官”,诸侯王不得再享受与皇帝大体相似的各种权威。与大削诸侯王的封域相适应,将王国降格为和汉郡相同的行政单位,王国的行政由内史治理,军事由中尉管理,官吏任免权与汉郡相同,山海之利和铸币权等都收归中央,诸侯王“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诸侯王特殊的政权、财权和军权被剥夺了,这使他们失去独立、割据的各种条件。

3. 彻底瓦解诸侯王的势力

吴楚七国之乱:虽是汉景帝时的危机,却带来了汉朝的新生

继景帝之后,汉武帝更加大刀阔斧地瓦解诸侯王势力,于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下达“推恩令”,令每一个诸侯王只保留数县之地,将其余封地划分为几个至十几个侯国,分封给诸侯王嫡长子以外的子孙。侯国仅相当于一县之地,隶属于汉郡,不归诸侯王治理,从而进一步瓦解诸侯王的势力。不久,武帝又严格限制诸侯王同其官吏之间的关系和行动,使诸侯王的处境更加孤危。至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武帝通过酎金夺爵的方式,一次就剥夺了106名列侯的爵位,将大量的侯国封地收归中央。

在吴楚七国之乱被平息后,汉朝统治者趁着大好机会采取了大削诸侯王国的封域、取消诸侯王的一些主要特权、彻底瓦解诸侯王的势力等措施,为尔后汉王朝的转型和新生提供了萌芽的充足条件。

三、新生:七国之乱带来的转型

在七国之乱后采取了一系列削弱、控制诸侯王国势力发展的措施,重新确立了封建皇权,使得汉王朝萌芽出勃勃生机

1. 郡国制向郡县制转变

因为汉武帝对诸侯王势力的瓦解,地方诸侯王国势力被削弱、地位遭到贬损,已经与郡县无异、接受中央的直属领导。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除了都城附近的七郡外,汉武帝把全国分为了十三个监察区域,每个区都设刺史巡察吏政,检举不法的诸侯国官吏和豪门世家。至此,诸侯王名存实亡,有封土却不治民,与汉郡无异,

汉初郡国并行制实际已经变成郡县制,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

2. 经济集中统一调度

七国之乱前,由于中央采取“无为”的经济政策,对各诸侯王经济上的放权,使得其独立发展本国经济,拥有与朝廷平分秋色的经济实力,大汉王朝的经济发展显现出区域化、多元化,严重阻碍了中央王朝对经济的统一调度,无法有效操控王朝经济命脉。

七国之乱平定后,对诸侯王势力的沉重打击,为汉武帝集中经济统一调度权提供了政治保障。统治者意图利用大好时机,收回经济集中统一调度的所有权利。武帝即位后,国家经济进入了高度集中的状态中,他对财政、赋税、货币金融、资源、市场实行了全方位的强控制。汉武帝对货币的铸造、发行强制控制,对盐铁业等主要工商业的官营垄断,对经济秩序的的宏观调控,改变了以前“无为”的经济政策,调整、规范了统一王朝的经济制度。

3. 促进武帝时“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西汉从高祖到武帝初年,基本上是以黄老无为思想作为政治指导思想的,一方面在黄老无为思想的指导下,刘氏政权稳固,经济殷实,但另一方面推行黄老思想所导致的社会问题己初见端倪,逐渐暴露。黄老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不能有效约束和控制社会上产生的多元思想文化,成为吴楚七国之乱的思想根源。因为七国之乱,建立“大一统”王朝思想文化统一的重要性便凸现了出来,这就为后来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和完善提供了先决条件。

吴楚七国之乱:虽是汉景帝时的危机,却带来了汉朝的新生

4. 由和亲向威震匈奴转变

汉文帝和汉景帝时,统治者虽有心用武力威慑匈奴,但疲于与朝廷貌合神离的同姓诸侯王进行政治斗争,而不能尽全力攘外,只能以和亲、互市的手段维持着边境的相对安宁。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朝廷“内忧”得到解决,为北击匈奴提供了政治保障。汉武帝时,对待匈奴便从汉朝和亲的阶段,转变到武力威慑的阶段。

吴楚七国之乱:虽是汉景帝时的危机,却带来了汉朝的新生

结语

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武帝对诸侯王政治打压、经济限制,使诸侯王实权基本被架空。到武帝时,没有了诸侯王的掣肘,加强中央集权得心应手,主要表现为郡国制向郡县制转变、经济实现了集中统一调度、“大一统”思想逐渐形成和对待匈奴由保守的和亲向武力威震转变。西汉王朝统治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型得以实现。

汉初以来诸侯王分裂割据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中央集权得到全面强化。西汉王朝进入一个高度繁荣昌盛的时期,击败匈奴,开拓边疆,建立起在我国历史上、也是当时世界史上最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帝国。七国之乱,作为汉景帝时期带来危机的诸侯国叛乱,却给汉王朝由“无为”

“有为”的转型带来契机,带来了汉王朝的“新生”。

引用文献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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