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60年前，有一部历史话剧成了“现象级”作品，轰动京沪，风靡全国。
话剧的名字叫《甲午海战》，不仅这部剧本身具有诸多的开创性，比如这是第一部反应甲午海战的戏剧；第一次在舞台上让“邓世昌”喊出“撞沉吉野”；受到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的肯定；从某种程度上说，还催生了电影《甲午风云》……
更重要的是，由这部话剧还带来的诸多“意外成果”，比如引发新中国第一次有关甲午海战的大讨论，特别是田汉主持吴晗等学者参加的座谈会；邓世昌嫡孙等后裔前往观看，留下了有关邓世昌遗物的珍贵线索；话剧主笔在创作过程中，留下一份珍贵的北洋海军水兵口述资料……
《甲午海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话剧团编演的第一部话剧，被称为“建团开创、奠定基业的话剧。”
如今主创人员都已年近百岁，我们有幸采访到了话剧团的首任团长、这部话剧的导演张风一，话剧主笔朱祖贻，话剧团演员、第三任团长王洪武三位老人，讲述这部传奇话剧的幕后故事。
话剧《甲午海战》剧照。60年前的美工，今天看来依然精彩。
“话剧团急需一部自己的作品”
1958年，原海军各舰队的文工团撤销，东海、南海、北海三大舰队文工团的一部分人员归建到北京海军机关的海政文工团。
朱祖贻由此离开东海舰队，来到北京。
1959年末，海政文工团扩建为“三团一室一队”，包括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编导室、曲艺杂技队。
其中话剧团下设编导室、演员队、演出队，首任团长由老革命张风一担任，朱祖贻和夫人陈静也都在话剧团。此时的话剧团人才济济，有经历过抗日战争的部队文艺骨干，以及解放前从事演剧活动者和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科班毕业生、老演员，同时又选调来当时十分宝贵的文艺人才。
朱祖贻说，海政文工团采用各种艺术形式，不断地反映新中国以来，海军建设及海防斗争的等各个方面成绩和事迹。
“话剧团成立后，急需一部自己的作品，作为立团之本。我们也渴望在舞台上能表现出我国历史上那些反抗外寇侵略、捍卫海疆的英雄人物。”朱祖贻说。
说来也巧，1960年1月，朱祖贻在1959年5月号的《电影文学》杂志上看到一部电影文学剧本《甲午风云》。
朱祖贻说，作为一名老海军，他和战友们，对甲午海战和邓世昌都不陌生。这部剧本有希侬、叶楠、陈颖、李雄飞、杜梨五位编剧，都是来自北海舰队。其中希侬还曾担任过海政文工团的政委。
看完《甲午风云》的文学剧本，朱祖贻很激动，有了将它改编成话剧的想法，“在团里一讨论，大家都很感兴趣，认为很有教育意义。”
当年2月，在得到团里的肯定后，朱祖贻和同事李恍去青岛，找到希侬。
“他很支持我们改编话剧。”朱祖贻回忆说，“希侬当时建议我们，应以电影剧本为参考，好好研究一下这段历史，然后根据史料重新结构话剧剧本，不要直接改编。他说，因为电影与话剧不同，既有共同性, 也有特殊性，话剧的结构、表现手法跟电影都不一样，一场一幕都有其特点。电影可以拍摄海战、打仗的外景，话剧只能在舞台布景，一定要重新结构剧本创作。”
随后，朱祖贻和李恍两人在北海舰队的招待所住下，从青岛图书馆借来《中日战争》等相关史料阅读，准备改编剧本。
《中日战争》是由中国史学会主编，1956年10月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套系统整理中日甲午战争的史料集。
朱、李两人，根据阅读的史料，以电影剧本为基础内容，花了十多天的时间写出了一个话剧草稿本。
对于这个改编本，希侬提出了几点意见：“剧本想表现什么？说明什么？提出什么问题？解决如何？”
“显然，他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因为当时改编的主题思想还极不鲜明。”朱祖贻说，“回到北京后，我们根据希侬的建议，打磨剧本。”
话剧《甲午海战》，如今只能从少量剧照中看到当时的演出盛况。
寻访北洋海军老水兵
回到北京后，朱祖贻带着草稿向团长张风一汇报，团长看了也很感兴趣、支持、认同……。
为了完善剧本，朱祖贻开始梳理史料，并尽可能的找到了当时能看到的历史记载、照片、人物传记、中外人士评述，以及日本特务机关的回忆录。
特别是为了弥补对北洋海军基层官兵历史记载的不足，朱祖贻等先后去到北洋海军基地刘公岛所在的威海，寻访参加过过甲午海战的老水勇。
这次在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朱祖贻翻箱倒柜，在多年保存的资料中找到一份访问记录。
这份记录是油印本，题目是《访北洋水师参加黄海大战水勇》，记录时间是1960年3月24日，访问地点在“威海卫西孔村”，受访的老水勇叫陈学海。
陈学海，威海人，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刘公岛加入北洋海军。甲午海战时，陈学海在来远舰上当水手。在1956年，新中国第一代甲午史学者、威海人戚其章先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当地寻访、搜集了7名曾在北洋舰队上战斗过的基层水兵回忆史料。其中，也有陈学海。
朱祖贻的这篇访问稿，与戚其章先生的记录，在内容上可互为补充。
在这份油印本上，除了陈学海外，还有一份对叫“李文福”的老兵访问记，访问地点在威海卫董家沟，老人时年77岁。从文字看，李文福当时在刘公岛上的陆军部队当差，亲历过甲午最后一战“威海卫保卫战”。虽然篇幅很短，只有不到五百字，但记录下刘公岛陷落前的一些细节，比如关于丁汝昌、戴宗骞等人的自杀前后情景，“丁、戴喝鸦片，戴当时没死，又喝了一大碗，样子非常难看。海军文书杨白毛进屋看丁自杀，竟吓死了。丁死后，有些小官去哭。”
由于来自北洋海军当事人的回忆文字极少，朱祖贻的这些访问记录就显得难能可贵，无意中为甲午历史留下一份口述史料。
此外，话剧团还邀请北京“海军研究委员会”里的老海军作报告，提供关于海军的知识、常识等方面的资料。“海军研究委员会”相当于海军的“文史馆”，当时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曾多在其中。
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多次搬家，朱祖贻未能留下这一部分资料。
如今留下的剧照，绝大部分都是黑白的。
突出主要矛盾
史料的挖掘，给朱祖贻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但也带来一个困扰。
这些资料散见于各种史书、电文、奏折、回忆录、见闻录等各种零碎的文件中。
“真是千头万褚，眼花撩乱，不知从何下手是好。”朱祖贻说，对史料进行取舍、结构文本是当时最焦虑的事情。
在写作《甲午海战》之前，朱祖贻没有过创作话剧剧本的经验，最多的是写作一些短小精悍的“活报剧”，类似如今的小品。
就在朱祖贻在为剧本创作感到焦虑之时，他看到了导演郑君里谈电影《林则徐》（1959年上映）创作经过的文章——《毛泽东思想照亮了电影创作的道路》，这篇文章中主要谈的就是如何抓住主要矛盾，如何呈现主要矛盾。这给了朱祖贻启示。
朱祖贻重新读了《矛盾论》，在这篇文章中有两段话：
“半殖民地的国家如中国, 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呈现着复杂的情况。”
“当帝国主义向这种国家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中国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战争和目前的中日战争，都有这种情况。”
朱祖贻说，这些话指引他重新结构剧本，以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的主要矛盾作为剧本的主线。全剧以邓世昌为主角，辅以一群有着民族大义的基层官兵，围绕丰岛海战、黄海海战和威海卫保卫战三场海战展开。
最终写成八幕话剧《甲午海战》，其中有名字的人物20多个。
“丁汝昌不能作为一个否定人物来处理”
如今再看《甲午海战》话剧剧本，不可否认它有着浓厚时代特色的人物评价，但即便如此，仍能看到朱祖贻的用心和突破。
朱祖贻在写过过程中，有两份战史资料对他影响很大，一是1957年出版的《中日甲午战争》一书，作者郑金淦，这是一份较早的通史性的小册子；二是1935年《清华学报》上发表的《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作者是知名历史学家张荫麟，这篇文章在甲午史学界具有诸多开创性的成果。
比如关于话剧的中心人物邓世昌，朱祖贻从《战绩考》一文中看到有关邓世昌的生平，因此将其身世和教养，融入人物形象中。
比如剧中人物“方仁启”，这是站在邓世昌对立面虚构的人物，这也是区别于电影剧本的地方。方仁启是朱祖贻以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为基础，加入来远舰管带邱宝仁和威远舰管带林颖启的“事迹”。
有记载称，在威海卫保卫战期间，邱宝仁和林颖启曾上岸嫖妓，因此躲过日军偷袭，幸免于难。《战绩考》中采纳了这一说法，朱祖贻也利用了这一记载。
如今经过学者的研究，已经可以确认该说法没有根据，但在当时这确实被认为是“史实”。
关于方伯谦的评价，张荫麟被认为是史学界为其喊冤的第一人。但朱祖贻没有受此影响，坚持认定方伯谦在丰岛和黄海两次海战中的逃跑行为。如今史料早已证明，方伯谦就是逃将，并无冤屈。
关于李鸿章，在当时的语境中，他是昏庸腐敢、丧权辱国的卖国贼。因此，虽然他在剧中只出来一场，朱祖贻仍然对此进行了描述。
关于刘步蟾和部分洋员角色的塑造，朱祖贻受郑金淦和《甲午风云》电影剧本的影响：刘步蟾由于胆怯，开炮过早；横向编队，队形失误；指挥权掌握在对于海军战术并不熟悉的德国陆军长官汉纳根手中；高级将领之间意见不一等，这些在话剧中都有体现。
话剧《甲午海战》中，最大的突破是对丁汝昌的塑造。当时对丁汝昌的历史评价并不高，但在研究了若干史料和听取了各方意见之后，朱祖贻认为，丁汝昌对抗击日寇是积极的，但丁汝昌是淮军旧将，离开了李鸿章是不行的，因此最终成为李鸿章的牺牲品。
在剧中，朱祖贻根据丁汝昌矛盾的悲剧性格进行了人物塑造，“丁汝昌不能作为一个否定人物来处理。”
此外，朱祖贻还根据历史资料塑造了李仕茂、王国成等一批基层水手，“他们虽然性格上有所不同，但都是铁打的好汉，真正的英雄”。
悲剧人物丁汝昌。
排演条件艰苦
朱祖贻说，剧本的成型是集体参与的成果。当时写出来后，一边讨论，一边排演，边排边改。为了缩短时间，全团一般白天排练，晚上讨论改剧本。
话剧团演员王洪武回忆，当时全团上下排演的热情非常高，因为在此之前海政文工团多少年都没搞出一个很好的话剧，大家对这部话剧期待非常高。
“当时剧组分成了几个小分队，我担任其中的一个分队长。拿到剧本后，各分队就剧情、角色、语言进行讨论。讨论完后，再将结果交给团长张风一和编导朱祖贻汇总、参考。”王洪武说，“常常是，排着排着，就停下来，大家讨论，这一段情节该怎么表现，人物该是什么表情，这句台词该怎么说。”
“当初选择排演甲午海战这样一部大题材的历史剧，把握也不是非常大。”团长张风一回忆，因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六七名骨干组成导演组，他本人担任执行导演，做最后把关人。
“这样战斗了几个月，话剧剧本初步定稿。”朱祖贻说。
回忆当时的排演环境，王洪武说，条件很艰苦，话剧团没有正式排练场，海政剧场只有一间教室，各组轮流使用，常常排演到凌晨一两点。
在话剧《甲午海战》彩排时，由于话剧团人手紧张，可谓全团齐上阵。团长张风一也是这部剧导演，在剧中客串了李鸿章；朱祖贻客串了“陈老夫子”的角色，他的爱人陈静饰演渔家女；后来成为话剧团团长的王洪武，饰演致远舰上的水手“小顺子”。
“由于当时话剧团是刚成立，服装、道具以及演员都没什么经验，可以说是边摸索边排演。”张风一说，除了要打造一个建团奠基的话剧，当时另一个动力是南京军区的前线文工团排演了一部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影响很大，我们有个口号“学前线、赶前线、超前线”，“因此我们必须要把这部大剧演好，人人心里都憋着这股劲。”
话剧《甲午海战》：一出好戏。
受到周扬、吴晗肯定
正因为这这部戏题材巨大，在公演之前，就受到海军以及文艺界领导的高度重视。
1960年9月底，先进行了小范围的试演。9月25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和海军司令萧劲光等人观看了内部演出。
看完后，周扬对肖劲光说：“戏不错，很好，有教育意义，我是赞成多写一写这样的剧本、电影。整个戏有戏剧性，情节动人，不像一般的政治戏。历史戏可以虚构、创造，有想象的戏，不能从头到尾紧张，中间插一些轻松一点的戏。这个戏的紧张，三个多小时，观众也还是能受得了，看来还是有道理的，不像有些戏没有道理的紧张。有些地方很动人，如邓世昌在海战中的戏。”
“现在没有正面表现敌人，不过搞电影就要正面搞敌人，这样就全面了，看起来能更完整，话剧看来也不能再正面搞敌人了，不然更长了。”
周扬当时是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话自然有分量，有了他的肯定，《甲午海战》等于拿到了“准生证”。
最后，周扬还对肖劲光说：“请些历史学家、文学家提提意见，改一改。很好的，可以公演，完全可以公演。
按照周扬的指示，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被邀请看戏，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1960年9月28日，吴晗在北京市的办公室里接见《甲午海战》编导。
吴晗说：“《甲午海战》这个戏，站得住，劲头很大，没看之前想如何写法，感到困难，甲午打了败仗，但你们把整个主题摆在下层，对头。”
“最后结局很好，劲头很大，问题解决了，这写法对了，突出了人民要打，军队要打，对，好。
“整个戏中的主要情节符合历史真实性，都有历史根据，叫做历史剧是完全正确的。历史戏就一定要与于客观历史事实既符合，又有区别。戏可以虚构，与历史一模一样就不是戏，是历史。要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你们这个戏是历史剧，是有所夸张有所虚构，写得很对，是成功的，掌握历史观念很对，很成功。”
我们搞历史的，欢迎你们搞这样的戏，帮助人了解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有了主管领导以及史学权威的肯定，《甲午海战》开始正式登上公演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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