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从部级到副科，不屑政治游戏的天才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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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是职场最好的敲门砖。

科举，是隋唐以后，读书人展现才华、取得入仕资格的最好途径。

苏轼的横空出世，就是通过科举。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一篇名为《行赏忠厚之至论》的科考文章，刷爆了东京高层的朋友圈，一些重要人物纷纷为它点赞，它的作者、22岁的苏轼，也在一夜之间，为显贵圈所熟悉。

不久后的殿试中，苏轼经过政论、古籍、诗赋、策论等层层考试，高中进士。主考官欧阳修在读了他的大量文章后，忍不住发了个朋友圈：“苏轼，前途不可限量，我得为年轻人让路了！三十年后，再也没有人会谈论老夫，但都会记得他！”

要知道，当时的欧阳修，不仅是文坛泰斗，更是朝廷的知贡举，相当于高考的第一主考官，他以求才育才为己任，最看重经世致用的真才实学，他的一番话，无异于证明了苏轼的非凡价值，这轰动效应可想而知，苏轼的热度，蹭蹭蹭达到了顶点。

年少成名，未来可期，康庄大道，就在前方。

从此以后，他是否就凭借着满腹才华，一路畅通无阻，功成名就呢？

可惜，世上，没有不委屈的职场，对大文豪来说，也是一样。

苏轼的仕途，一开始走得很顺利，但他注定要走过命运的坎坷，才成为如今我们所喜爱的苏东坡。

01 才华杰出，终遇伯乐

苏轼一考而中，一中而成名，比一般人的起步，不知快了多少，比他老爸，就早了许多年，他的才华，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当然得接受教育。

唐宋八大家，苏家就占了三个，史称“三苏”，除了苏轼本人，还有他老爸苏洵，老弟苏辙，可见他老爸也是个才子，苏轼的启蒙教育，就来自他老爸。

老苏20岁时科举失败，就放弃了这方面的追求，直到母亲病故。子欲养，而亲不在，那种痛，是任何一个有情义的孩子都能感受到的，何况，对老苏来说，他还有另一种痛，那就是，没来得及让母亲亲眼见到，自己功业有成的那一天。痛定思痛的老苏，决定发奋图强苦读书，一定要考取个功名。这时他已经27岁了，于是后来欧阳修为他作的墓志铭，张方平的墓表，以及“三字经”中，就有了“（苏老洵）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的句子。

只可惜，直到四十岁，十二年间，他屡考屡不中，倒是把史书古籍读了个遍。他的苦读，没有敲开职场的大门，幸而开启了儿子的天赋。

老苏一边勤奋读书，一边教授自己的儿子，自己出门游玩的时候，就换苏轼他妈来教。《宋史》说，苏轼十岁时，对古今得失，往往能一语中的，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了，二十岁时，他已经通晓经书史籍，一天能写出几千字的奇文妙句。

苏轼除了接受家庭教育，还上了私塾小学。老苏在儿子的教育问题上很英明，他知道自己诗词格律不行，于是将苏轼送到天庆观北极院，跟随道士张易简学习声律。我们现在知道了，苏轼的非凡成就主要在诗词，这段学习可以说至关重要。

苏轼被老苏调教，如今看来，还有一点特别值得庆幸。老苏虽然教的是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正统而深刻的为政之道，但他却极讨厌当时文章的华丽奢靡之风，而倡导文字的淳厚朴实，苏轼一以贯之，正好合了欧阳修的胃口。当时这位欧阳主考，正致力于文风改革，在考试中，对那些一味卖弄浮华辞藻，只知道堆砌典故，其实并没有什么真知灼见的学子，他是一定不会录取的。其实，这也是在他之前，宋朝科举的陈弊，也正是从前体制鼓励的这种文风，使得老苏那样的才子，屡考不中。在这一点来说，苏轼的运气太好了，如果不是遇到欧阳修，他的命运，大概率会和老爸一模一样，只能落寞地返回四川去。

有名师，自己也接受能力强，这就够了吗？肯怕不行，虽然苏轼天赋比一般人高多了，但也仍然需要刻苦。

他读书，用的也是最笨的法子，背，整本整本的背下来，更难记的，那就只能抄了，唯有这样，才能将那些典故牢记于心，这也是他后来向皇帝进谏，或草拟圣旨，引用历史典故，从不需要翻书的缘故。

才华，如果得不到赏识，得不到运用，那就没有意义了。屡考不中的老苏，这回也学了乖，上京前，带着两个儿子去拜访老朋友张方平。

张方平，前三司使，此时在四川任职。这人有能力，务实，也是文坛翘楚，还跟老苏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当他读老苏文章的时候，不免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情，也算得上是知音。见到苏氏兄弟，张方平私下出了几道题考他们，结果让他大吃一惊，他直接称苏轼为“国士”，直言两兄弟都会成就不低。于是他写了一封至关重要的推荐信。说它重要，一方面因为收信对象是欧阳修，而欧阳修与张方平是职场上的敌对关系，张方平这么做，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公心，另一方面，这封信让两兄弟跳过了乡试，直接进入了贡试。

收到政敌信件的欧阳修，果然热情接待了老苏，又把他介绍给枢密韩琦，后来老苏还认识了余靖、文彦博、富弼等一批顶级名臣，可惜，他们对他印象都一般般。最终给苏轼起到宣传作用的，还是欧阳修在本文开头的那些评语，这时苏轼经欧阳修录取，按当时规矩，可以算他的门生了。

苏轼仕途将要开始的时候，母亲病故了，按宋朝礼制，哪怕是贵为丞相，也要退隐守孝两年三个月，两年以后，才是他官场生涯的开始。这次回朝，他再次经历了考试，一次是考京都部务，一次是“制策”，也就是批评朝政，这是仁宗皇帝开创的考试，目的是为了求才，及激励公众舆论的风气，经大臣推荐的读书人都可以参加。苏轼取得参考资格，又多亏了他的老师欧阳修举荐，考完后，他的名字再一次名动京都，因为他拿下了制策的三等勋章，虽然是三等，可是放眼宋朝举办的二十二场制策考试，仅有吴育、苏轼、范百禄、孔文仲获得这个成绩，一、二等还从来没有人获得过，所以这三等也相当于一等了。

随后，苏轼又交了二十五篇策论文章，仁宗读了大喜，脱口而出道：“我为后代们找到两个好宰相了（另一个指的是苏辙，他也参加考试中了四等）！”

据说后来的神宗皇帝，如果吃着吃着饭，突然愣住了，筷子也停住了，那一定是在读苏轼的文章。可见，连皇帝都成了苏轼的铁粉了。

苏轼才华突出，但做官还得慢慢来。仁宗嘉估六年（1061年），他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有权连署奏折公文，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

三年后，仁宗驾崩，英宗即位，英宗治平元年到三年（1064--1066年），苏轼任职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的史馆，以后为父服丧。神宗时期，1069年，再次任职史馆，1071年1月，任奏院监官。

这十年，是苏轼最春风得意的日子。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他恰恰成名早，得到了京都高层的青睐，更得到了宋朝最大老板的欣赏，虽然做官从基层做起，但职位也不低了。这一切，跟他天赋异禀，后天又受到良好的教育，自己又肯努力肯钻研，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不无关系。正因为年纪轻轻，就拥有了较高的起点和平台，后来他才能在经过数次起落后，五十多岁时还能连升几级，走上权力的巅峰。

02 孤高耿直，祸至乌台

人生若能一路畅通，该有多好，但月满之后，注定还会有亏损。

苏轼的宦海沉浮，都源自于和另一个人的相遇，那就是宋朝名相王安石，当然，还得加上一个叫司马光的人。

1069年，丁忧归京的苏轼复职史馆，一切看上去，都和三年前没什么两样，他的政治人生，似乎就会这么按部就班的走下去。然而，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马上就要全面铺开，由此而来的政治风潮激流汹涌，既改变了苏轼的命运，也改变了大宋帝国的命运。

这一年，年轻的神宗皇帝即位不久，正是踌躇满志，想要一改国家贫弱的现状，建设出一个更可控更理想的王国：既有钱用，又权力集中。跟这一理想高度合拍的人，正是王安石，负责操盘的，也是他，所以史称这次变法为“王安石变法”，又叫“熙宁变法”。

变法历时十七年，在实施的过程中，不少弊端开始暴露了出来，一方面，国库仍然不充盈，老百姓的口袋也越来越空，国防依然薄弱，旧的顽疾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开始出现，宋朝前景依旧堪忧。另一方面，王安石新法集团对反对派集体棒杀，调的调，贬的贬，大清洗做得非常到位，其中欧阳修、张方平、司马光等人都已退隐。原本一场为了老百姓、为了国家财政的改革，却反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损伤了宋朝的百年基业，造成了政局的不稳定，是非功过，到今天都难以下定论。

不过在当时的神宗和王安石看来，反对派被赶出朝廷，改革派意气风发，各样工作做得风生水起，领导班子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前景简直不要太好，然而就在这样和谐的氛围中，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插了进来。

那是苏轼，他一直反对新法，却在三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沉默，也许他也在观望，在思考，直到各种问题一个个暴露，他嫉恶如仇的天性终于爆发了。一连上了三道奏折反对新法。

第一道，《议学校贡举状》，反对老王同学的诗词无用论、乡试不用隐去姓名，以及，注意，这才是最重要的，以老王学术主张为烙印的全国统一教材。大老板一看，行，给你面子，乡试隐藏姓名就隐藏嘛，至于其它，还是按老王的。

很明显，这是大领导的避重就轻，但苏轼无疑得到了鼓舞，于是接着上了第二道奏折，《上神宗皇帝书》，直接请求废除变法。这次，领导决定沉默。

原本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深谙权术的人，都该明白，这是领导不愿意再谈论此事了，最明智的做法是就此打住，不要再拿鸡蛋去碰石头了，免得个人遭殃。但苏轼考虑的不是个人，而是社稷，清醒认识到变法弊端的他，又怎么可能藏而不言呢？

第三道奏折《再上神宗皇帝书》，不依不饶，又跃上了老板的桌子。幸得老板心地善良，脾气又好，这次，他还是沉默。

人生一向畅通无阻的苏轼，这次感到了深深的挫折感，郁闷不已的他，在熙宁四年的科举上，出了一道“论独断”的考题，这可有点明着攻击王安石的意思呵，改革派借着这送上门来的由头，趁机举报他在送父亲灵柩回乡途中贩卖私盐，最后结论虽是查无此事，苏轼的革命热情却大大地受到了打击。

这年四月，他请求外放得到了批准，被任命为杭州通判，人生的别一种滋味，即将呈现在眼前。随着他的离京，变法的反对声也越来越弱了。

到达杭州，令苏轼瞠目结舌的是，竟然有17000人等着他提审判决，其中多数都是穷苦的人民，有的在变法中，欠下债务偿还不起，有的因为穷，不得已偷摸盗窃，或贩卖私盐，有的……总之，百姓在朝廷的高压之下，疼痛呻吟，苏轼的一颗热血心肠，又开始激荡不平了，他时不时地抱怨几声，而这些“抱怨诗词”，被天南海北的知己们争相传播，令一些人感到了恐慌。

杭州任满（三年）后，苏轼相继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在密州，密密麻麻的蝗虫成灾，苏轼几个月奋斗在灭蝗第一线，终于将“犯罪团伙”打击成“散兵游勇”；在徐州，洪灾汹涌，他和军民一起，修防洪堤，堵大决口，改道引水至黄河，顺利地控制了险情。当一个又一个政报飞到朝廷，传到民间，皇帝满心欢喜，百姓满怀爱戴，另一些人却更加害怕了。

在湖州，苏轼遭遇了命运的重大转折点。他按例给皇帝写了一封感谢信，被有心人解读出了满腹牢骚，接着这些人又搜集了他的一些诗作，断章取义地解释出无视皇帝，蔑视朝廷等数重含义，更多的罪状一条一条被泡制出来，一场审讯已经无法避免，但神宗只同意传讯他，而不准批捕他，细微的差别，可见大老板对他的眷顾之心。

此后的四个多月，他被拘禁在御史台，因遍种松柏，又叫做乌台，接受审讯，差点被判死刑，牵连的官员多达39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被捕后，张方平与范镇等人想方设法营救他，他们都没有想到，苏轼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往往多亏了女人，这次救他于水火的，就是仁宗的皇后，如今的曹太后。她在临终前对神宗说，苏轼和苏辙中进士的时候，仁宗庆幸自己为后代找到了两位好宰相，我死了以后大赦天下，那些小人就不必赦免了，但苏轼一定要放过呀！孝顺的神宗果然听了太后的话，免了苏轼的死罪，将他以罪臣身份发配到蛮荒之地黄州，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了一切待遇。

刚吃过牢饭，又要千里跋涉，去尝尝远方的西北风，苏轼是不是就能收敛心性，重新做人呢？看人家写的诗就知道了：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借用少年贾昌斗鸡而得唐天子宠爱的典故，暗讽小人得志，这分明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

请调杭州，到乌台诗案，再到贬谪黄州，苏轼遭遇了职场的第一次低谷，纠其原因，主要在二：

一是才华遭人恨。苏轼才华杰出，收获了一批铁粉，不是高层就是底层的民众，可以说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怎能不让人眼红呢？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用这八个字形容他，再合适不过了。

二是性格不能忍。朱弁在《曲洧旧闻》中说：“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他嫉恶如仇，遇到看不惯的事情，不吐不快，这就给了小人可以利用的机会。

这样一个谋国不谋身的人，接下来的命运又会怎样呢？

03 随遇而安，再三起落

苏轼到现代还能圈粉无数，除了他不世出的文采，也跟他性格中的“随适”与“接纳”有关。

黄州有多苦呢？没地方住，那就自己盖房子呗，没钱用，那就自己种菜喽，苏轼做好了长期当农民的打算，此时，他给安家乐业的地方命名为“东坡”，自己则叫做“东坡居士”，“苏东坡”的名号就始于这里。

从京官到农民，能泰然处之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但苏轼适应的挺快的。黄州时期，他创作了很多出色的传世之作，也独创了东坡鱼、东坡汤等美食。懂得苦中作乐，日子和心情就都好过了，瞧瞧他怎么描述的：

“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自我修养的同时，苏轼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从来不曾退却过。一听说民间有杀婴的恶俗，他又坐不住了，提笔就给当地太守写了一封《与朱鄂州书》，请求政府制止，同时自己还成立了一个救儿会，邀请热心人一起加入，向有钱人家募捐，为贫穷家庭的婴孩提供帮助，在他看来，一年如果能救下一百个婴儿，也是莫大的喜事。

当苏轼习惯了这种生活的时候，命运的轮盘又飞速地转动起来，影响他命运的另一个女人登台了。

1085年，神宗去世，新继位的哲宗刚刚十岁，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她本就反对变法，趁机启用旧党，任命苏轼为登州太守，5天后，又将他召回京城，短短八个月时间，将他连升三级，从七品官员升至正三品翰林，后来又兼任经筵侍读，成了哲宗的老师，很有希望拜相。

按理，这样的时局变化是有利于苏轼的，经历过一次人生起落的他，也该老练一些了吧？只要他肯稍作改变，愿意按在位者的意愿来做事，青云直上指日可待，可苏轼，依然是那个耿直的苏轼。

司马光拜相后，完全废除新法。而此时的苏轼，却发现新法有些方面还是利民的，尽数废除也不恰当，于是他又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下，旧党也容不下他了。

苏轼也清楚自己的境遇，人家骨气上来了，再一次请求外放，事隔十五年，他又来到了杭州。

《宋史•苏轼传》说：

“轼稍自韬戢，虽不或柄用，亦当免祸。”

意思是说，您老人家稍微韬光养晦那么一下，就算得不到重用，也可以消灾免祸呀。可苏轼心里有杆秤，那就是百姓，对百姓有利的，他就维护，对百姓不利的，他就是舍了自己性命，也要尽力阻止，再大的权力，再多的富贵，也动摇不了这个信念。

这便是苏轼的第二次起落，原因与第一次背道而弛，是为了反对废除新法。

如果能在杭州待下去，对苏轼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他在那里和百姓相处如鱼得水。但，朝廷要用他的才干和品德，来钳制宰相，一纸诏书又将他召回了京城。

令人感叹的是，人生的起落并没有磨灭苏轼的本性，多少人在权力面前，愿意放下尊严，放弃自我，但他不愿意顺杆往上爬，不愿意成为别人手中的棋子，他厌恶官场的尔虞我诈。

于是，他顶着龙图阁学士（宰相）的帽子，被外放去干知府的活。只是，他没有想到，这次外放，最后变成了流放。

1094年，高太皇太后已逝，哲宗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力顶老爹曾经的变法主张，再度启用新党。而历朝历代，新旧更替的第一件事，就是清除异己。

哲宗推崇新法，自然就恨反对新法的高太皇太后，连带着也恨苏轼，他将他贬到与辽国相望的定州，继而是更远的英州、惠州，最后是蛮荒的海外孤岛儋州（今海南）。圣旨一道接一道，官职一降再降，连他签署文书的权力都剥夺了。此时，苏轼已经是一个62岁的老人。

这该是最好的报复手段了吧？苏轼的政敌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此处境的他，依然乐呵着呢，他到处漫游，时而到寺院闲坐：

“闲看树转午，坐到钟鸣昏。敛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温。”

时不时提着个酒壶，到处去串门，顺便写个景：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有的人面对苦难，早成了懦夫；但偏偏也有人，越经历磨难心越宽，任何时候都可以快意人生。

这就是他的三次起落，一切都有前因，也历尽了后果。

三年后，徽宗即位，有那么半年时间，由神宗的皇后，现任的皇太后摄政，她赦免了获罪的保守派旧臣，成了庇护苏轼的又一个女人。年过花甲的老人终于可以回家了。然而，刚到常州，他就一病不起，一代文豪，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人生，终年65岁。

如果说苏轼第一次被贬，是因为王安石得势，因为身在不同的政治阵营，那其实不足为奇，可第二次、第三次，是他同一阵营的司马光当权，他仍然以失败告终，这就让人叹息了。他的学问、人品、声望都让人敬佩，可他不吐不快的孤高气质，把他打造成了出色的文学家， 却注定不能让他，成为一个好的政客。

他的心，从来没有放在政治游戏上，这注定了他在职场上，没有成为最后的赢家。

04 苏轼职场通鉴

苏轼的一生，可以说是历尽曲折，颠沛流离，不光在新旧党争中受尽磨难，还在“乌台诗案”中入狱，几乎丧命，出狱后一贬再贬。悲伤吗？孤独吗？绝望吗？是的，可他没有像屈原一样自杀，也没有像陶渊明一样选择归隐，他到一处，就安心于一处，也造福于一处。可见，他是怀着兼济天下的信念的。

在登州五天，苏轼就废了官府低价收盐，居民高价买盐的“榷盐法”，也加强了那里的边防力量；

在杭州，他开仓赈灾，开医馆救人，修水利，治理西湖，灌溉农田，挖泥筑堤，建塔圈水，于是有了美美的生态成果——苏堤（苏堤春晓）和三塔（三潭印月）；

在定州，他一个笔杆子管军队，既维修军营，关爱士兵，又整顿军纪，加强操练，还从家乡引来水稻，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

在孤岛儋州，他救病医人，兴办教育，培养出海南第一个进士姜唐佐，蛮荒之地上终于有了文明的火种；

……

他为百姓不知付出了多少，但他仍觉得不够：

“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

此种情操，让百姓深深铭感，他走的时候，

“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穆尔说：

“生命是单程路，不论怎样都不会走回头路。你一旦明白和接受这一点，人生就简单多了。”

苏轼肯定不知道穆尔的话，但他的人生，就是一条永不回头的单程路。他一生颠沛流离，考中，被贬，起用，被贬，调任，被贬……他只勇往直前，权力、富贵、名利，他都视如粪土，他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把热血洒在走过的土地上，把热情给了他深爱的老百姓。

在当时，他造福于民；在后世，他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唯独对他自己来说，他职场不顺，命运多舛。

他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一路走来，历史的尘烟也挡不住他的光芒，不管是文人墨客，历代政客，还是如你我的普通人，他圈粉无数。

治理西湖

他在职场上，当然也仍给我们以启示：

第一，知识改变命运。

这是一句老话，千百年来的实践，又证明了这是一句无可动摇的真话。如果不是过人的才华，苏轼不会得到张方平的赏识与推荐，他不可能越过乡试，直接进入贡试；没有参加考试，他不可能过五关斩六将，脱颖而出；没有名列榜首，他不可能收获欧阳修、仁宗等一大波粉丝，也就不可能得到职场的高起点；没有最初十年的政绩，也就没有后来几位太后的庇佑，没有他在贬谪之中的再度升迁。

所以，无论在跨入职场之前，还是走上职场之后，我们都不要忘记修炼自己的能力，让自己成为出色的人，这是我们在职场上，能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保证。

第二，乐观助长人脉。

苏轼最初在职场上春风得意，靠的是才华和能力，后面一贬再贬，涉及的就不再是能力问题，而是站队问题。

遭遇了人生的挫折，很多人可能就破罐子破摔了，但苏轼并不，他随遇而安，顺势而为，充分发挥了天性里乐观的因素，依旧积极干事，将一个政府公务员的职责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神宗再度启用他，几位太后也在掌权后，尽力提拔他。

当我们遭遇事业低谷的时候，何妨也这样踏下心来做事，趁机磨练自己，等到合适的时机，也许我们也会获得别人的帮助，得到新的机会。

第三，锋芒不要太露。

苏轼的成就不在职场，而在社会，在朝堂上，他是不合时宜的，虽然他的人生舞台并非只有职场这一方天地，他以其他成就流芳百世，万人景仰，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对大多数人来说，不管多么有才华，还是要敛下锋芒，好好说话，平和做人，也许能少走很多弯路，工作变得更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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