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清朝"文治"政策的總體評價
清朝文治政策的實施，首先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回應明朝士人對滿人缺少文化教養的輕慢與蔑視，儘管滿人表面上入承中原大統，並逐步在政治制度的設計上模仿明朝舊制，因鼓勵休養生息，經濟復興也大有起色，但在，其是否有能力接續明朝正統仍需要持續不斷地加以認證。所以，清朝皇帝不但要說服士人群體，更要真正說服自己。
民國初年學術界流行的一個說法是，清朝的文治政策起源於猜忌明代遺民志在匡復舊朝的心態，才故意屢興文字獄以摧折其士氣，漸漸導致學風轉變，最有名的例子是梁啟超提出的"壓抑說"。是指漢人學者被清朝皇帝的文治政策所威逼，漸漸放棄了入世變革的"經世"志向，紛紛改做枯寂嚴謹的考據學問。
清代學術概論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裡的如下表述可作代表: "吾常言當時'經世學派'之昌，由於諸大師之志存匡復，諸大師始終不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後文字獄頻興，學者漸惴惴不自保，凡學術之觸時諱者，不敢相講習，然英拔之士，其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詮釋故訓，究索名物，真所謂'於世無患與人無爭'，學者可以自藏焉。"在另一篇長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梁啟超表示考據學派的方法從演繹到歸納，已經有了科學精神的意味，之所以被引導到求索文獻的道路上去，就是因為"時主之操縱"，那些"論井田封建稍近經世先王之志者，往往獲意外譴，乃至述懷感事，偶著之聲歌，遂罹文網者，趾相屬。又嚴結社講學之禁，晚明流風餘韻，銷匿不敢復出現。學者舉手投足，動遇荊棘，懷抱才力智慧，無所復可用，乃駢輳於說經"。
梁啟超把清康、雍、乾三朝的學術界劃分為程 朱"官學"與民間考據"私學"，兩派相互對立，民間"私學"以江浙為中心。梁啟超認為，編纂《四庫全書》的"四庫館"就是漢學家 的大本營，《四庫提要》乃是漢學思想的結晶體。"康熙中葉以來漢宋之爭，到開四庫館而漢學派全勝利，也可以說是朝廷所提倡的學風，被民間自然發展的學風壓倒。"
梁啟超"官學"壓抑和修正"私學"導向的"壓抑說"對後世學術界影響甚大
姜海軍則認為，清乾隆時官方意識形態理學日益固化，而江南考據之學卻日益盛行。為了消弭南北經學、儒學之差異分立，清廷急切需要整頓思想，重新樹立中央王朝的權威。為此乾隆敕命編纂《四庫全書》，試圖以此來整合南北、朝野思想之差異，通過重建統一以經學為核心的學術體系———清學，進而實現對全國尤其是江南地區的有效控制。隨著《四庫全書》纂修完成並頒行全國，清學成為當時普遍的學術範式，也贏得了江南士大夫對清廷的文化認同。
清廷藉助《四庫全書》的編纂重新梳理知識資源，並借勢整頓江南的思想文化，重建新的價值體系及學術範式，為中央、地方的儒士階層確立全新的學術思想發展模式，以此來規範強化江南士大夫對清政權的文化認同。編纂《四庫全書》是清初以來官學理學、地方經學競相發展的必然結果，更是清代中期思想文化與政治一統的必然產物，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南北、朝野思想的基本整合。清學融合了漢學、宋學兩種範式，是兩者的融合體，它的產生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清朝思想文化的大一統
當統治者試圖以專制的力量塑造符合國家需求的集體價值觀，或制定引導集體價值觀走向的諸多措施，便構成了所謂的"文化政策"。入主中原之後，滿洲統治者選擇漢文化作為大清帝國的主流價值，同時亦欲維持其本民族文化於不墜。
文化政策是促成帝國體系穩定和諧的環節
滿洲君主統治中國的切入點，基本上可以概括為"征服王朝"與"漢化"觀點兩大主流。"征服王朝"理論凸顯征服者的自我意識，"漢化"觀點則標舉突出外族統治下漢文化的價值，這兩種觀點各有所重，對於以異族身份統治中國的滿人而言，保持本民族特色與學習接納漢文化，並無矛盾之處，因為政策的主導權始終操縱在統治者之手，清朝統治政策是兼具本民族意識的 "征服政權"特徵，以及漢文化內涵。
清前期歷史發展的隨著時間推移"中原政權"的特徵似乎越明顯; 而就清廷統治政策的制定而言，自始至終"征服政權"的特徵卻未曾稍減。
滿洲統治者特別注重汲取歷史經驗與教訓，一方面從遼、金、元三朝的征服歷史中尋求統治中原的借鏡; 另一方面，則在漢人王朝的歷史傳統中，探索長治久安之道。這種兩者交互為用的統治意識，將"征服王朝"政權與"中原政權"兩大特徵結合起來，同時並存
統治者為了尋求其政權的穩定，在擬定宗教政策的過程中，不能過於凸顯個人的好惡，以免引發不必要的紛爭，而滿洲君主即充分掌握此一平衡技巧。滿洲政權建立統治的基礎乃是基於與蒙 古族群的聯盟，同時對新疆和西藏地區的多元宗教 信仰採取包容及扶持的態度，以維繫大清王朝內部 各族群之間對清廷統治的向心力。其制定宗教政 策的基本底色，又建立在代表"中原政權"特徵的 崇儒重道的正統觀念之上，凡與之相牴觸的言行均 會被斥為左道異端，最終形成黜邪崇正的施政方 針。
清康、雍、乾三帝對各類宗教採取了不同的治 理態度: 對釋、道二教以尊崇和限制為主; 民間秘密宗教以打擊與禁止為先; 喇嘛教以懷柔與利用為要; 回教以寬容與防範為念; 至於天主教則是既不排斥也不鼓勵，唯督撫卻屢請嚴查，因而出現了中 央與地方在治理態度上的落差。除了以黜邪崇正 為基本原則外，清康熙帝採取了"因俗宜民"與"各 行其道"的方略; 清乾隆帝強調的是"修其政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又帶有因地制宜的特色。由此反映出清前期文化政策靈活與務實的一面。
至於清朝早期以文犯禁案件的頻發與清帝的處理策略，表面上是中央政府控制言論的手段，其背後更深一層的意義則在於限定臣民文化活動的範圍。值得注意的是，清朝管制言論的措施，反應雖特別敏銳，手段雖極為殘酷，然此苛政卻是"征服政權"對"中原政權"傳統統治技術的繼承，並將其扭曲放大，遂形成恐怖統治的氛圍。正因為滿洲君主有強烈地維護政權的危機意識，故"文字獄"案的發生頻率、株連對象、懲罰程度最為嚴重。"文字獄"更是傳統王朝君主統治技術的展示，臣僚相互排擠的計謀，甚或淪為小民挾怨抱負的途徑。
清前期徵書、禁書與編書三項政策的演變過程，發現就滿洲君主主導書籍政策所扮演的角色而言，又呈現多面性的特徵。徵書時是文化的保護者，禁書時是文化的專制者，編書時則是文化的贊助者。為了追求"文治"，他們以保護者與贊助者自居，以示其"恩"，為謀鞏固政權，另以專制者的姿態出現，以顯其"威"，並以極為靈活的角色轉換，達到文化統制的目的 。
在清乾隆帝實施的文化政策中，編纂各種大型類書是一項重要內容，其中編纂《四庫全書》的手段是"寓禁於征"，即打著徵書旗號刪選對清王朝有害的書籍予以清除。此舉固然有保存古籍之功， 卻因篩選標準多揣以上意，對凡涉早期滿人入關前 史事及宋明以來"夷夏之辯"者均採極度嚴苛的處 置態度。故而，後世不少學人斷言其毀滅文獻之罪 恐大於其積累文化之功。如有論者指出: "古書之湮沒者，固賴此舉而復彰，而明人著述之極有關係 者，又因此舉而銷燬焉，高宗於保存文獻上雖不無功績，而於摧殘文化之罪，固亦難逭也。"清乾隆帝禁書不僅下令毀版燒書，還想禁斷私藏和公共流通渠道，據稱效果相當明顯。
但是從印刷文化的角度對明清的國家圖書檢查與圖書貿易的成效，清初發達的圖書印刷業和廣闊的圖書貿易市場很難使皇帝完全控制及消滅違礙書籍的收藏、流通和擴散。清朝皇帝缺少英國君主在查禁圖書時與全國性的出版商聯合體合作這一制度優勢，只能求助於官僚組織，而官僚機構在從事圖書查禁任務時效率低下，說明它或許不是進行文字查禁的合適組織。因此，對那些已經在商業網絡裡大量印刷或重印並廣為傳播的大多數違礙書籍而言，"文字獄"這種特殊的政治運動並沒有給予其毀滅性打擊，圖書印刷業依然以它特有的方式作用於歷 史，皇帝雖然恐懼卻無法改變這種現狀。這說明，明清兩代帝王或官員個人的所謂圖書檢查行為並沒有構成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圖書檢查制度。
在一個急遽商品化的經濟體系裡，真正的困難是國家對圖書貿易的控制手段相當缺乏，燒燬收繳上來的私人藏書，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從傳播領域裡禁絕這類書籍的唯一途徑是在出版和發行環節上加以干預。明朝的國家機器沒有職能去執行這樣的任務，只有到了清乾隆帝動用被通稱為 "文字獄"的查禁手段時，圖書貿易的能量才完全進入國家視野，儘管後來證明其亦非國家所能掌控
清乾隆帝意識到，除非刻板被發現和摧毀，否則禁書措施會毫無建樹。為此，他三番五次下令四 處收繳成書刻板予以銷燬，經常告誡臣下不但要注意原刻板，而且也要估計散佈其他省份的重刻版。這些刻板可能存放在作者或後代的家裡，有時會保留在學生和信徒手中，也有可能流落在書商的手 上。
清乾隆帝缺少 16、17 世紀的英國君主在查禁冒犯性作品時所享有的一項優勢，這便是來自一個有組織的出版商聯合體的合作。1556 年，瑪麗女王同意成立幾乎所有參與倫敦書籍交易的人必須隸屬的書商公司，併為了王室的利益設立執照 度，用來委任以查禁不法與異端圖書為職責的相關 人員。沒有事先從該公司獲得許可證的書籍出版，必定受到譴責。而此時的中國不存在類似的組織結構，某些印書商經營連鎖型書鋪，但也僅限於某個地區，而且他們給予其分支經營者相當大的獨立 經營權。中國商人確有同業公會之類的組織，但這 些組織頂多包括了僅在一個城市從事一種行業的 成員，有時成員侷限於籍貫屬同一地區的人。
瑪麗女王
清乾隆帝唯一能夠左右出版界的是官僚組織系統，官員身上負擔著搜尋不軌圖書並將之運送到京城的重責，若他們沒有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就會遭到懲罰。因此之故，"文字獄"的受害者中，那些因懈怠而被治罪的官員往往多於被指控為叛逆的學者，文字獄的災禍落在那些負責辨認不法書籍之人的頭上，說明官僚機器是一個無效率的進行文字檢查的組織。所以，應該更多地從圖書貿易方面審
由於缺少現代監督方式及制度，清朝的國家機器只能漫無邊際地動用它的官吏來辨別和上繳所謂的違礙書籍。對於這些書籍而言，特別是那些尚未付印的手稿，一旦落入文字檢查的虎口，對於書籍本身和作者而言，都是致命的不幸; 但對那些已經在 18 世紀的中國商業網絡裡大量印刷或重印並廣為傳播的所謂違礙圖書而言，這種特殊的政治運動並沒有帶來毀滅性打擊。圖書印刷業依然以它特有的方式作用於歷史。清乾隆帝恐懼它，卻無力改變它。
清朝的文化高壓政策是一個君主對於自己的統治感到擔心一個的措施，清統治者是女真族的後裔，入主中原，難免會擔心中原人民的反抗，為了鎮壓人民，同時不失去民心，只有打著肅清文化領域的旗幟來對人民搞壓迫和控制，這樣或可達到掩人耳的目的，用文化的導向來影響人民的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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