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為什麼沒有形成全民性的宗教呢？我認為原因大概有兩個方面，三要點。
第一方面是帝國的強大；第二方面是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沒有出現過大的文化斷層。
（一）宗教本源於對現世的絕望
我們這裡不討論原始宗教和民間的巫術信仰，只考慮成熟的、有系統世界觀的大宗教。
世界各大宗教，如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印度教等等，無一例外都是以來生作為人生的最終歸宿。
雖然各民族解決社會、人生問題的方法五花八門，不過，基本方向只有兩個：第一是鄙棄現世，把希望寄託於來生；第二是在現世尋找解決辦法。
在中國先秦，只有墨家啟圖建立對另外一個世界的信仰，然而，墨家是不誠實的，因為他們真正關心的問題仍然是現世，他們只是想拿鬼神當工具，以解決當時的社會混亂而已。
如果宗教是一種欺騙，那麼要騙倒別人，首先必須要騙倒自己。
墨家自己都不相信那些東西，當然也無法讓別人相信。
先秦的精英們都不言而喻地認為，通過政治和教育等手段，完全有可能解決社會的混亂，以及人生的意義，果然，秦始皇統一了中國，為世俗文化的成熟奠定了政治基礎。
帝國模式在漢代確立下來，把世俗生活作為人生最高目標的儒家文化也在漢代定於一尊，所以直到今天，中國的大部分人口仍然叫漢人。
魏晉南北朝時期，帝國長時期處於半癱瘓狀態。對現世感到絕望的人，就開始把希望寄託於來生，這時佛教乘虛而入，達到中國歷史上宗教興盛的頂峰時期。
如果沒有後來隨唐的統一，中國很可能也會蛻變成一個佛教國家。
到宋朝以後，新儒學——主要是理學——崛起，徹底斷絕了中國產生全民性宗教的可能性。
（二）國家無能，助長宗教成功
宗教發展的內部推動力是因為人們對現世感到絕望，如果出現一個富強文明的帝國，宗教對人們的吸引力自然就不會太高。
另一方面，如果宗教發展過快的話，帝國出於自身身安全的考慮，也會打擊宗教勢力，三武滅佛（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就是典型的例子。
基督教的產生，是因為羅馬帝國不能為其統治下的國民提供一種普世性的愛護和信仰，帝國的統治也主要依賴羅馬人的卓越軍事才能。羅馬人通過軍事征服，造就了統一的社會軀體，而基督教則提供了一種統一的文化，這種文化在根本上不同於羅馬帝國的古典文化。
軍事統治終久抵不過精神力量，因此，羅馬帝國不斷衰落，基督教則不斷髮展壯大。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歐洲的古典時代結束，開始進入中世紀，羅馬帝國留下的權力真空，被基督教所繼承。
羅馬文明和古希臘文明一樣，是一種古典文明，它具有濃厚的人文主義和理性色彩，但其缺點是缺乏普世性，無法在精神上吸引被戰爭征服的各民族。
尼采曾經說，基督教道德是一種奴隸的道德，可謂一針見血。基督教在某種意義就是被征服的各民族對羅馬人軍事統治的反抗，是奴隸對主人的精神報復。
在這一點上，阿拉伯國家是例外，伊斯蘭教不但不是導致帝國滅亡的原因，反而是阿拉伯帝國得以創立的原因。
伊斯蘭教和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區別在於，它不是原生性文化。
（三）宗教最終是文明斷裂的產物
除猶太教和印度教以外，其他三大宗教都不是原生性的，也就是說，是在文明轉型時期形成的，形成原因也有共同之處，是為了彌補古典文化的狹隘性。
原始文明都帶有強烈的地方性，在人類活動範圍日益擴大的條件下，會造成人為的敵對和紛爭，除非有一種原始文明具有強大的包容力量，能夠把各原始民族的文化兼收幷蓄，否則，普世性的新文化的產生就不可避免。
基督教為歐洲提供了普世文化，伊斯蘭教為阿拉伯各部落提供了普世的文化，佛教也試圖以眾生平等的觀念代替婆羅門教狹隘的種姓制度，但似乎收效較前兩者為小。
非原生性的普世文化，必須帶有超世俗的性質，否則難以避免地方性和狹隘性，這樣的文化只能是宗教文化。宗教文化的發達，也就意味著文明的斷裂，反過來，如果沒有任何一種原生性的文明能夠實現普適主義的昇華，歷史的進步也必須在文明斷裂之後才有可能。
西歐是典型的、以文明斷裂的方式實現歷史進步的地方。
因此，在民族紛爭和現實生活看不到希望的歷史背景下，普適主義的、以天國信仰為核心的宗教便成為亂世人民的精神歸宿。
中國文明的特殊性還在於，它在起源時即具有普世主義的胸懷。
三皇五帝時期，離軸心文明的產生還很遙遠，中國就已經有了“大一統”的需要和實踐，後來文化的發展，不是通過一種文化征服另外一種文化，也不是在所有原生文化斷裂之後產生一種人造的普世文化，而是通過各民族文化的不斷融合，以漸進的方式實現文明進步。
這樣一種文明進步模式，在西方人看來，似乎始終處於停滯狀態。西歐的歷史可以明確地分為原始時期、上古、古典、中世紀和現代，但這種分期對中國很難適用。
（四）中華文明是唯一貫通古今的文明
猶太教和印度教是原生性的文化，非經改造無法為其他國家所接受。
所有普世性的前現代文化都是宗教文化，並且是非原生性的、人造的宗教，只有中國例外。
孔子和釋迦牟尼、耶穌、穆罕默德等人不同，他不是先知，不是神的使者，而只是古代文化的整理者和轉述人。儒家的實用主義、理性精神和世俗氣質，都源於原始文化的樸素性格，而任何系統的宗教文化，非經人為的理論加工無從產生，這和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大不相同。
中國文化的原始性在《易經》中反映得最明顯，它是群經之首，地位最高。《易經》中看不到任何系統的理論，而且幾乎無法為現代人所理解，它是人類在未開化時代的思想記錄。
比《易經》更古老的，是中國的象形文字。
這一切，都拜超前的“大一統”所賜。大一統的局面，使任何地方文化在尚未成形之前，即不得不接受一個“中央”的控制和塑造，王朝的更替，不但不會造成大一統文化的斷絕，反而是這種文化得以延續的重要方式。
中華大地上，每個地方的文化都有可能成為中央文化，從而每種文化都不是純粹地方性的。
無論這種文明是優是劣，但都是既成的歷史事實，我們無法忽視它。
用柏楊的話來說，中國的這種文化屬於“醬缸文化”，一個大染缸，什麼東西倒進去，全都變得面目全非，無法辨認，這意味著，這種文化很難實現飛躍，尤其是從前現代向現代的飛躍。
然而，這種文化的最大優點，是其包容性。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在別的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但在投入西方懷抱這一點上，倒是空前的認識一致，然而，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還是中國。
大染缸的東西豐富了一些，但仍舊是一個大染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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