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6月8日，一名在瑞士日内瓦出席裁军会议的美国外交官突然接到一个苏联安保人员——尤里.诺申科的纸条，纸条上的内容大意是尤里想跟美国“代表”取得联系。
“代表”是一个情报界的术语，是中情局的意思，这名外交官不敢怠慢，赶紧联系了美国驻瑞士大使馆第二秘书贝格雷，贝格雷马上安排了双方的第一次会面，可当他询问尤里为什么会想要跟中情局合作时，对方的回答不禁惹人生疑。
据尤里所述，他因为酗酒，私自挪用公款900瑞士法郎，合计200美元，为了补上这个缺口，他需要些钱，也就是说，他冒着被枪毙的风险跟中情局做交易，只是为了200美元？
贝格雷当然不会贸然相信这种鬼话，他对尤里进行了大量的测试，尤里都应对自如，没有什么破绽，但真正让贝格雷欲罢不能的是，尤里在克格勃第二总局工作，在1962年以前很多年，中情局都没办法把间谍打进这个神秘的部门，甚至一度根本不知道有这个部门的存在，现在摆在眼前的，就有一个这个部门的特工，在核实身份的过程中，贝格雷还得知一个更加让他吃惊的事，尤里.诺申科是伊万.诺申科的儿子。
伊万.诺申科生前是苏联船舶制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英雄，去世后，赫鲁晓夫曾亲自担当他的荣誉卫兵，守卫他的棺木，尤里是苏联英雄的儿子，如果能招募他为美国做事，这将是中情局绝无仅有的辉煌成就，一个无法让人拒绝的诱惑。
尤里的回报也非常丰厚。他透露了克格勃追踪中情局官员和美国外交官的一些间谍技巧和手法，以及怎样瞒过中情局耳目，在他们办公地点安放监视器，这都是以前中情局不曾掌握的，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当贝格雷回总部汇报时，得到机会有幸看到一份他没有权利看到的机密文件，该文件的内容是1961年发生的一起苏联驻芬兰赫尔辛基大使馆叛逃事件，那名苏联外交官代号“X先生”，叛逃的过程和尤里.诺申科如出一辙，细节上也惊人的相似，但他是假叛逃，也就是说，尤里把贝格雷耍了。
懊恼的贝格雷回到瑞士，把尤里当成了假叛逃的克格勃间谍，根据中情局处理办法，把他提供的所有情报归类为假情报，之所以没有中止联系，主要是想借机把中情局编造的假情报释放出来，起到迷惑敌人的作用。
事情到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可很快事情开始变得复杂起来。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被刺杀，中情局锁定了一个嫌疑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而这名嫌疑人在暗杀事件发生前曾在莫斯科与克格勃试图取得联系，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尤里.诺申科在刺杀发生的6个星期后，借回到瑞士执行安保任务时，主动提出与贝格雷见面，他透露说，奥斯瓦尔德刺杀肯尼迪后，上级委派他对其进行调查，也就是说，他可以说明奥斯瓦尔德与克格勃之间的关系。
更让贝格雷觉得头疼的是，尤里不想再呆在苏联了，他想叛逃，只有到达美国后，他才愿意说出有关奥斯瓦尔德的相关情况。
如果尤里是克格勃派来的假间谍，那他此时说要叛逃是什么意思？又一个骗局吗？可如果拒绝，中情局负责人将会被扣上掩盖肯尼迪刺杀案真相的大帽子，相关的人员也要受到无尽的困扰，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却又不得不拿在手里。
经过艰难的抉择，中情局还是安排了尤里的叛逃计划，成功把他接到了华盛顿，但中情局的专家早已判定，尤里是身负克格勃的使命而来，目的是为了打入中情局内部，策反及完善克格勃的谍报体系，为此，尤里遭到中情局严密的监视和频繁而且极其不友好的审问。
1964年4月4日，尤里.诺申科被定为伪叛徒，关进监狱，受尽了折磨，几次在精神恍惚中，尤里承认自己并不在克格勃第二总局工作，但随即又说“你们误会我了”，可当审讯人员想要从他嘴里撬出更多信息时，他又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一连几年，中情局为了让尤里说话，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使尽了所有能想到的招数，都没能撬开他的嘴，负责此案的贝格雷于1966年整理资料时，有关尤里.诺申科的资料多达900页，然而，就在大家都以为此事最后将虎头蛇尾地结束时，意外发生了。
1967年，中情局苏联部重组，贝格雷作为副主管，不仅没有得到提拔，反而被调到了比利时，参与尤里.诺申科案件审理的高级特工要么被调离，要么被迫提前退休，有的干脆被开除，而尤里本人，则一跃成为中情局安全办公室官员。
这是怎么回事？尤里到底是不是伪叛徒？他不是声称自己掌握肯尼迪遇刺与克格勃是否有联系的关键证据吗？那他到底交代了没有？他是怎么从囚徒变成“大英雄”的？谁也不知道，在反间谍行当中闯荡多年的某些知情特工推测这可能是在掩盖真相，可真相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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