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拐點，在這個時期裡，古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都發生了顯著的改變。中學歷史教科書認為君主專制的強化要始於宋朝，經濟重心的南移則定於宋朝，而封建禮教的成熟也發生在宋朝。可以說，宋朝時期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影響了中國往後一千多年的歷史。因此，要讀懂中國的歷史，始終繞不開宋朝。

然而，宋朝的歷史卻充滿著矛盾，並不容易弄懂。單就北宋而言，就有許多難以解釋的問題。例如，宋朝的人口遠邁漢唐，但為什麼疆域卻如此狹小，沒有對外擴張的能力？宋朝的中央牢牢控制著軍權，但是在統一指揮之下，部隊出征與作戰的效率卻為何那麼差？宋朝人篤信封建禮教，復興古代的儒學，顯得思想保守，但為什麼作為科技創新的成果，四大發明裡竟有三個出現在宋朝？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就連歷史教科書在講到宋朝時，也似乎存在在一種矛盾：一方面，宋朝“積貧積弱”，對外屈辱、對內腐敗；另一方面又說“兩宋商業經濟空前繁榮”，海外貿易悄然興起，簡直是一副太平盛世的畫像。

宋朝“民富而國窮”

那麼為什麼經濟繁榮的北宋卻被稱為“積貧積弱”呢？這種說法是否自相矛盾？其實，我們只要理順思維，問題也就不難理解。所謂的經濟繁榮是就整個社會而言，而所謂的“積貧”則是針對北宋政府來說的。社會經濟繁榮為北宋政府帶來了豐厚的財政收入，但“三冗”問題的困擾，卻使北宋政府常年入不敷出，財政近乎枯竭。因此，可以說繁榮是社會，“積貧”的是政府。主體不一樣，所以說法並不矛盾。

北宋官員俸祿之豐厚

在古代社會的經濟結構裡，官員的俸祿是國家財政支出的重大項目。相比其他朝代來說，在北宋當官，福利與待遇是相當優越的。

唐朝在鼎盛時發放給百官的俸祿以穀物、布帛為主，中期施行兩稅法之後，才開始以錢幣的形式來發工資。但隨著國家走向衰敗，實際發放到官員手中的俸祿變得越來越少，至天祐年間，實際發放的工資只有規定的半數。北宋建立後，不僅給足了俸祿錢數，而且還輔以實物。《宋史·職官志》記載了北宋官員的俸祿情況，其中職位最高的宰相及樞密使，月俸三百千錢，春冬兩季賜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另有職田等名目的福利，不一而足。普通官員的工資一般以“

北宋官員的工資以俸錢、職錢為主，此外還有其他福利。如外任的官員都有隨身服侍的從人、佐吏，這些人的日常費用也由財政來報銷，稱為傔人餐錢。出差的官員還能夠領取“公用錢”，以飼馬芻粟、米麵羊口等名目出現，實際收入不低於日常的俸祿。

對於退休的官員來說，待遇也非常可觀。宋真宗時期，宰相王旦年老請辭退休，真宗便授予他一個“玉清昭應宮使”的虛職，掛名在戶部，然後每月繼續領取當宰相時的半數俸祿；之後，只要有大臣退休，便都掛上宮使的職位，以此名義來繼續向戶部領取原官的半數俸祿。當時就出現了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等處。一邊花錢修築宮殿祠廟，一邊又給退休官員發放優厚的退休金，日久天長，財政也就吃不消了。

宋朝官員俸祿豐厚，加重財政負擔

北宋朝廷恩萌賞賜非常闊綽

要問哪個朝代對文官最好，恐怕非宋朝莫屬了。“與士大夫治天下”是宋朝的一個基本原則，趙家的祖制規定“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這都體現了朝廷對文官的愛護。

宋朝不僅給予官員本人豐厚的待遇，並且還推恩到他的家人子女，而且恩萌幾乎達到了濫用的地步。宋制規定太師及開封儀同三司的官員可以萌及子孫，就連異姓親戚甚至是家中的門客都能沾到光。由此可見，當時真可謂是一人入仕，子孫親族俱可得官。官做得越大，則身邊雞犬升天的人就會越多，誇張的是，就連家中的門客、醫士等沒有血緣關係的人也能夠享受恩萌。例如曹彬死後，他的親族裡有二十餘人被加官；李繼隆歸順宋朝，不僅兒子加官，手下的幾十個門客全被朝廷錄用。相對於前朝來說，宋朝的恩萌已經過於氾濫了

據說在宋朝中葉，每當新皇帝登基時，堅司郡守們只要派自己的親屬入京獻禮慶賀，便能夠得到朝廷賞賜的官爵。到宋神宗時期，迫於財政壓力，才不得不規定大臣中年過七十或者已經退休的，不再享受恩萌的待遇。

氾濫的恩萌會使國家產生越來越多的官員，這些人不是通過科舉考試而被錄用的真才實學者。他們屬於二代子女，因而成為國家的寄生蟲，徒勞添加財政負擔。另一方面，北宋朝廷的賞賜也非常大方，動輒賜錢萬貫、賞銀千兩。宰執大臣、國家功臣以及藩鎮大臣每年都能得到朝廷的大額賞賜，這意味著國家的財政不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而是“取之於民，用之於官”。相對於漢唐來說，宋朝在官員、貴族身上進行的財政支出過大了。

宋朝“推恩”太過

北宋的冗官冗費達到了何種地步？

從宋朝的發展史來看，官員數量是越積越龐大。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就解釋了“冗官”形成的原因，他說：

“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並聖節，各奏一子充京官......兩省等官，既奏得子充京官，明異於庶僚，大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

認為北宋的“冗官”問題是從宋真宗時候形成的，原因就在於朝廷恩萌太濫，開了一個口子，使許多大臣的子女不需要通過科舉就可以謀得官職。單單在鹹平四年，朝廷就裁減了全國各級官吏十九萬五千餘人，可見當時官員人數的龐大。

除了恩萌氾濫之外，宋朝的官職也設置得很不合理，明明一個人能做的，卻要分為兩職，為的是互相制衡。當時有大臣就說在濟州府中，最初先有刺史、司戶，之後又增設了團練推官、通判、副使等多人，這些人不辦事實，日常的工作就是監督那些辦事實的人。

國家每養活一個官員，就需要增加一筆財政支出。“冗官”越多，“冗費”就會越大。宋徽宗時期，大臣虞策上疏說，皇祐時（1049年-1054年）全國財政收入為三千九百萬，支出才佔三分之一；到了治平年間（1064年-1067年），收入漲到四千四百萬，因而支出降為五分之一；但是到了熙寧時期（1068年-1077年），收入雖然漲到五千六十萬，但支出費用卻全部耗盡了。由此可見，北宋的經濟總量一直在增長，而財政支出卻在熙寧前後暴增，導致入不敷出，究其原因就在於“冗費”已經積累到了不可控的地步。

冗官始於真宗，成於仁宗，積重難返於熙寧

結語：“冗費”是北宋“積貧”的根源

北宋的人口總數已經遠遠超過了漢唐，擁有著巨大的人口紅利，所以國民生產總值自然也要比漢唐高。同時，北宋政府的規模也遠遠超過漢唐，由它所產生的財政支出更是後者所難以企及。在北宋中後期，龐大的財政支出已經超過了經濟發展的水平，而且增長速度也超過經濟的增速，因而陷入“積貧”的困境。

根據李約瑟的統計，唐朝鼎盛時只有91項水利工程，而是到了宋朝一下子就增加到496項。從這項數據的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出宋朝在基礎設施、惠民工程上投入了巨大的財政開支。這是公益方面，而在宮廷方面，國庫每三年有支出一筆龐大的郊祀費用，以供皇帝祭祀天地祖宗、修築宮殿以及賞賜臣僚之用。

宋朝的官員俸祿豐厚，卻又偏偏恩萌氾濫，沒有精兵簡政，所以國家要出許多錢來養一堆高薪的閒官。閒官的數量還越積越多，導致“冗官”出現，造成許多惡果。

早在開國的時候，宋太祖就曾想遷都關中，欲憑天險以去冗兵。但宋太宗不同意，於是太祖哀嘆說：“

因此，北宋經濟雖然繁榮，但國家卻出現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每年都會產生一筆巨大的“冗費”，嚴重拖垮了財政。北宋“積貧”的原因就在於“冗費”的增長速度已經超過了經濟的增速，導致入不敷出。所以，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規律：當國家的財政支出超過經濟發展水平，並且支出的增速持續超過經濟的增速時，必然會造成“積貧”的困境，政治制度反過來制約了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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