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貧積弱”,卻有三百餘年國詐,看不一樣的宋王朝

宋朝,給人的印象就是“積貧積弱”,“孱弱”就是宋朝的代名詞,真實的宋朝就是如此嗎?陳寅恪先生曾說過,中國文化“造極於趙宋之世”,那麼,文化之外,宋朝其它方面又是怎樣的呢?

宋朝國土

宋朝是在五代以來的衰敗,異族的崛起之際的基礎上建立的,面積比歷代中原王朝要少很多,宋朝後期的國土面積又比宋朝前期減少三分之一,但宋比盛唐喪失的,除了五代後晉割讓的燕雲十六州之外,都是邊遠地區,而基本上保留了發達的內地,當然,宋朝的國土也是往往令人惋惜的地方。

“積貧積弱”,卻有三百餘年國詐,看不一樣的宋王朝

“三冗”問題只因國土瘦小

宋朝經濟

宋朝是當時世界上經濟和文化最發達的國家,古代的人口統計數字不可信,按今人估計,唐朝極盛時的人口約八千萬,而宋朝約有一億。在古代手工生產時代,人口多,就意味著經濟總量大。

宋朝經濟比唐朝有顯著增長,中國傳統所謂精耕細作,其實主要開始於宋代,表現為南方稻的畝產量有了提高,並在較大範圍內實現了稻麥兩熟制,古代當然不可能有經濟總量的數字,但也有一些可作明顯對比的數字,唐朝供應京城的漕運糧額,往往是幾十萬唐石,水運和陸運最多達250萬唐石,北宋的漕運額最多達800萬宋石,一般定額為600萬宋石(宋石容量還大於唐石)。唐玄宗天寶年間,銅錢產量為32.7萬貫,而北宋一般年產量為100萬至300萬貫,而最高記錄為506萬貫。

宋朝文化

唐朝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鼎盛期,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詩,是公認的古代詩歌發展巔峰,唐詩勝於宋詩。但宋代文明勝過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經學、科技、史學、宋詞和散文六項

,由此宋文明總的說來,是勝過了唐文明,宋代在教科文方面繼續處於世界的領先水平,從清明上河圖上的描述也能略見一二。

“積貧積弱”,卻有三百餘年國詐,看不一樣的宋王朝

富足安定才能發展文化

宋朝軍事

宋朝軍事“落後”,其實是不準確的,在軍事技術上,宋朝並不落後,例如古代黑火藥的應用,主要是在宋朝,特別到南宋中後期,火藥兵器已在兵器中佔有相當比例,世界上第一次使用火藥兵器的海戰,是南宋初的膠西海戰,準確的說法應是宋朝在軍事上“孱弱”或“軟弱”。但也須作具體分析,例如對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軍而論,最頑強的抵抗對手就是宋。

宋朝“積貧積弱”,其實,宋的人力超過唐朝,物力和財力、政府財政收入更大大多於唐朝。但豐厚的財政收入難以負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橫徵暴斂又加重了民貧,這就是積貧。軍事無非是客觀的實力加之以主觀的實力運用。

“積貧積弱”,卻有三百餘年國詐,看不一樣的宋王朝

個人勇武不行,科技來湊

宋朝的綜合國力無疑強於遼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種因素,實力的運用水平卻是劣等的,這就是積弱。宋朝消極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訓,著重於推行文官政治,實行崇文抑武,其軍制是以犧牲軍事效能,以束縛武將才能,降低武將地位和素質為代價的。

宋朝自中唐以降喪失養馬區的現實,缺乏馬源,不重視騎兵的建設,而古代的騎兵猶如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坦克部隊,主要以步兵對抗遼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騎兵,就處於弱勢。加之自宋建國不久,就逐漸形成“守內虛外”、消極防禦等軍事傳統,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個時代的尚武精神淪落,逐步實行文臣統兵和宦官統兵,降至北宋末,舉國竟無折衝禦侮之將。

宋朝朝政

整體來說,宋朝的朝政,有得分的方面,也有失分的方面,按照皇帝集權,臣僚分權,中央集權,地方分權的原則,宋朝各種政治制度的設計和操作,還是有效地維護了政治穩定,消弭各種內訌,有利於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自宋太宗始,以興盛的科舉制,造就了發達的文官政治,官場中從重視門第到重視出身,是唐宋期的一大轉變,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國”,對政治穩定和文化發展是有正面影響的,文官政治並不意味著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特點在總體上說則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譏評說,“因循苟且”“僥倖一時”,不求振作有為,但求勉強維持,得過且過,缺乏行政效率,宋朝形成了經學、教育和科舉的三位一體的教育和文化環境,這無疑又釀成中華文明在後來落伍的重要因素。

“積貧積弱”,卻有三百餘年國詐,看不一樣的宋王朝

在人類歷史上,政治鬥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專制時代,政治鬥爭又往往是十分殘酷的。宋太祖立下了秘密誓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宋的政治鬥爭少有誅殺,就算是失敗了也就是下放,較為文明。即使在後期有三次大規模貶竄士大夫的運動,一般也不開殺戒。宋人稱“古者士大夫多被誅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來,始禮待士大夫,終始有恩矣”。趙宋一代在強調皇帝大權獨攬的同時,又兼顧對臣僚的體貌寬柔,在中華古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宋朝除後期外,將“異論相攪”作為“祖宗之法”,其初意是使“臣僚各不敢為非”。在較為寬鬆的政治和輿論環境下,宋朝臺諫政治的發達,超越前朝後代。在人治條件下,臺諫政治固然有各種流弊,但按照儒家理論,臺諫官作為政治上的反對派,行使監督權,發表異論,對於“扶直道”,維繫一個時代的正派士風,有一定積極作用。

“積貧積弱”,卻有三百餘年國詐,看不一樣的宋王朝

罷相回家的王安石在思考

金元則認為宋朝政失之於“寬柔”“寬柔”表現為對誤國敗事者有罪不罰,罰不當罪,罪廢複用,所謂“賞重於罰,威不逮恩”。宋朝的上層官員,大多治國救國無方,而彼此勾心鬥角,玩弄機謀權術,又有足夠的聰明才智,發展到頂點,則是不管國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國和救國,卻必須破壞他人治國和救國。

總的說來,宋朝的專制政治有開明的成份,保守的成份,拙劣和荒唐及可笑的成份,互相交織著,一起造成大宋朝廷尷尬局面。

其實宋朝的弊病,有歷代王朝的通病,更有自己的特點,中國的古史過於悠久,歷代興亡的往事也積累得過多。一方面是每代開國,總是企求長治久安,致力於堵塞各種招致敗亡的漏洞,另一方面又是從來無不亡之國,無不敗之朝。

儘管每朝每代的覆滅,總是各有許多具體的條件和情況,而其中一個根本性的因素,一條貫穿歷代敗亡的基線,說來說去,還是“腐敗”兩字,腐敗的根源,說來說去,也無非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下的等級授職制,歷史證明,等級授職制必然成為貪官汙吏的溫床,貪腐現象滋生不息的怪圈,必然出現官官相護的情況,而編織成龐大的貪腐保護網,歷代王朝覆亡留下的最重要的歷史教訓,就是從腐敗走向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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