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根據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林毅夫教授2020年3月3日在“國家發展”在線系列講座的演講整理。“國家發展”系列講座已舉辦30多講，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推出在線版。
新冠肺炎疫情還在發酵，大家既關心疫情的發展，也很關注疫情對經濟的持續影響。今天借“國家發展”在線講座的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思路和看法，為什麼新結構經濟學是對現代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包括主流經濟學為什麼需要反思，我們如何用新結構經濟學理解世界經濟的發展。
為什麼要反思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一套理論體系，理論是一個工具，幫助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如果一個理論不能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或者根據理論所採取的行動不能達到理論所預期的改造世界的結果，就應該對理論進行反思。我對發展經濟學的反思即源於此。
2008年以來，國際上對現代主流經濟學也有很多反思，因為現代主流經濟學不僅未能預測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而且，從數據上看，2008年危機之前，發達國家平均每年經濟增長速度是3-3.5%，十多年過去，在現代經濟學的指導下被認為恢復得最好的美國經濟2019年經濟增長率也只有2.7%。在去年底沒有發生新冠肺炎疫情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美國經濟2020年的增長也只有2.5%左右，明年可能再回落到2%。其他發達國家還不如美國，普遍未能走出經濟危機的陰影。這也是國際經濟學界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非常盛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有很多反思的原因。
這已經不是人們對發展經濟學理論的第一次反思。發展經濟學誕生於二戰以後，當時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開始獨立自主追求國家的現代化。為實現現代化，當時的主流經濟學中出現了一個新的子學科——“發展經濟學”。
第一代發展經濟學一般稱之為“結構主義”。當時，這些發展中國家取得政治獨立，都希望實現工業化、現代化，希望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可以跟發達國家一樣高，國家可以跟發達國家一樣強盛，實現所謂民富國強。當時經濟學界和政治領導人都認為，如果要和發達國家一樣富有和強盛，就要擁有一樣的高收入水平和勞動生產率水平，進而就必須建設和發達國家一樣的先進產業。二戰後，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產業大都是資本密集、規模很大的現代化產業。於是，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一致行動就是優先發展資本密集、規模龐大的現代化產業。然而這些產業在市場中無法自發發展起來，就認為是有很多結構性障礙，市場無法有效配置資源，出現市場失靈，必須由政府主導建設。
由於發展中國家原來的現代化工業製造品都是從國外進口，出口產品一般都是礦產資源、農產品，按照當時發展經濟學的理論，這些工業化產品不再進口，改為自己生產，故也稱為“進口替代戰略”。
在“結構主義”的“進口替代戰略”指導下，發展中國家普遍靠政府的投資拉動取得了5-10年的快速增長。但是，這些新建立的現代化產業沒有效率和競爭力，只能靠政府持續的保護補貼維持，使整體的經濟發展並不好。到上世紀60-70年代，這些國家不僅收入水平沒有提高多少，跟發達國家的差距還越來越大，並且，產生不少危機。
所以，被稱為“結構主義”的第一代發展經濟學，對解釋發展中國家為什麼落後，邏輯非常清晰，也很有說服力，但據此理論制定的政策和實施結果普遍失敗，所以要進行反思。
因為結構主義失敗，反思的結果出現了“新自由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是政府對經濟有太多幹預和扭曲，造成資源錯誤配置，效率因此低下，尋租腐敗頻發，收入差距擴大。這種觀點的邏輯也非常清楚，對發展中國家存在問題的原因說明很有說服力，從上世紀80開始盛行，中國國內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信奉者。
根據新自由主義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源於政府幹預，要解決問題就應該建立和發達國家一樣的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價格由市場決定，也即“市場化”。同時，企業應該自負盈虧，因此必須把原來的很多國有企業私有化。並且在宏觀上，政府應該維持經濟穩定，不能有高的通貨膨脹，這就要求政府財政預算必須平衡，不應該有財政赤字。簡單講就是，發展中國家最好進行市場化、私有化、政府財政預算平衡宏觀穩定化。
1992年，時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以後又擔任美國哈佛大學校長和美國財政部長的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寫了一篇文章，指出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轉型經濟學界出乎意料地有了一個共識，即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要成功，必須用“休克療法”，將“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市場化、私有化、穩定化同時落實到位。
這一次照此執行的發展中國家，都遭遇了經濟崩潰、發展停滯、危機不斷。數據表明，上世紀80-9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的發展中國家相比上世紀60-70年代“結構主義” 的“進口替代戰略”時期，平均經濟增長速度更慢，危機發生的頻率更高。所以，有些經濟學家把上世紀80-90年代“新自由主義”主導的這二十年，稱為是發展中國家迷失的二十年。
由此，新自由主義跟結構主義遭遇同樣的命運：解釋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頭頭是道，邏輯上滴水不漏，但是遵照執行的結果正好相反。
不過，二戰以後，也有少數幾個經濟體經濟發展得不錯，但他們推行的政策從這些理論來看是離經叛道。
首先是上世紀50-6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即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到上世紀80年代，這四個新興市場經濟體已經成為新興工業經濟體，到如今則已經全部都是高收入經濟體。
如果以上世紀50-60年主流的結構主義來看，亞洲四小龍的政策大多是錯誤的，這些經濟體並並沒有一開始就建設現代化的大產業，相反，都從傳統的、勞動力密集的小規模製造業開始。它們也沒有追尋結構主義的進口替代戰略，而是出口導向。當時認為，這種發展模式怎麼可能趕上發達國家？但事實證明，看似採取錯誤政策的這幾個經濟體，反而趕上了發達國家。
其次是現在發展得比較好的中國、越南、柬埔寨等轉型中國家，以及70年代初就開始轉型的非洲毛里求斯。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採納“休克療法”時，這幾個國家普遍採取了“漸進式雙軌制”，一部分還是由政府控制，保留國有企業，一部分走向市場經濟，放開市場，發展民營企業，市場與計劃並存。
當時有一種觀念認為，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像中國這種計劃與市場並存的雙軌制經濟還不如原來的計劃經濟，因此被稱為最糟糕的制度安排。理由是計劃和市場同時存在，腐敗空間大量擴張，政府幹預經濟、資源錯誤配置的可能性也會大大增加。
可如今看來，這幾個按照新自由主義理論來講最糟糕的轉型經濟體，反而都取得了成功。
也有人認為，亞洲四小龍一開始就是市場經濟，中國、越南、柬埔寨等也是從計劃經濟往市場經濟轉型，因此，新自由主義似乎是對的、有效的。但同時中國和這些經濟體的成功還有一個特性，就是這些經濟體中的政府不是新自由主義所講的所謂“有限政府”，只管教育、健康和社會秩序。恰好相反，這些政府都積極有為，對經濟有很多幹預，更像是結構主義所倡導的政府。
因此，這些成功的後發經濟體，傳統的結構主義和後來的新自由主義都無法很好地解釋。一開始我就講過，理論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但到現在為止，用發展經濟學理論指導的經濟體都不成功，而成功的幾個經濟體執行的都不是這些理論所倡導的政策。
因此我們亟需反思：為什麼發展經濟學出了那麼多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大師，但是發展中國家按照他們的理論去制定政策都基本上不成功？
迴歸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
我常常講經濟學研究應該回歸亞當·斯密，並非指回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結論，比如分工很重要、國際貿易自由化很重要，或者要依靠市場中看不見的手來配置資源等等，我強調的是回到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他怎麼得出這些結論，所謂“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我們的學習也應該去學習怎麼釣魚（研究方法），而不是去獲得幾條魚（研究的成果）。
亞當·斯密其實把他的研究方法作為書名《國民財富的本質和原因的研究》，採用的方法就是對“本質和原因”的研究。這本書出版於1776年，但他的研究大概始於1760年。當時工業革命還沒發生，所以亞當·斯密的觀察源於工業革命以前的經濟社會，他觀察和思考國民財富的本質是什麼，決定一個國家貧富的原因是什麼。但在他那個時代工業革命才剛濫觴，他在原因的總結上，自然忽視了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的重要性、決定性，只總結了地理大發現以後貿易所帶來的機會和影響。
在亞當·斯密之後的很多理論創新，都遵循了亞當·斯密的研究辦法，即觀察現象的本質，探索現象背後的決定因素，進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解釋，而不是套用前人的理論。
我研究新結構經濟學也是採用亞當·斯密的辦法。對發展經濟學而言，想研究的問題是怎麼讓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窮國怎麼變成富國，富國怎麼變得更富。
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長是現代現象。18世紀以前，經濟發展的速度非常慢，根據一些經濟史學家的研究，18世紀以前西歐國家的人均收入增長每年只有0.05%，以此速度，人均收入1400年才能翻一番。18世紀以後，年人均收入突然從0.05%變成1%，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時間也從1400年變成70年。從19世紀末到現在，西歐和北美髮達國家的年人均收入增長又翻一番，從每年1%變成每年2%，加上人口增長，每年增長在3%-3.5%之間。
現代經濟增長突然加速，最主要的原因是18世紀中葉以後出現的工業革命、技術創新以及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湧現，讓勞動生產率水平快速提高。同時，伴隨現代化技術和產業的湧現，規模經濟越來越大，電力、道路等基礎設施的需求越來越多，金融投資和風險也越來越大，催生了現代金融、現代法律等等。所以，現代經濟增長是一個結構不斷變化的過程，這個結構既包括影響生產力水平的技術和產業結構，還有道路、電力、港口、通訊等硬的基礎設施和法律、金融等各種軟的制度安排。
所以，收入水平不斷提升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能夠實現靠的是技術、產業、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等結構的不斷變遷。那麼，這些結構和其變遷又是什麼因素決定的？
遵循比較優勢
新結構經濟學在瞭解了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以後，採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現代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也即結構不斷變遷的決定因素是什麼，背後是什麼在推動。按照現代經濟學的命名方式，應該稱之為結構經濟學。因為根據現代經濟學的命名規則，用新古典的研究方法研究農業，就稱為農業經濟學，研究金融就稱為金融經濟學，所以研究結構和結構變遷就應該叫結構經濟學。不過，由於發展經濟學的第一代是 “結構主義”，為了區分，我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這種命名方式也有先例，上世紀60年代，諾斯倡導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制度和制度變遷，本應叫制度經濟學，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國有一個制度學派，諾斯為了區分，稱自己的研究為新制度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的新也是這個含義。
新結構經濟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每個時點給定但隨時間可以變化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和由其決定的比較優勢不同，只有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才能有最低的要素生產成本，如果再有合適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與之配套，交易成本就會很低，因而能夠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
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收入水平高，這樣的結構決定了它們發展資本和技術高度密集的現代產業有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因為收入水平低，資本短缺，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一般都是勞動力或資源很密集的產業。
新結構經濟學中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微觀基礎——企業自生能力。什麼樣的企業才有自生能力？一個有正常管理的企業，如果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不需要政府的保護補貼，就能獲得社會上所能接受的利潤率，就是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如果企業管理沒有問題，那麼在什麼條件下才有自生能力？前提是所在的產業符合本國的比較優勢，並且有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的配套。相反，違反比較優勢的企業就不會有自生能力，因為要素成本太高，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就比不過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和企業，也就不能獲得社會可以接受的利潤率。
發展經濟學要研究和解決的本質問題，就是如何能使一國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增加財富，從而民富國強。對此，新結構經濟學的邏輯很清楚：要提高收入水平，必須提高產業技術水平，產業技術水平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因此，要想從生產率水平低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或者資源密集型產業，進入到收入和技術水平更高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產業，前提條件是改變要素稟賦，要從資源或勞動力比較多、資本相對短缺的狀態，變成資本比較多、勞動力或者是資源比較少的稟賦狀態。如此才能改變比較優勢，進而改變產業結構，提升收入水平。
同樣的道理，要素稟賦結構和比較優勢不斷改變的同時，還必須相應地完善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配套，從而降低交易成本，使要素成本優勢，最終變成總成本優勢，形成國際競爭力。
這是新結構經濟學的切入點。在此分析，一個國家要發展，實現民富國強，就要通過提升產業結構、技術結構來實現，但是要想提升產業和技術結構，必須先改變要素稟賦結構，而最好地的改變之策，就是在每個時點上都根據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和技術，這是發展經濟最好的方式。這樣做，要素生產成本會最低，如果有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的配套，市場交易成本也會最低，就會有最大的競爭力。有最大的競爭力能夠搶佔最大的市場，創造最大的剩餘。資本來自於剩餘積累，有最大的剩餘就能有更多的資本積累，而且，按照比較優勢進行投資，資本的回報率也會最高，資本積累的意願也會最大，因此資本稟賦可以增加最快，這將逐漸讓資本從相對短缺變成相對豐富。
發展中國家按照比較優勢發展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產業和技術的升級可以通過引進來實現，使創新成本和風險相對更低。畢竟，發達國家的產業和技術在世界最前沿，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都必須靠自主發明，發展中國家如果能借力引進，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成本和風險會比發達國家小，相同的週期內就可以比發達國家走得更快，從而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
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
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比較優勢來發展，這是經濟學家的語言，怎麼讓企業家能夠自發地遵循新結構經濟學的這種思路來做產業和技術選擇呢？這就必須有一個制度安排。
企業家的本質是追求利潤，要想讓企業家追求利潤時的選擇，與整個社會的最佳選擇一致，就要有一套能反映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舉例來講，當資本相對少的時候，資本就很貴；勞動力或者資源相對多的時候，勞動力、資源的價格就相對低。企業家為了利潤最大化，就會選擇進入多用廉價勞動和資源、少用昂貴的資本的產業，並採用能用廉價的勞動力或資源來替代昂貴的資本的技術來生產。如果有這樣的相對價格體系，當資本變成相對豐富相對便宜，勞動力和自然資源變成相對短缺相對昂貴，企業家也就同樣會選擇進入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用資本相對密集的技術來生產。只有在競爭的市場中，要素的相對價格才能反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因此，要想讓企業家自發按照要素稟賦結構的比較優勢來發展產業、選擇技術，前提就必須有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
市場很重要，但只有市場是不是足夠？政府要不要發揮作用？我們知道，經濟發展不是資源的靜態配置，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資本會積累得很快，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也都會變化很快，要不斷從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往資本密集型產業升級，在升級過程中，既必須要有願意冒風險的企業家，也必須有政府能給他提供激勵補償，以及新產業所需要的硬的配套基礎設施，還有金融、人力資本、法律等各種軟性制度安排，根據新產業的需要不斷完善，這些都不是企業家能做的。否則，即便有企業家願意冒風險，主動產業升級，但要素成本優勢也會因為交易成本太高而無法變成競爭優勢。所以，創新企業家的成功還必須有一個因勢利導的有為政府。
理論只是一套邏輯，是否可接受還要經得起真實世界經驗的檢驗。
2008年，諾獎獲得者Michael Spence所主持的增長委員會，研究二戰後的200多個經濟體中的13個成功的發展中經濟體發現，他們都實現了平均每年7%或更快的發展，並且維持25年及以上。這13個經濟體有五個共同特徵：第一是開放經濟，第二是宏觀相對穩定，第三是高儲蓄、高投資，第四是市場經濟，第五是都有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
這個報告引起很多關注，Michael Spence也被非洲、亞洲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邀請做報告、提供諮詢。這些領導人問他，根據這項研究，到底有沒有一個藥方，照做就能成功。Michael Spence回答說，這五個成功的特徵只是藥材，但沒有藥方。我們知道單有藥材，沒有藥方，並不能治病，藥量不對，補藥可能變成毒藥。
其實，新結構經濟學提出的按照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經濟就是藥方。因為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建議，經濟發展成功有兩個制度前提，一個是有效的市場，一個是有為的政府。這就是增長委員會總結出來的第四和第五項特徵。其餘三項則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結果，因為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必然是符合比較優勢的多生產並出口，不符合比較優勢的不生產或少生產並進口，所以會是一個開放經濟。同時，按照比較優勢發展的企業有自生能力，整個經濟有競爭力，宏觀上自然比較穩定。如果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前面已經討論過了，會有最大的剩餘，投資回報率也會最高，自然會有高儲蓄和高投資回報率。因此，新結構經濟學的發展思路，與二戰以後成功經濟體背後的追趕之道完全吻合。
新結構經濟學的新以及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原來的前兩代發展經濟學理論為什麼邏輯上聽起來很有力，但照做都會失敗？對此，新結構經濟學也能給出解釋。
結構主義沒有認識到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其產業結構是內生的，是由要素稟賦決定的。發展中國家普遍缺資本，發展資本密集的產業就違反比較優勢，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當然只能靠政府的保護補貼才能存在。而且政府的保護補貼會帶來各種干預和扭曲，即使能夠把產業建立起來，也會有資源錯配和尋租腐敗。
新自由主義或者說“華盛頓共識”有那麼多知名經濟學家支持，為什麼也在現實中遭遇失敗？原因有二。
第一、沒有認識到保護補貼也是內生的，違反比較優勢，主張一步到位實現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但是，首先，資本密集的產業僱了很多人，大都還在城市，如果一下子取消補貼，企業垮臺會造成大量失業，造成社會政治不穩；其次，很多產業還涉及國防安全和國計民生，比如電力、電信，如果把保護補貼取消掉，不僅企業垮臺，國家也失去安全保障，經濟社會難以持續運轉。因此，即使私有化，企業要的保護補貼不僅去不掉，反而更多，效率更低，尋租腐敗更厲害。
第二、反對政府針對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給予因勢利導的支持，於是有些舊的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垮了，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不能出現，導致去工業化的情形。
少數取得成功的東亞經濟體，雖然當時被新自由主義稱為最糟糕的發展模式，但恰恰是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因此取得成功。漸進雙軌的轉型被新自由主義認為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卻取得成功，道理也很清楚：繼續給那些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必要的保護補貼，可以維持宏觀穩定；同時為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放開准入，政府積極引導，並建設經濟特區、改善營商環境等克服軟硬基礎設施的瓶頸，使得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能馬上變成競爭優勢，從而穩定快速地發展，並不斷積累資本，使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步因為要素稟賦改善而變得符合比例優勢，原來的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可以去除。中國改革30多年以後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潛臺詞就是已經可以把漸進雙軌時期的保護補貼取消掉。
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方式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也一脈相承。
新結構經濟學秉承了唯物辯證法以每一個時期給定，隨著時間可以變化的要素稟賦這一物質存在，作為分析經濟結構的切入點和出發點，來研究經濟發展結構變遷的規律。歷史唯物主義主張，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經濟基礎包括生產力水平以及和其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在現代經濟當中，生產力水平由產業決定，資本密集的產業生產力水平當然就高，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或者自然資源密集型的產業，生產力水平就低。選擇什麼樣的產業由要素稟賦決定，要素稟賦結構是一個物質存在，決定了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也就決定了生產力水平，以及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工資水平和勞資關係。不同產業的規模、風險特性不同，合適的基礎設施和上層制度安排不一樣，反過來看，上層制度安排合適與否，也會反過來決定生產力水平的發揮和演進。可以說，新結構經濟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一馬克思世界觀和方法論在現代經濟學的運用，同時也拓展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式。
經濟學需要一場結構革命
新結構經濟學找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和現代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一個結合點，並將推動現代經濟學的一場結構革命。因為當前的新古典經濟學或主流經濟學基本上都是基於發達國家的現象去做研究。比如，從亞當•斯密之後直至上世紀30年代的知名經濟學家，不是英國人就是在英國工作的外國人。此後的著名經濟學家，不是美國人就是在美國工作的外國人。他們提出的經濟學理論大多基於對英國、美國等發展經濟體的經濟現象的觀察、研究和總結，提出來的理論必然內嵌於這些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制度、文化等結構當中，發達國家的結構也就成了這些理論成立的暗含前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結構先天具有差異，用來自發達國家的理論來指導發展中國家的實踐，必然出現南橘北枳的問題。
與之不同，新結構經濟學認為，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稟賦結構不同，合適的產業、技術、基礎設施、制度安排等結構也不一樣。用個具體形象的比喻，現代主流經濟學以發達國家的結構為唯一結構，是一個二維的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有不同的結構是一個三維的經濟學。
根據上述認識，新結構發展經濟學探討的是從低生產力水平的結構往高生產力水平結構變化背後的道理。新結構轉型經濟學研究的是有扭曲的結構變成沒有扭曲的結構這一過程，和主流的轉型經濟學不同的地方在於：一般轉型經濟學以發達國家的制度安排作為轉型目標，新結構經濟學則認為，轉型應以和現階段的產業技術結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為目標。
另外，在研究經濟運行的現代經濟學的各個子領域，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也會有許多新的認識。例如，到底要不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按照凱恩斯主義的理論，經濟下滑時應該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但芝加哥大學的理性預期學派反對，理由是經濟下滑時，政府加大投資會增加政府負債，將來政府要還錢只能靠增加收稅，人是理性的，即使現在有就業、有收入，預期將來要加稅，會先增加儲蓄，壓低消費，使總需求減少。如此一來，即便政府加大投資需求保住了就業，但居民的消費下降，總需求不增加，也就走不出通貨緊縮，反而使政府的財政赤字不斷增加。這一流派的主張與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如出一轍。
那發展中國家能不能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發達國家面臨的情形是不是相同？當然不是。積極財政政策投資大部分用於修建基礎設施。在發達國家，搞基礎設施建設有個非常形象的比喻，“挖個洞，補個洞”，因為發達國家基礎設施已經相對齊全，只是比較老舊。但發展中國家到處都是基礎設施的短缺，一旦經濟下滑，政府加大基礎設施的投資，效果會很好，因為不僅能創造就業，消除基礎設施的瓶頸，等到經濟恢復，還有利於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提高整體經濟的效率，進而提升經濟增長率。經濟增長率提高，政府的稅收自然就增加，可以償還當初加大投資增加的債務，而不必提升稅率。
如此看來，同樣是積極的財政政策，放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就大不相同。因此，不能因為發達國家不適用積極的財政政策，發展中國家就盲目地跟著反對。我們不能再盲目信奉源自發達國家的現代經濟學，許多經濟問題表面上看起來相同，但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經濟結構有著深刻的不同，經濟發展、轉型和運行也都有各自的特色，不可簡單套用來自發發達國家的理論和經驗。
這正是我所講的現代經濟學的結構革命，就是強調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在結構上有差異，這種差異並不是隨機的，而是由其物質基礎決定，是內生的。這實際上也是對現代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場結構革命，而且主流經濟學，不管是宏觀經濟學、財政經濟學，還是貨幣理論、金融理論、空間理論等，都要進行一場結構革命。對於經濟學的研究，這也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創新。
到目前為止，發展中國家普遍還都有“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發達國家那麼發達，一定有道理，既然他們的理論不斷引導了發達國家成功，也能指導我們的發展。但是很可惜，我還沒有看到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來制定政策能取得成功，用來批評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問題倒是特別有說服力。但是，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的理論去做，卻沒有認識到問題的本質，沒有抓住問題背後真正的原因，沒有了解到經濟結構的內生性、扭曲的內生性，往往會好心辦壞事。過去如此，今天也如此。新結構經濟學的這場現代經濟學的革命，有可能讓我們在發展中國家學習經濟學時能夠實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這兩個目標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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