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經濟改革爲什麼能成功?

林毅夫: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能成功?

近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前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經濟改革:成就、經驗與挑戰(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表示,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科學總結中國經濟改革取得的成就和經驗,分析未來需要應對的挑戰,對於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大意義。

中國經濟改革利用了後發優勢

林毅夫在文中回顧了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成就。他指出,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以年均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2009年,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出口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2013年,中國進口加出口的貿易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

他表示,中國經濟改革並沒有套用任何現成理論,而是從自身實際情況出發,以對經濟社會衝擊較小的漸進轉型方式啟動,以“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維持經濟社會穩定,提高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積極性和資源配置效率,在不斷釋放後發優勢的過程中推動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並與時俱進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他在文中指出,在上世紀80、90年代,西方主流經濟理論曾認為這種市場和計劃並存的漸進轉型方式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造成的結果只會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差。然而,結果恰恰相反,中國經濟轉型取得巨大成功,不僅成功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且經濟發展成就令世界驚歎。

那麼,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為什麼能實現持續快速增長,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經驗是什麼?

林毅夫表示,回答這一問題,首先要理解後發優勢。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提高有賴於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這要求現有技術和產業不斷創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不斷湧現。因此,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如果要發展經濟、提高收入水平,都必須使技術不斷進步、產業不斷升級。

他指出,發展中國家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可能性,被稱為後發優勢。利用這一優勢,發展中國家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和較小的風險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經濟增長。

這是因為,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處於世界前沿,只有發明新技術、催生新產業,才能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而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只要下一期生產活動採用的技術比當前這一期好,就是技術進步;只要下一期進入的新產業附加值比當前這一期高,就是產業升級。因此,由於技術先進程度和產業附加值水平有差距,發展中國家可以對發達國家的成熟技術進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可以通過進入附加值比現有水平高且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產業中來進行產業升級。

但他同時也指出,利用後發優勢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可能性,並不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能利用後發優勢實現快速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只有13個經濟體利用後發優勢實現了年均7%甚至更高、持續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經濟增長。改革開放後的中國便是這13個經濟體中表現最為搶眼的一個,也是趕超速度最快的一個。

那為什麼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沒能利用後發優勢呢?林毅夫表示,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回顧當時的歷史背景。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全國上下致力於實現民富國強。因此需要快速發展起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資本非常密集、規模非常龐大的現代化產業。然而由於大產業都是發達國家最先進的產業,技術上有專利保護,因此中國只能依靠自己搞技術發明。並且由於產業資本非常密集,中國沒有比較優勢,必須依靠政府保護和補貼才能生存。最後,計劃經濟體制雖然快速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卻導致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率非常低。事實證明,這樣的發展不可持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轉變發展思路,推進市場化改革,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利用本國勞動力豐富的比較優勢開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實現了對外出口和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使中國的比較優勢從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逐漸變成資本相對密集的產業。也就是說,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成功轉型,才使得中國得以充分利用後發優勢。

中國採取了實事求是的漸進轉型方式

既然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快速發展是市場化改革帶來的,那為什麼上世紀80、90年代很多都在進行跟中國相似的、由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發展中國家,取得成功的寥寥無幾?

林毅夫在文中指出,上世紀80年代,中國推動改革開放時,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社會性質的發展中國家也在向市場經濟轉型。國際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實現經濟轉型必須實施“休克療法”,按照“華盛頓共識”的主張把政府的各種干預同時地、一次性地取消掉。受這種觀點影響,不少國家採取了這種“休克療法”。

但“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忽視了原體制中的政府幹預是為了保護和補貼那些不具備比較優勢的重工業,如果把保護和補貼都取消掉,重工業會迅速垮臺,對社會和政治穩定帶來巨大沖擊。而且,那些重工業中有不少產業和國防安全有關,即使私有化了,國家也不能放棄,必須繼續給予保護和補貼,而私人企業主要求政府提供保護和補貼的積極性只會比國有企業更高。大量實證研究表明,這正是蘇聯、東歐國家轉型以後的實際情形。

中國採取實事求是的漸進轉型方式。既然轉型之前建立的資本密集的大型國有企業在轉型之後的開放性市場中沒有自生能力,那就應該在轉型期給予這些企業以必要的保護和補貼以維持穩定。同時,那些原來受到抑制而又符合本國比較優勢的、不需要保護和補貼的勞動密集型加工製造業則應向內外資放開准入門檻;並且,針對當時中國存在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差的問題,設立經濟特區、出口加工區、高新技術區等,集中有限資源在這些區域裡把基礎設施建設好,實行一站式服務。這樣,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迅速變成中國優勢產業,帶來經濟高速增長。

經濟高速增長帶動民營經濟快速發展,推動國民經濟整體的市場化轉軌;促進了資本積累,為啟動和深化原來那些不具備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改革創造了條件。隨著資本快速積累,資本密集型產業逐漸從不具備比較優勢變為具備比較優勢,企業也就有了自生能力,原來的保護和補貼便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也就能夠實現“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讓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兩隻手有機結合,共同發揮作用。

應對新挑戰,繼續深化經濟改革

林毅夫在文中指出,中國的經濟改革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漸進雙軌改革進程中存在的市場扭曲和不當干預,也導致了腐敗滋生、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這些都是繼續深化經濟改革要應對的挑戰。

如今,隨著客觀條件變化,特別是隨著中國快速發展過程中資本的快速積累,改革初期和中期不具備比較優勢的產業,今天日益成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在市場中也具備了自生能力,其中的優秀企業還具有了較強競爭力。

因此,他表示,今後的經濟改革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來推進,建立起更加公平的市場體系和競爭秩序。這不僅能進一步釋放經濟增長潛力,也能有效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共同富裕。

同時,林毅夫在文中指出,由於發展條件的相似性,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型中所積累的經驗和智慧,也將有助於其他發展中國家克服發展和轉型中的困難,實現現代化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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