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界網站訊 9月16日，主題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使命”的紀念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暨50人論壇成立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舉行。
北大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國發院名譽院長、曾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再次強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也需要作出“理論創新”，他說：“理論的適用性決定理論的前提條件，經驗的適用性也決定這個經驗產生的前提條件。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前提條件當然跟發達國家不一樣，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論模型不一樣。以那樣的理論做參照，經常會出現我們所講的‘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
林毅夫教授研究了二戰以後的少數幾個成功的從發展中經濟體邁入發達經濟體的案例，總結了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抓住國際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國際轉移的窗口機遇期”，並認為“基礎設施的完善”是其重要條件。他指出：“我們2013年以後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過去18年來我們講的中非合作發展，強調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強調產能合作，這確實是可以給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繁榮帶來一個歷史上難得的機遇期。”
以下是演講實錄：
林毅夫：很高興參加這個會，我講三點意見。
第一，中國改革開放經濟學家做了許多貢獻，中國兩個百年目標的實現，經濟學家還要繼續發揮作用。在1978年我們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按照世界銀行的指標，我們的人均GDP156美元，是當時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20年前，50人論壇成立的時候，我們的人均GDP只有850美元，還是低收入國家。經過40年，每年9.5％的增長，去年我們的人均GDP達到8640美元，變成一箇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並且也是在過去40年當中唯一沒有出現金融經濟危機的國家。所以能夠取得這樣亮麗的成績，當然主要的是黨中央國務院英明決策推動改革開放的結果。但我們作為經濟學家，也不斷地給黨中央國務院各級領導出謀劃策，我想也是有一份的貢獻。
雖然過去40年的成績很亮麗，不過我們經濟當中還存在各種問題，包括像收入分配的問題、腐敗的問題、環境的問題等等一系列，並且距離兩個百年目標想要達到的把中國建設成社會主義強國，還有很長的距離要去做。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怎麼樣克服我們體制性的問題，抓住時代給我們的機遇，繼續推動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同樣，需要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領導，也需要我們作為經濟學家深入研究問題、出謀劃策。這是第一點看法。
第二點看法，中國經濟學家要做政策研究，也要進行理論創新。固然，如果只看我們自己國內的經濟，確實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很多問題，不管收入分配、不管城鄉差距、不管腐敗等等，但這些問題出現的時候，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改革是走的一個漸進雙軌的方式，政府保持了對市場進行太多幹預所導致的結果。但是仔細去想的話也不完全是這樣子，比如說在80年代、90年代，同樣給我們在進行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前蘇聯、東歐國家，他們試圖一致性地把那些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引進到他們的國家去。我想大家知道，取得的結果是他們的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基本上我們存在的每個問題他們都存在，而且從某種角度來講，還比我們更嚴重。所以並不是簡單的講說我們現在有很多體制不完善導致這些問題，並且在我們自己的改革經驗當中也經常出現，有很多出發點非常好的改革措施，從理論上面講非常清楚，應該是好的。但推行的結果常常是跟原來的願望相左，甚至把問題還搞得更復雜一點，所以不得不倒退。
那麼為什麼出現這樣的情形呢？不可否認，我們在改革開放的過程當中，不管是中國還是其他國家，或者是世界上的這些發展機構，總是以發達國家現有的理論跟現有的經驗來看我們存在的問題，希望用那些理論跟經驗來作為我們改革發展的參照。但是我們知道，理論的適用性決定理論的前提條件，經驗的適用性也決定這個經驗產生的前提條件。我們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前提條件當然跟發達國家不一樣，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論模型不一樣。以那樣的理論做參照，經常會出現我們所講的“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我們經濟學家如果想對我們進一步的深化改革，推動中國的發展，非常有需要自己深入瞭解中國的經濟現實，從中國的經濟現象當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以及克服它可以動員的資源、推動改革前進的動力等等，提出新的理論。
這樣的理論能夠比較好的讓我們瞭解過去這40年的轉型為什麼能取得這些成績，同時還存在這麼多問題，這麼多問題怎麼來解決才會真的有效，使我們的理論能夠從認識世界跟改造世界得到統一。現在經濟學的理論在發展中國家普遍出現，認識世界好像很有力量，改造世界蒼白無力。我們希望我們作為中國的經濟學家，這場改革開放是人類經濟史上一個難得的最大的實驗，從這場實驗當中我們自己來總結經驗、提出新的理論，這也是總書記在2006年5月17號哲學社會科學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精神。這是一個需要理論的時代，必然產生理論；這是一個需要思想的時代，必然產生思想。我們不能辜負這個時代。經濟改革轉型最重要的是在經濟方面的這種體制的改革，我們作為經濟學家不能辜負這個時代，在政策研究的過程當中，也同時要進行理論創新。
我第三點看法是，中國經濟學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們不僅是要關心中國自己的事，而且要關心世界。中國的崛起、民族的偉大復興，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相當大的程度決定於中國的發展是不是給其他國家帶來共同發展的機遇。而這方面我們不僅要做，同時也要會說。比如說現在中美關係，大家在打貿易戰，可是我們知道貿易是雙贏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樣能夠真正的有理有據的讓美國學界、理論界、民眾能夠了解中國的發展、中美的貿易會促進美國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崛起能夠給美國的企業提供更大的利潤空間，這是互利雙贏的。
同時，現在85％的世界上的人口還生活發展中國家。即使到2025年左右，中國變成發達國家，但到那時候還有66％的人是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中國發展現在是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到2025年左右又是一個高收入國家，那我們對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原來過去發達國家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一樣，應該負有更大的責任。
但如果回顧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的發展跟合作的格局，發達國家如果從錢上面來講，花了不少錢。根據我的統計，發達國家給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超過三萬億美元，但是真正能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國家非常少，能夠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國家非常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人講的思路決定出路。因為發達國家在提供發展中國家援助的時候，通常是沿著他們的理論、他們的思路、他們的經驗來做的，結果出發點非常好，效果不如人意。
那麼中國變成一個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對世界上要承擔更大的責任的時候，我想應該要理解為什麼過去的發展沒有效果，因為從發展的角度，比如說這幾年我們提倡的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從農業到製造業到服務業，從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這樣一個轉變的過程。在這個轉變的過程當中，從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少數幾個發展成功的發展經濟體，他們也有共同的特點。都是抓住國際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國際轉移的窗口機遇期，然後來抓住那個窗口機遇期，讓他們從農業社會變成現代化工業社會。中國現在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從世界的製造業大國當中的有很多勞動密集型產業，會逐漸輸掉比較優勢，我們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怎麼向世界轉移的窗口機遇期。當然，要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必須有一些條件，比如必須有基礎設施的完善。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2013年以後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過去18年來我們講的中非合作發展，強調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強調產能合作，這確實是可以給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繁榮帶來一個歷史上難得的機遇期。當然，他們要怎麼抓住這個機遇期，我們必須要有理論的指導，就是怎麼樣來改變他們的發展思路的問題，這也跟我前面講的理論創新相關。
總的來講，在1995年的時候，《經濟研究》創刊40週年的時候，我寫的一篇文章當時提出，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21世紀會是中國經濟的世紀。我想很重要的就是，我們作為經濟學家，一方面要繼續貢獻我們的智慧，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化，讓我們的經濟能夠繼續乘風破浪往前進，同時提出新的理論，才能夠讓我們的改革發展更順當地進行，並且以我們的理論、我們的思路以及我們的發展、援助來幫助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而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起來，也同樣能給發達國家創造出的機會，同樣能夠實現百花齊放春滿園的時代的到來。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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