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新科技新經濟的發展，政府不可缺位
財經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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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新經濟發展中的有為政府和有效治理，我想從我比較熟悉的新結構經濟學的視角，來談談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主要想談兩方面：一方面，新經濟是科技發展和市場競爭的產物；第二，新經濟需要與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相結合，這樣才能比較好地推動科技發展，抓住新經濟的機會，並且能夠趨利避害。
在經濟增長當中有所謂“現代經濟增長”跟“前現代經濟增長”，這是美國經濟學家庫茨涅茨提出的概念。18世紀之前被稱為“前現代經濟增長”，因為當時經濟增長的速度基本由人口增長速度決定，人均收入水平不高。18世紀以後進入“現代經濟增長”，首先人均增長從平均每年0.05%增長到每年1%，一下子增加了20倍。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又翻了一番，人均收入增長達到2%。這麼大的變化實際是幾次工業革命、幾次技術革命對社會經濟進步的貢獻。第一代的蒸汽化、第二代的電氣化、第三代的計算機和互聯網信息化，以及第四代以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為特徵的工業革命。
為什麼工業革命以後會出現一代代的新技術變化？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一項新技術發明會帶來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但如果沒有新技術的不斷湧現，在給定技術條件下，資本在不斷積累以後就會有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放慢。我們知道經濟競爭就像船的競爭一樣，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新的技術出現後，開始可能有專利保護，過一段時間專利保護過期了，後來者就可以把這個技術拿來用，那他的生產力水平就會跟新技術發明者持平。沒有在市場中獲取比別人更高利潤的機會，就沒有辦法維持在經濟中的領先地位。所以，為了不斷在市場競爭中維持領先地位，“現代經濟增長”裡面所講的“內生經濟增長”就出現了。也就是說，處於技術前沿的國家會不斷從事新技術的研發和投資，新技術也會隨之不斷湧現。從這個角度看，工業革命以後一代一代新技術湧現，是市場競爭的結果。
另一方面，它又不僅僅是市場競爭的結果。新技術會帶來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以及收入水平增速不斷增加。因為新技術尤其是那些根本性、革命性的技術會帶來新產業、新業態，然後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
比如說，我前幾天剛看到一個資料，說現在世界上1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有7家是屬於新經濟的，包括阿里巴巴、騰訊，美國的蘋果、亞馬遜、谷歌都是新經濟。除了帶來新的增長點、新的業態之外，這些革命性的技術也可以與已有的產業嫁接，令其降低成本，然後產生新的競爭力。我們前一段時間推動“互聯網+”就體現了這個思路：互聯網加上原來傳統產業的技術、產品，讓它能更方便地進入市場，或者是能夠更方便地瞭解市場需求，讓傳統產業的生產能更好地符合市場需要，這些都會帶來效率的提高、收入水平的增加。
以上是我從學理上的粗淺認識。
談到新科技的創新，人們經常會講企業家的重要性，企業家希望只有市場的競爭，最好政府不要去幹預，我想有不少這樣的理論。但是如果只有企業家，而沒有政府的“有為”來提供服務跟趨利避害，首先新技術可能不會出現，即使出現了，它在增加社會財富的同時也可能帶來很多意想不到的不良後果。
首先，新技術通常是要靠研發出來的。這種研發投入非常大、風險非常高、失敗的概率也非常大，如果不授予其專利，那研發者的積極性就備受打擊。授予專利是政府的行為，如果沒有政府，靠企業之間就只能作為企業自己獨家擁有的秘密，但是獨家擁有的秘密不容易保存，所以最好的方式還是由政府提供這方面的專利服務。
除了專利服務，技術的研發是基礎科研跟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雖然存在失敗風險，但一旦開發出來得到專利，這就可能是一本萬利，所以企業有很大的積極性。但是企業家不太願意做基礎科研，因為基礎科研的成果通常只是一篇論文，是公共產品。但如果沒有基礎科研的話，新技術、新產品的研發實際上是無源之水。所以，政府就應該提供對基礎科研的投入，然後才會有源源不斷的新技術湧現。實際上前面講的第一代工業革命、第二代工業革命、第三代工業革命跟現在的第四代工業革命，都是政府在基礎科研上投資所產生的結果。
除了基礎科研需要靠政府，新的技術出現以後，還需要很多硬的基礎設施跟軟的基礎設施。比如傳統產業中的常常提到的“鐵公基”就是硬的基礎設施。但現在新經濟所需要的基礎設施不一樣，新的基礎設施是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這些新的基礎設施如果不存在，那麼將來新的業態就很難出現，就不能真正實現新技術所帶來的經濟效率。
此外，新技術需要新技術人才，新生產人才。企業家自己很難憑一己之力從小學開始培養這樣的人才。這必須靠政府在教育、高等教育或者研究生教育領域，針對將來新的技術革命所需要的技術人才類型培養人才。
當新技術取得一些突破後，會產生很多應用機會和應用場景，這都需要大膽嘗試，需要有敢於“第一個吃螃蟹的人”。這樣的先行者可能不會來自於有基礎、有根基的企業。他們通常是一些年輕人，不僅瞭解技術而且對市場非常敏感。當他們萌生了新的想法，需要有一定的孵化基地，幾個人一起鑽研，把這個技術變成可向市場推廣的產品。孵化基地，這也是需要政府支持的。此外，一定的金融支持也是必需的，這些金融支持一部分來自風險投資、風險資本，但當產品有了一定市場後如果需要上市，此時就必須有合適的金融安排支持這樣的活動。市場上可能會湧現許多金融支持服務，但如果要讓這些服務有序，那需要政府在金融管理、金融法治等方面做好安排和運作。
在現代化經濟中，任何產業在市場中要想獲得競爭力，都需要形成產業集群，需要相對集中的產業鏈的配套服務。產業集群有時是自發形成的，但自發形成可能需要很長時間。如果有政府的引導可能會比較快地形成產業集群。
市場需要競爭，但是如果沒有政府的“有為”，克服市場競爭當中可能出現的市場失靈現象，企業就不容易抓住競爭中的機會。新經濟通常規模很大，它會贏者通吃，贏者通吃有好處，可以馬上出現幾個世界500強的大企業，例如阿里巴巴、騰訊、谷歌等。但是變成通吃的贏者以後，大企業在市場上佔據壟斷地位。如果這些企業只是利用它在科技、經濟領域的優勢來獲取競爭力，這無可非議。但是我們知道，一旦企業佔據壟斷地位、積累了財富以後，很容易會利用壟斷地位爭取政治地位，甚至去影響政策走向，妨礙科技或者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因此，政府要在允許一定的壟斷的情況下加以治理，但與此同時，不能對新產業和新技術獲得市場機會造成妨礙。
新業態出現伊始是處於探索過程中，管理可能不到位，也可能因此出現一些漏洞，出現以犧牲絕大多數消費者利益來攫取個人短期的利益的現象。互聯網金融就是非常典型的一個例子，本來是很好一件事，降低信息費用，更好地動員資本，更好地配置資本。但前段時間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互聯網金融的惡性案件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治理要及時跟上，才能避免新技術給市場的參與者帶來不利影響。
新經濟出現後容易產生壟斷，壟斷可能導致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許多發達國家在新經濟出現後，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這也就是《資本論》中描述的這些資本家，其財富在經濟中佔比越來越高，引發很多社會不滿。所以，政府在支持新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要考慮收入分配，採取一些措施，幫助在經濟當中處於弱勢的群體，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幫助他們借力新經濟，分享新經濟的好處。在這個過程中新經濟也一定會取代部分舊經濟，從舊經濟中淘汰的這些人，如何讓他們得到必要的生活保障，以及二次收入分配的問題，這些都是政府需要做的。
（林毅夫：長安街讀書會成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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