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小样
患难见真情大义：司马光、苏东坡与王安石关系
1、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发生变法之前为朋友，后来因为一件事不合便反目，苏轼和王安石为政敌。
2、三人生于同一时代（北宋），曾经互为朋友，而在王安石推行新法之后，王安石和司马光反目。司马光，一反常态，变成激烈的反对派和保守派。
3、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一对“政敌”，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东坡，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东坡。苏东坡从生命的谷底黄州屹立成伟大文学家后，到南京拜访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伟人相会，飘逸潇洒，友谊超迈，人品风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节点。
4、1071年，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和苏轼是好友，两人竭力反对。最让人诟病的倒不是王安石强力推行的新法有多恶劣，而是他独断专行的处事风格，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
王安石赶走司马光等一班重臣后，给朝廷里补充了一批新鲜血液。他考核干部的标准只有一条：绝对支持变法。除了这一条，什么人品啊、能力啊等标准都可以适当放宽。
5、“乌台诗案”爆发后，苏轼被逮捕，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如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甚至已经去世的欧阳修等29位大臣名士都受到牵连。当时赋闲在家的王安石听说此事后，也连夜派人进京上书劝说宋神宗：“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6、苏轼流放期间曾探访王安石，两个人携手同游钟山时，俨然一对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他们诗酒唱和，谈禅说佛，人生至乐，也不过如此罢。
7、接下来王安石被罢相就是顺理成章了。1076年，55岁的王安石最终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而另外一个人正在后台跃跃欲试；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得太久了。如你所知，他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一上台，就宣布所有新法尽数废除。当得知新法尽数废除的消息，王安石悲愤不已，引发了背上的疮毒，与世长辞。
8、司马光未曾料到的是，曾经忠实的同盟者，文学家苏轼此刻却站出来反对他的举动。
原来，苏轼在颠沛流离的外放期间，亲眼看到了新法的便民之处，从而发觉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偏执与保守。
他在给友人滕达道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回向之所执，益觉疏矣。”由此，苏轼改变了对新法的偏颇认识。
9、王安石逝世后没多久，司马光也去世了，在这之后，苏轼在新旧两党的夹击之下，依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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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安石和司马光是至交好友，两个人都是作风良好的谦谦君子，他们同是大宋的相公，都想让大宋变得强大。
不过方法不同。王安石讲究开源，司马光用的是节流！在变法上，二人的政见不同，最后导致关系破裂，势同水火！
苏轼开始的时候也是变法的支持者。到了他回家丁忧的时候，看见变法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就开始反对变法了。
二、如果苏轼没有那段贬来贬去的经历，今天就会少了很多绝妙的诗词文章。
所以说对他个人而言，自然是痛苦不堪，可是对爱好诗词的后人来说是一笔多大地财富啊！
不仅苏轼如此，史上多少文豪都是因为其政治不得意而留下了不朽的作品，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司马光砸缸）
三、苏轼被贬黄州，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
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公务之余，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苏轼在这时起的。
四、司马光从一开始就反对变法，而且在宋神宗面前，他和王安石曾激烈的争论过。司马光上位后，逐渐废除变法，王安石的心在滴血。滑稽的是，在司马光废除新法的时候，原本一些反对变法的人，逐渐看到了变法的好处，开始为王安石说话，但已无能为力。宋朝轰轰烈烈17年，最后回到了原地。
公元1086年的夏天，王安石66岁，最终病倒在江宁。司马光此时已经病重，听闻王安石已逝，非常惆怅，评价6个字曰：不可毁之太过。因为在司马光的心中，王安石是个正人君子。同年，司马光也去世了。两个神童，两个文学家，两个老对手，同年去世，让历史更加丰富。相比于王安石的死，司马光人在高位，享受了不错的尊荣。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6字评价，比较中肯。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朝为官，虽然在政治上是对手，但二人都是儒学大师，修养很高，除了在政见上有争议，在人品、文学上还是非常尊重对手的。王安石性格直爽，有君子风度，这从他救苏轼一事上就能看出。而司马光，也不是小人，至少，他没有用丑恶的手段，来对付王安石。
人物简介
司马光
（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及第，累迁龙图阁直学士。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元祐元年（1086年），去世，追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名列“元祐党人”，配享宋哲宗庙廷，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称“先儒司马子”；从祀历代帝王庙。
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王安石
（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苏轼
（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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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和王安石年龄差不多，都作为宰相，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改革派，是一对政敌。
苏轼对前两位来说是后辈。苏轼最初看到王安石变法的一些弊端，提出不一样的政见，在变法派当权时被当着守旧派。
苏轼在地方为官时，又在施政中支持了确实务实的一些变法政策。当司马光一派上台后，苏轼又被当成王安石一派。
苏轼的乌台诗案正是这种两面不讨好的情况发生。实际上苏轼是在党争之外的一股清流，却被两派利用来争斗。苏轼在京城为官时间并不长，官位也不高，大部分时间都贬谪在外，黄州，惠州，甚至海南。
在私下，苏轼与司马光、王安石并无过节。苏与任何人都相当友善。
在文学上，苏轼也是将司马光、王安石当前辈。王安石晚年失势隐居金陵，苏轼还在路过金陵时特地看望过王安石。
政治地位来说，王安石第一，其次是司马光，苏轼最末。
文学成就和地位，苏轼第一，王安石其次，司马光最末。苏和王都在唐宋八大家之列，而司马光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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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总体上来讲都是文学大家，他们的文学成就远高于政治成就。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享有和司马迁《史记》一样的盛誉。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们的诗词很多成为千古绝唱。因此这三个人都堪称文学大家。
这三个人都是性情中人，人品都没得说，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政敌，一个是保守派，一个是改革派，但私下里他们关系很好，都很敬佩对方的为人。苏东坡是王安石的学生，他们两个的私人关系也相当不错。
但从政治上看，这三个人都不是出色的政治家。国家积弊太深，不改革就没有发展，司马光反对改革显然不合时宜。
王安石力主改革变法，想法很好，但实操能力差，变法无法落到实处，最终只能失败。
苏东坡在王安石变法时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失败了，他又支持王安石，可见他政治的幼稚。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官至宰相，苏东坡只是地方官，他们比苏东坡政治能力强，但是和明朝张居正相比还是差了些，张居正能把改革做成了，他们不能。
司马光、王安石和苏东坡都是出色的文人，他们彼此心心相惜，敬佩对方的文学才华，敬重对方的为人。但又各持不同的政治观点，有矛盾也有共鸣，这就是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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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都曾官居高位，出任宰相，二人是政敌。司马光是保守派，王安石是改革派。
苏轼的政治成就没有二人那么高，这和他的性格有关。而他非常崇拜司马光，司马光死后为其作了祭文。他也是司马光的保守一派，反对王安石变法。但苏轼在保守一派当政后，发又反对当时的当权者，他其实没什么党派的概念，只是一心为百姓而已，因而在官场上，他其实是不适合的。私下里，他和王安石也能在一起愉快的谈论佛学和诗歌，但对王安石为变法所做的事情依旧不满，这是王安石晚年退出政局之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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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北宋著名的学者兼政治家，但他们在变法问题上却逐渐变得针锋相对。王安石与北宋熙宁二年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意在解决北宋长期以来冗兵冗官过度的积弊，司马光在变法初期大致持观望态度的，对于变法中的问题，他屡次写信规劝王安石不可过于自信，但发现王安石的改革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且难以听得进他人意见时，便坚决成为变法的反对派，以至于退出政坛以示抗议。王安石是北宋有名的“拗相公”，这使他具有雷霆万钧的改革魄力，同时也具有难容人言的局限。由于用人失察和改革中的问题，反对者越来越多，宋神宗将王安石罢相，改革遭遇重挫。但国家积弊依旧，而且有日趋恶化之势，所以神宗不得不让王安石二次出山，继续改革。但这次遭遇的阻碍更大，使得拗相公王安石最终心灰意冷，最后也辞官隐居了。
司马光接任宰相，尽废王安石的新法，标志着熙宁变法最终失败。平心而论，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北宋政坛上的一流人物，二人所争，并非个人私利，而是国家民族之公益。所以，剧烈的政治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于彼此的评价，司马光尽废新法，但王安石最后依旧称赞说“司马君实，君子人也”，而司马光评价王安石为“介甫无它，唯执拗耳”。
古人云：君子相交，不出恶言。孔子曰：其争也君子。如王安石司马光者，可谓是“君子之争”。
苏轼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并因此而一再遭贬，备受挫折。但是，当王安石长子去世，变法失败，于山穷水尽之时隐居南京时，苏轼却专程前来拜访安慰，二人登山临水，促膝谈心，相谈甚欢。似乎他们不是政敌，而是一对志同道合的老友。的确，他们政见不同，但作为读圣贤书长大的饱学之士，他们秉持的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处事之道，所争者在国家民族之利益而非个人区区私利，他们心中有道义，有理想，有担当，所以才能抛弃政见之不同，而能惺惺相惜，彼此宽容，同样显示出君子之交的高风亮节。
山上有水
康震教授可答！
用户1342947076734
苏东坡，司马光都属于旧的保守派。而王安石确是新的改革派。
用户46401212138824大
司马光，守旧派；王安石，革新派；苏轼，原来是守旧派的，后来摇摆过，所以受夹击。
梨花雨49
最基本一点他们对事不对人，反对你的主张，但是人之间彼此都很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