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China's modern history
蔣廷黻·著
中國出版集團
現代出版社
剿夷與撫夷篇
一、英國請中國訂立邦交
在19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其因中西相隔甚遠，交通不便。我們的經濟是自給自足，無需西洋的出品，在這種情形下，邦交原來可以不必有的。
還有一個緣故，那就是中國不承認別國的平等。他們不來，我們不勉強，他們如來，必尊中國為上國而以藩屬自居。這些儀式問題、體統問題就成為邦交的大阻礙，“天朝”是絕不肯通融的。中國那時覺得沒有必要外邦的必要，他們要是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時的中國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與撫夷”。政治家分派別，不過是因為有些主張剿，有些主張撫。之間英國有過兩次的邦交，英國兩次的失敗，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到了19世紀，我們只能在國際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慶、道光、咸豐年間的中國人，不分漢、滿，扔圖閉關自守，要維持歷代在東方世界的光榮地位，根本否認那個日益強盛的西方世界。
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近代史，必須瞭解近代的邦交是我們的大困難，也是我們的大機會。
二、英國人做鴉片買賣
在19世紀以前，外國沒有什麼大宗貨物是中國人要買的，那時不分中外都認為金銀輸出是於國家有害的，各國都想法子增加貨物的出口和金銀的進口。在中國的外商，經過多年的試驗，發現鴉片是種上等的商品，英國在乾隆初年，鴉片輸入每年約四百箱，每箱約百斤。乾隆禁止內地商人販賣，但是沒有效果，到了嘉慶初年，輸入競加了十倍，每年約四千箱。 嘉慶下令禁止入口，但官史的腐敗和查禁的困難，銷路還是繼續增加。
實在但是的人對禁菸問題都帶了幾分客氣，在他們的私函中，他們承認禁菸的困難，但在他們的奏章中，他們總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調，這種不誠實的行為是我國士大夫階級的大毛病之一。那時鴉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是印度政府收入之大宗。英國對於我們的獨自尊大、閉關自守的態度已不滿意，要想和我們算一次帳，倘若我們因鴉片問題給予英國任何藉口，英國絕不惜以武力對付我們。那次的戰爭我們稱為“鴉片戰爭”英國人則稱為“通商戰爭”。
三、東西對打
林則徐於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廣州，經一個星期的考慮和佈置，他就動手了。他諭告外國人說：“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將爾國不食之鴉片煙帶來內地，騙人財而害人命乎？”他要外國人做兩件事：
第一，把已到中國而尚未賣的鴉片“盡數繳官”；
第二，出具甘結，聲明以後不帶鴉片來華，如有帶來，一經查出，甘願“貨盡沒官，人即正法”。
外國人不知道林的品格，以為他不過是個普通官僚，到任之初，總要出個告示，大講什麼禮儀廉恥，實質上還不是在要價？價錢講好了，買賣就可以照常做了。殊不知林則徐不是那類人：“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斷無中止之理。”外人尚不肯交煙，林下令，斷絕廣州出海的交通，把十三行圍起來，撤出裡面的中國人，然後禁止一切的出人。換言之林將十三行做了外人監牢，並不許人賣糧食給他們。最後英國商業監督義律，看沒有辦法了，就將所有商人鴉片收集起來，變成了大英國的政府的鴉片交給林則徐。共計二百數十萬斤，實一網打盡。義律當時把繳煙的經過詳細報告英國政府以後，靜待政府的訓令。上面說了，林則徐要英國人做兩件事，這個只是其一，其二是要英國出具甘結，以後不做鴉片買賣。義律不答應，然後雙方起了衝突。
英國政府接到義律的信後，就派全權代表懿律率領海陸軍來華。這時英國不但索鴉片賠款、軍費賠款，並且要求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英國北上派兵佔領定海，定海失守的消息傳到北京後，清廷憤怒至極。是時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隸總督琦善，他當時與英國外相巴麥尊交涉，當時英國也不願意在北方打仗，就答應琦善去廣州再次交涉，並表示撤退定海的軍隊。道光帝高興極了，覺得琦善以三寸之舌竟能說退英過的軍隊，遠勝林則徐的孟浪多事。
琦善到了廣州後，發現自己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英人堅持要賠款和割香港島或加通商口岸，琦善怕朝廷不答應，就慢慢降價。英人不耐煩，於十二月初開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後，琦善和義律訂立條約，賠款六百萬元，割香港與英國，以後給予英國平等待遇。道光不答應，罵琦善是執迷不悟，革職鎖拿，家產查抄入官，同時調大兵赴粵剿辦。英國政府也不滿意義律，也派人來華。
從這時起，中、英雙方皆一意主戰，彼此絕對不交涉。英國的態度很簡單：中國不答應他的要求，他就不停戰。道光也是很倔強：一軍敗了再調一軍。到了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夏天，英軍快要攻克南京的時候，清廷知道沒有辦法，不能在抵抗，於是接受英國要求，訂立《南京條約》
四、民族喪失二十年的光陰
鴉片戰爭失敗的根本理由是我們的落伍。我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我們雖拼命抵抗終歸失敗，那是自然的，逃不掉的。
從民族的歷史看，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瞭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
為什麼道光年間的中國人不在鴉片戰爭以後就開始維新呢？此中原因之複雜，但是值得我們研究。
第一，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中國文化有了這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要改不容易。
第二，中國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動搖，就是士大夫飯碗的動搖。只要實行新政，科舉出身的先生們就有失業的危險，難怪他們要反對。
第三，中國士大夫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
主張撫夷的琦、耆英諸人雖把中外強弱的懸殊看清楚了，而且公開地宣傳了，但是士大夫階級不信他們，而且他們無自信心，對民族亦無信心，只聽其自然，不圖振作，不圖改革。
五、不平等條約開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訂的《中英條約》，不過是戰後新邦交及新通商的大綱，次年的《虎門條約》才規定細則。我們知道，戰後的整個局面應該把兩個條約合併起來研究。我們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賠款二千一百萬兩。
第二，割香港。
第三，開放廣州、廈門、福建、寧波、上海為通商口岸。
第四，海關稅則詳細載明於條約，非經兩國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謂協定關稅。
第五，英國人在中國者只受英國法律和英國法庭的約束，是即所謂治外法權。
第六，中、英官史平等往來。
我們與英國訂了這種條約，實應為萬不得已，如別的國家來要求同樣的權利，我們又怎樣對付呢？在鴉片戰爭的時候，國內分為兩派：剿夷派和撫夷派。前者是林則徐為領袖，後者以琦善為領袖。戰爭失敗後，撫夷派當然得勢了。不平等條約的根源，一部分由於我們的無知，一部分由於我們的法制未達到近代文明的水準。
六、剿夷派又抬頭
在鴉片戰爭以前，廣州與外人通商已經三百多年，好像廣州人應該比較知道外國的情形，比別處的中國人應該更能與外人相安無事。其實不然，五口通商以後，唯獨廣州人與外人感情最壞，衝突最多。此中原因複雜，
第一，英國在廣州受了多年的壓迫，無法出氣，等到他們打勝了，他們覺得他們出氣的日子到了，自然呆了幾分仇視。
第二，廣東地方官商最感覺《南京條約》給他們私人利益的打擊。
仇恨的表現之一即是殺外國人，他們到郊外去玩的時候鄉民出其不意，就把他們殺了。其二是在廣東還有外人進廣州城的問題，我們人民不允許外人進入廣州城內。廣州人簡直把城內作為神聖之地。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人竟兵臨城下，要求入城。耆英不得已，許於兩年後準外人入城，希望在兩年之內，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入城可以不成問題。但是當時人民攻擊耆英者多，於是道光調他入京，升徐廣縉為兩廣總督。道光給徐的上諭，很清楚地表示他的態度：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則外辱可弭。隨之徐則寫信給林則徐求馭夷之法。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兩年後許入城的約期到了。英人根據條約提出要求，廣州的士大夫和民眾一致反對。徐只好順從民意，他們的辦法分兩層：第一，不與英人交易。第二，組織民眾。英人這時不願為意氣之爭與中國決裂，所以除聲明保存條約權利以外，沒有別的舉動。徐、葉認為這時他們的勝利，事後報告北京。
道光三十年（1850年）年初道光死了，咸豐即位。在咸豐年間，國內有太平天國的內戰，對外則剿夷派的勢力更大。咸豐也很佩服林則徐，當即下令教林來京。林的運氣真好：他病大重，以後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譽藉此保存了。
七、剿夷派崩潰
林則徐死後，徐廣縉離開廣東打太平天國去了，在廣東負外交重任的是葉名琛。他十分輕視外人，自然不肯退讓。外人提出許多要求，除最後一條減輕關稅並廢除厘金，至於北京駐使。長江及華北通商及官史與外人往來各項，簡直有關國家的生死存亡，絕對不可妥協的。
咸豐四年（1854年），英、美兩國聯合要求修改條約。當時中國沒有外交部，所有的外交都由兩廣總督辦。葉的對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見他，他不肯接見。最後他們知道了，要修改條約只有戰爭一條路。
咸豐七年（1857年）冬天，英法聯軍首先進攻廣東，士大夫階級所依賴的民心竟毫無力量。英法不但打進廣州，而且把總督巡撫都俘虜了。
咸豐八年（1858年），英法聯軍到大沽口，交涉失敗，於是進攻。我們迫不得已與之訂《天津條約》，接受英、法的要求，於是英法撤退軍隊。
之後的《天津條約》和十年（1860年）的《北京條約》，是三年的戰爭和交涉的結果。條款雖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駐使和長江通商，歷史上的意義不外從此中國與西洋的關係更密切了。這種關係固可以為禍，亦可以為福，看我們振作與否。
個人見解：
大古中國的守舊思想太過於根深蒂固。官史的貪汙及腐敗，清廷的制度，全是導致我們民族落伍根本表現，一日不改革，一日不能復興。所以現在社會也是一樣，我們要不斷的去創新，推翻守舊思想。從而為國家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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