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訴訟庭審，法官通過檢閱證據的體系和“成色”來形成內心確信，作出司法判斷：或是定罪下判，抑或是無罪釋放。
如果說庭審是一場電影，那麼法官就像是最終為電影作出評判的專業評審——他拿著遙控器，看到重要的橋段，按下慢放鍵反覆琢磨，看到過場戲份，就快進鍵一帶而過。快放和慢放，只是為他作出一個專業判斷服務。而聽庭的群眾，則像是大眾評審，不決定最後結果，只能用私下的品頭論足來評價“電影”效果。
那誰又是庭審這場“電影”的總導演？誰該為庭審的品質和效果負總責？從職能來看，這個責任應該是落在了公訴人的身上。可以說，公訴人更像是整場庭審“故事”的總導演。庭審“故事”呈現的效果是否精彩，全賴公訴人的設計和編排。庭審“電影”不叫好不叫座，觀眾會怪在公訴人頭上；“電影”砸了，板子也基本都打在公訴人身上。
分解庭審的環節作類比，宣讀起訴書是介紹犯罪“故事”的梗概，是給在場的每一位觀眾（包括法官）大致介紹整體的犯罪“劇情”。觀眾聽完梗概，並不能十分清晰地瞭解整個“故事”的發展脈絡，對於梗概中所涉的事實、情節也都是半信半疑。
隨著公訴人“鏡頭”的推移，庭審步步深入，“故事”逐步清晰和立體。訊問是首先被運用的手段。通過訊問，公訴人逐步鋪陳“故事”的脈絡，將更多重要的細節當庭揭示。當然，這個過程可能是流暢的，也可能是阻滯的。流暢與否取決於被告人的態度和他對事實的描述，也取決於公訴人發問的技巧，包括問題的設計、次序的安排和訊問的引導。
舉證質證環節，公訴人出示的每一個證據像是一個個分鏡頭，鏡頭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記錄下“故事”的細節，印證著情節的發展。所以，只要公訴人手中有足夠的分鏡頭，捕捉到的“影像”足夠充分並且形成印證，即使被告人在訊問環節拒不認罪，觀眾們仍然會確信這個細節曾經真實發生過。
證據是庭審“故事”最強有力的支撐，事實可信與否，證據說話。但即使有足夠多的證據，也並不意味著能讓聽眾聽明白聽清楚。要把“故事”講好，講究起承轉合，講究情節安排，講究恰到好處，有時要含而不露、點到為止，有時要草蛇灰線，最後一擊致命，這些都很考究手法。
實踐中，分組舉證是公訴人很重要的一種“講述方式”。庭前，將證據按照敘述劇本的條理脈絡，整理分組、優化組合、排好順序。庭審中，非重點的橋段，蜻蜓點水，一帶而過；重點的橋段，聚集優勢兵力猛攻。就像拍攝，過場戲，一個鏡頭可以交代完畢的，儘量用一個鏡頭，簡單明快；重場戲，各個角度的分鏡頭一通切換，各個細節交織達到完美呈現。
刑事案件中，證據基本都在公訴人手上，所以庭審講述的操作，只有公訴人能完成，就連辯護人也難以替代。當然，公訴人呈現一個“故事”，追求的標準應該是客觀清晰和完整。客觀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公訴人的義務。清晰是指脈絡清晰，讓人一聽就明白。完整講求案件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均獲證據證實，所有證據能夠證明到的事實均已呈現。
可以說，公訴人真的非常像個導演。導演把“故事”講好了，電影就叫好叫座了；公訴人在法庭上把“故事”講好了，庭審的效果自然就實現了。這也是為什麼，在英美法系的陪審團審理方式，被告人是否有罪，這個判斷由一群法律外行作出。當他們完整地聽完控方給他們講述的“故事”，並且讓他們相信了事實的存在，憑藉生活經驗和一般人對人情世故的理解，完全可以作出一個準確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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