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電話隨訪時，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影像科副主任張笑春被患者罵了，因為該患者症狀已經很重，但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呈陰性，不能住院，遂遷怒到她。這對她觸動很大，她當時分析了大量的CT影像數據，發現這樣的病人並非孤例。
2月3日，張笑春在朋友圈發佈信息：“強烈推薦CT影像作為目前2019nCoV肺炎（診斷）的主要依據。”她是首個公開質疑當時的核酸檢測的可靠性並提出上述建議的人，引發關注。
張笑春說，發出上述朋友圈內容之前，她曾反覆糾結，發出之後曾有領導要求刪除，為了讓自己的呼籲傳播出去，她故意延遲10分鐘後才刪掉。
第二天，官方診療方案也做出調整。2月4日，國家衛健委辦公廳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印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將“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學特徵者”作為湖北省臨床診斷病例標準，這有利於當時疫情形勢下早期患者的及時收治，解決大量疑似病例無法入院治療的問題。
之後，診療方案再次調整，取消了湖北省內的“臨床診斷病例”分類，疫情防控進入新階段。3月14日，張曉春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認為，她首先公開倡導CT影像作為新冠肺炎診斷的依據，是給這次疫情踩了一腳“剎車”，起到了對疫情發展緩慢控制的作用。
她回憶，2019年12月7日，她見到一名患者的CT片，她感到不一樣，“像SARS”，但沒有引起她的警惕。“發現問題應該及時主動地調查研究，而不是忽視問題、被動等待社會給出結果。”她說。
她提到，1月初，已有跡象可以推斷出當時出現的“不明原因肺炎”可能人傳人，她所在的醫院也作出了相應的應對。
【對話】
澎湃新聞：您最早什麼時候接到關於“不明原因肺炎”的通知？
張笑春：2019年12月31日上午9點左右，當時是我休年假的第一天，剛休了2個小時。我接到醫務處電話通知，馬上到醫院開會。隨即我們醫院成立“不明原因肺炎”的診療小組，我是其中的組員之一，組員大多是來自各個科室的主任或負責醫療的副主任，涵蓋影像放射科、檢驗科、各臨床治療科室及相關管理科室等，最初開會時大概是20餘人，到現在逐漸完善是97名組員。
澎湃新聞： 12月31日召開會議的內容是什麼？
張笑春：當時醫院主管這項工作的是副院長，首先，他佈置了應對不明原因肺炎的各項工作，比如購置防護用品、儲備醫療物資及進行環境消殺等。另外，當時他個人認為也是存在人傳人的，雖然當時說法是“不存在人傳人”，他要求按照防控“非典”的舉措去防範，要求各個科室按照傳染病去籌備防護物資，例如N95，但當時醫院一共才50個N95口罩。此外，與會的領導還強調了此事不要外傳。
會議上，領導問了影像科最近給患者做CT的情況。我當時就想到在12月27日下午6點左右，醫院同科室影像科的同事叫我去看一名患者的CT，因為我當時快下班著急回家，看了下CT片，這名患者肺部有嚴重的病變，雙肺磨玻璃樣，我當時覺得跟一般患者的CT不一樣，就隨口說了句“像SARS”。
澎湃新聞：12月27日看到CT片子時，你的有沒有產生警惕或者上報院領導？
張笑春：沒有。說實在的既沒有顧慮，也沒有警惕意識，因為在我們影像上，這個不具特異性，是存在著異病同影的現象的，就如同的支原體感染也可以導致相似的病毒性肺炎的肺部CT影像徵象。一如當年非典就曾一度被誤認為是普通的支原體感染，所以在沒有流行病學證據支持的情況下，我們不可以貿然上報這個疾病的。
因為當時我們並不清楚華南海鮮市場有人患這個疾病，因此就沒有這個意識，沒有那個敏感性，所有當時沒有上報。這也是我們要反思的地方，發現問題應該及時主動地調查研究，而不是忽視問題、被動等待社會給出結果。
澎湃新聞：會議召開後，醫院做了哪些防控工作？什麼時候準備了隔離病房？
張笑春：12月31日會後12點左右，我趕回科室向主任彙報，主任告訴我下午1點30開一個影像科關於“不明原因肺炎”防控的會議，併成立醫學影像科“不明原因肺炎”應對小組。下午我就陪同護士長去醫院後保部領取防護用品，回到科室後，由護士長和技師長安排環境消殺。記得，會後當天深夜12點左右，我們在科室的公眾號及個人朋友圈上發佈“抗擊不明原因肺炎”的相關內容，沒有任何領導批評我們。
同時，醫院防護物資保障部門緊急購置N95口罩、防護服、手套及消殺物品，儲備各種醫療物資，並且分發消殺物資給各個科室。診療相關部門、包括急診科、呼吸內科及ICU等科室準備隔離病房，開設發熱門診等。
澎湃新聞：您接觸最早的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病例是什麼時候？
張笑春 ：記不太清楚了，大約1月4日左右，一名30歲左右的同事，家住華南海鮮市場附近，發熱幾天了，一直認為感冒，我們得知華南海鮮市場周圍有這個病了，才有所警覺。
隨後幾天他的CT結果也顯示肺部實質性病變，比較嚴重，當時沒有核酸檢測，排除標準是查一遍所有的病原體，他的血常規顯示淋巴細胞稍偏低，體溫超過37.3攝氏度，肺部又有急性炎症，自用抗生素3天體溫不降，基於上述表現並結合華南海鮮市場的居住史，就判定是為不明原因肺炎。
12月31日接到通報後，我們大部分醫生就意識到存在人傳人可能的。因為最初認定華南海鮮市場是“疫情”發源地，華南海鮮市場是一個賣活物的地方，各種動物，包括野生動物。比如“豬瘟”是在豬群中傳播的一種傳染病，與豬近距離接觸的病飼養員極少被感染，因為大部分病原體是很難跨物種傳播的。一旦病原體突破了不同物種之間的傳播屏障，那同種之間的傳播就更容易得多。因此，一旦動物身上的病毒傳染給人，人與人之間的傳播就是同物種的，同物種傳播就相對容易很多。
這名同事出現“不明原因肺炎”後，因他不負責家中買菜賣肉之類的事情，幾乎不去華南海鮮市場附近，而且他家人中也沒有感染者，從而推斷可能是他接觸了被感染者，所以推斷出人傳人。1月7日，當時醫務處就把這名同事按照不明原因肺炎安排住院的，也是按照傳染病的流程診療的。
澎湃新聞：您向領導提出過“人傳人”的想法嗎？
張笑春：記得也就是因為同事發燒，我曾經向我們的醫院片區書記彙報過類似的想法。書記也比較認同我的說法，並告知我醫院已經按照“人傳人”方式應對這樣的疾病了。
澎湃新聞：你們醫院有多少醫護人員感染？
張笑春：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中旬的這段時間內，我們還不清楚醫護人員感染的具體數字及情況。二月初，我們才知道大批醫護人員感染。比如肝膽科、骨科、泌尿外科等不同科室均有被感染的病例，其中肝膽科室是最多的。截至3月初，我們整個醫院有六七十名醫護被確診新冠肺炎，但恢復得都比較好。
澎湃新聞：您在什麼情況下建議“CT檢測結果”作為判斷新冠肺炎依據之一？
張笑春：在2月3日發佈建議“CT檢測結果作為依據”的朋友圈之前，我已經分析了大量的CT影像數據。我發現很多信息不匹配不對等。CT影像上已經呈現肺部的急性炎症徵象，甚至有部分人的肺部炎症很重，然而這樣的患者核酸檢測是陰性的，是不符合當時的入院標準的。
我按照登記條目上的電話隨訪了部分雙肺炎症比較重的患者，其中一個患者接通電話後將我罵了一頓，為什麼？因為患者症狀已經很重了，但核酸檢測結果呈陰性，不能住院，遷怒到我這個醫生。這樣的病人並非孤例。這對我的觸動蠻大的。
在反覆糾結過後，2月3日上午9點，我發佈了“強烈推薦CT影像作為目前新冠肺炎首選診斷方法”的言論。
澎湃新聞：朋友圈發佈後，是否受到影響？
張笑春：發佈出去不到10分鐘，我接到了很多電話，大多數是關切、擔心。也有部分責備，其中有領導一個電話把我劈頭蓋臉批評了一頓，說我的言論會牽連到單位及領導等等，要求我馬上刪除朋友圈，不然的話，事態嚴重後會導致院長和科室主任都要被撤職。
接完電話後，我也害怕連累單位及領導。其實，當時我的心情很矛盾，既想讓我的呼籲儘快傳播出去、以期讓疫情防控的決策者們儘快知道；又擔心自己的行為連累到單位。所以我故意遲疑了10分鐘後刪了朋友圈，為什麼？因為我想讓它儘快被轉出去。
澎湃新聞：國家衛健委將“疑似病例具有肺炎影像學特徵者”作為湖北省臨床診斷病例標準之後，你們的工作發生了哪些變化？
張笑春：可以說發生很大的變化。2月3日前我所承擔的工作就是一名高級別影像醫生的工作和部分科室的管理工作。
當我的呼籲被納入標準之後、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問題就出現了，首先，大通量疑似病例和處於醫學觀察期的密切接觸者在短時間內要做CT檢查，對於定點醫院的設備及人員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臨時安裝設備也受到場地等諸多限制，我需要不斷尋求解決各種問題的方法。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當初這個建議？
張笑春：有人把我戲稱為“活著的李文亮，也是個吹哨子的人”，我個人覺得，確切地講，我不能算作整個疫情的吹哨者，而是相當於在疫情蔓延上升時踩了一腳急剎車。
因為確診標準的改變，幫助數以萬計的疑似患者入院治療、在保護控制傳染源的同時，切斷了這些人在家庭和社會傳播該病的傳播途徑，從而保護了與之密切接觸的未被感染的易感者。雖然當時措施實施後疫情沒有馬上停下來，但是對傳播是緩慢的控制，最後變成從平緩到下降的這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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