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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王世忠在謝家堡蹲點
作者 郭玉賢
20世紀70年代，按照華縣縣委要求，公社書記必須要深入實際，蹲點包隊，吃住在群眾家裡，縣上還發有勞動手冊，每年要有一百天的勞動時間。防汛的這一年我的蹲點是賈家大隊，吃住都在問題較多、相對落後的謝家堡生產隊。
謝家堡遠景 劉煥民攝
謝家堡生產隊的土地大部分是鹽鹼下溼地，20多天的秋雨，造成遍地積水，牲口無法進地，小麥不能及時播種，如果等下去將嚴重影響來年收成。跟著我蹲點的還有當時的社工幹部王世忠同志，我住在南巷，他住在北巷，儘管我儘量抽出時間參加生產隊勞動，但由於要主持全公社工作，要到縣裡開會，所以，只能讓世忠在這裡堅守陣地。
當時為了搶時種麥，世忠和生產隊幹部組織群眾以人代畜，三人、五人一組，男女搭配在泥濘的地裡拉犁播種。有一次我從縣上開完會，抄近路直奔謝家堡的地頭，一眼看到王世忠身上套著一根粗繩，褲腿挽在膝蓋以上，居三人之中奮力拉犁，和大家又說又笑十分融治，我不禁熱淚盈眶。到地頭不顧群眾的阻攔，也挽起褲腿，加入拉犁行列。說真的，當時我的胸膜炎已有徵兆，拉犁時一用力就感到疼痛，但我硬是忍著幹了一下午活，回到住處已是精疲力竭。正是由於當時用了近半月時間抗災搶播，把小麥及時種了下去，第二年謝家堡才有了一個相當不錯的夏糧收成。後來，王世忠又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給我彙報了謝家堡存在的主要問題，和我商量了解決的辦法，最後在大隊和群眾的支持下，調整完善了生產隊班子，使謝家堡後來的工作有了起色。
1977年，恢復高考後，王世忠考入西北大學經濟系，畢業後響應國家號召到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克拉瑪依，先後在石油研究院、工程諮詢中心、市科技局、科協擔任領導職務，現已退體。
多年來，我和朋友談及侯坊公社時的事情時，總要談到王世忠和我下鄉蹲點水中拉犁種麥的事，為之而感概不已！除王世忠外，還有一些幹部也是一樣：黨建奎蹲點陳家，安德玉蹲點劉家，付甲申蹲點李家，還有李青才、席進倉、井全水……他們都深入基層，獨當一面，給我以有力的支持，使我在從政的路上日益成熟，越走越穩。
在謝家堡蹲點時，我住在一位軍屬獨身老大娘家裡，白天我忙於工作，只有晚上才回來睡覺。由於長期工作勞累，特別是抗洪搶險激戰，我已患上了嚴重的胸膜炎，這種病在我身上表現得很奇怪，只要站著，似乎什麼症狀都沒有，能跑能走能勞動，白天和大家在一起誰也看不出來我有病，到了晚上一躺到床上就會不停地咳嗽，以致打擾得在另一個抗上睡覺的老人不能好好體息。
謝家堡巷道 劉煥民攝
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只得坐起來睡覺，但仍然止不住咳嗽。看到這種情況，老大娘很是心疼，多次深更半夜為我燒熱湯，調蜂蜜，驅寒潤肺止咳，把我當作女兒一樣，並把我的情況告訴了大隊書記賈仲文，仲文又告訴了王世忠，他們叫來大隊醫療站韓醫生(原為軍醫)給我診斷，韓大夫用聽診器一聽，脫口而出：胸膜炎，馬上送到縣醫院診治。我聽後半信半疑，但也感到該到縣醫院治療了，因為當時胸部已隱隱作疼了。
當時，農村沒有現代化交通工具，加之秋雨連綿，從謝家堡到縣醫院六七里路，盡是泥濘，王世忠便和民兵排長借來了一輛架子車，扶我坐上，踩著泥濘的道路，艱難地走了近兩個小時，送我到縣醫院檢查。醫生檢查後的結論和韓醫生一樣，且說：胸腔積水這麼嚴重，為什麼不早早診治。我聽後，腦子一片空白，半天說不出話來，因為我身體一直健康，為什麼競得上這麼嚴重的病，心裡多少有些委屈，但眼前的事實，我只能面對。
後來我經常想起死在任上的畢家公社女書記寧冬梅大姐……當時全縣只有我和畢家公社的寧冬梅兩個女書記，寧書記比我大十多歲，她也累得病倒了，可能因為年齡大抵抗力下降的原因，竟一病不起，直到死亡。相比之下，我很幸運，我的病有老大娘的“告密”，有同志的照顧，他們把我從縣醫院轉入陝化醫院，再轉到西安紅會醫院，康復後又返回崗位。在這個過程中，幹部和群眾的親情如同親生父母兄弟姐妹一般，我還有什麼理由不努力把自己的工作搞好呢？
1977年9月，組織把我調回縣裡，被任命為縣婦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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