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老头65806008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这个问题怕是只有萨胖才能回答了。
很多人不知道，从清代以来，北京就有粥厂。
所谓粥厂，类似于今天美国的慈善食堂。
在冬季的几个月，为了防止贫民饿死，政府出面搞了粥厂。
贫民去粥厂，会领到一个牌子，凭借牌子可以领到一份粥。
这种粥不是那种很稀薄的稀饭，还有不少米的。正常来说，吃了这样一份粥，最低程度能够保证今天不会饿死。
到了民国时期，随着八旗铁杆庄稼的取消，这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旗人瞬间成为赤贫的人。
他们以前白吃白喝惯了，没有生存能力，粥厂就变成救命的地方。
到了1928年，民国首都定为南京以后，北平失去了首都的特殊拨款，一瞬间沦落为二三流的城市。
当时北京的市民相当穷。
根据调查，没有救济就过不了冬天的家庭，占全市人口的六分之一；勉强维持一家吃饭，不能有任何其他开销的家庭，占全市人口的一半。
当时认为北平的穷人已经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必须扩大救助面。
于是，粥厂就更多了。
清代粥厂全部是国家的，私人不能随便搞
到了民国时期，粥厂主要分为三种。
第一是国家的。
1931年，北平粥厂共29处，其中官办的4处，民办的14处，其他的都是官民合办。
官办的不说了，其中民办和官民合办的，主要分为宗教组织 和 士绅。
其中宗教组织最多，包括佛教、道教和基督教。
士绅也不是我们想象的地主，主要是商人组成的商会。
可见，民间慈善力量已经超过官方。
1928年贫民人口占全市人口的 17. 66%，1934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 9. 90%。
这说明粥厂有着很大的作用，让一些家庭得以摆脱贫困。
另外，保证人们至少有口饭吃，也避免了男盗女娼的现象。
这里面的出名人物，第一是 五台山普济佛教会筹办开设 4 个粥厂，其创办人是杨万春。他的母亲杨陆成真女士，个人捐资举办该会第一粥厂。
每日领粥赖以存活者不下两千余人。
至 1931 年，开办三年来，粥厂用款已达 1万银元巨款。杨陆成真女士能够如此慷慨，实在让人钦佩。
北平市政府因此 呈转内政部，请以褒奖，内政部核准后报请国民政府颁发匾额，以昭激励。
萨沙个人觉得，这种慈善机构应该再搞一些。
很多案件的凶手，就是进城后找不到工作又没饭吃的人
萨沙
在民国时期开一场舍粥的慈善活动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有很多达官贵人社会名人等都参与了。 尤其是于谦的父亲与老爷子更是十里八乡的大善人，他自己见不别人受苦😂
在民国时期的北京或者是北平开场舍粥这种慈善活动既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官办的在北洋军阀时期由民国民政部在指定地点办理每天一早一晚有两次，舍粥的对象主要是乞丐与流民粥场有巡警看守。如果有衣冠整洁不像流民乞丐的巡警会将其赶走，毕竟粥的数量有限的占便宜的人多。
民办的主要由寺院教堂或者是由达官贵人巨富商贾失意政客或者是军阀人口等等组成的慈善团体，比如说积善堂红万字会等。他们舍粥一般主要是在发生大的战乱自然灾害以及瘟疫的的情况下，或者是冬天尤其是三九严寒时，他们舍粥没有规定的时间与地点 但一般会提前知会官府方面太有关人员来看场或者是监督。
另外民国时期的慈善行动不仅仅局限于舍粥，还有收容掩埋流民乞丐的尸体，收流救济流落街头的儿童或者是残疾人，以及冬天舍冬衣慈善行动。
民国时期的慈善家有很多，最著名的有北大校长蔡元培、五四运动中被火烧赵家楼的曹汝霖、末代摄政王载沣，历届北京商会的会长与会员们，还有白云观的大道长，以及城内各寺院的主持方丈们。由于本人资料有限，不能一一列出，所以在民国时期虽为乱世，但还是有一些有钱人肯伸出援手帮助穷人弱势群体的。
用户夏天的风
刚进入民国，原来保家卫国的八旗先烈的军属烈属，一下没有了来源。还好，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还住紫禁城，那时候皇室在北京很多地方都开粥场，上边写皇恩浩荡。很多人就排队取领粥。有的还抱个枕头，装作是抱孩子，就可以领两份。民国初期，八旗后裔比较多，但后来连年的军阀混战，吃不上的人多了，但开办的粥场却不见增加。
过去传统相声里有一段《开粥场》，讲的是一位大善人幻想自己发财以后，开粥场施舍救济穷人的笑话。故事的背景是旧社会。那年头还是穷人多，穿绫罗绸缎、吃煎炒烹炸的只是少数王孙贵戚，富家大户。老百姓破屋土炕，日做日食，失学失业，家无隔宿粮者居多。要是能住上两三间房，有余钱剩米就算是中产阶级了。要是有人说旧社会好，他不是闭着眼睛瞎说八道，就是人家过去是财主。那年头十年九灾，北京又是个消费型城市，经济落后百业凋敝，老百姓流离失所衣食无着者很多。因此也有些积德行善的富户人家，开设粥场救济穷人。《残冬京华图》上画的就有这么一处粥场。粥场是用杉篙和芦席搭建的临时场所。在粥场的大门上写着“绅立济贫粥场”。显然这不是政府设施，而是由开明士绅开办的。只可惜穷人多，粥太少，粥场到时就要关起大门，那些来晚的饥民父老只有饿肚子了。
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平社会发展遭到重创,粥赈依然是北平社会救济的重要手段。1928至1937年,据统计北平的民办粥厂数量多于官办粥厂,且集中于某些区域。这一时期粥厂有了常设的官办组织,粥厂的制度化建设得以进一步加强,官方组织与民间组织之间的互动灵活多元。从救济功效来看,粥厂的设立在有效解决贫民问题、补近代化救济手段之不足、缓解政府救济资金匮乏之窘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粥厂毕竟属于积极救济理念下的消极救济,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