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滾是一種屬於人民的、擁有最原始能量的藝術形式，並且具有融合詩歌、政治、心靈和革命力量的可能性。
——帕蒂·史密斯
1971年2月，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在紐約東村的聖馬可教堂第一次登臺。彼時的帕蒂·史密斯只是紐約街道千百個無名詩人之一，臺下寥寥幾十人是紐約地下文藝群落的活躍細胞：藝術家、演員、作家、歌手，和帕蒂·史密斯同輩但更早成名的詩人吉姆·卡洛兒（Jim Carroll），以及“垮掉一代”的詩人艾倫·金斯堡。
這些在場者，見證了搖滾樂史上的傳奇夜晚：史密斯用文字的韻律融合三個和絃的節奏，宣告了一種新藝術形式的誕生，一種新的搖滾樂的可能。
從詩人到搖滾樂手
高中時，她沉迷於薩特、賈涅（Jean Janet）和爵士樂。畢業那年夏天，她在工廠的生產線工作，被疏離與寂寞包圍，然後在工廠附近的書店發現了她一生的精神指引：法國象徵派詩人蘭波（Arthur Rimbaud）。
她也同時愛上唱詩的迪倫、把搖滾樂變成魔鬼來征服人類靈魂的滾石樂隊，用靈魂去縱情嘶吼的女歌手珍妮絲·喬普琳（Janis Joplin）。她成為無可救藥的搖滾信徒。
一九六七年，史密斯來到紐約，一個屬於所有波西米亞族的天堂與幻影城市。此時的紐約正經歷一場又一場的藝術暴動。
從五〇年代開始，繪畫上的抽象表現主義，和文學上“垮掉的一代”詩人就點燃了城市的慾火，而安迪·沃霍爾的藝術計劃“工廠”（The Factory）正全面挑逗紐約的藝術、劇場、電影和音樂，和沃霍爾合作的“地下絲絨”（Velvet Underground）也用一種新的噪音挖掘這個城市與人性的黑暗；東村的“聖馬克吟詩計劃”則小心翼翼地傳遞著詩的體溫。
一如大多數來到紐約的年輕人，史密斯和青春愛人羅伯特·梅普爾索普（Robert Mapplethorpe）在這裡窮困地生活著，卻無比貪婪地吸收城市的各種養分，用藝術把自己終日灌醉。
史密斯在書店和玩具店打工，從事劇場演出，在音樂雜誌如《滾石》（Rolling Stones）撰寫樂評，認真地作畫並且讀詩、寫詩。
帕蒂·史密斯曾工作的書店
她身上流淌的血液是紐約的最波西米亞、最反叛的文化，熱愛畫家傑克遜·波拉克（Jackson Pollock），崇拜迪倫，以“垮掉一代”詩人金斯堡和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為精神導師——後來和這兩人成為一生的摯友。
一九七二年那場傳奇演出後，帕蒂·史密斯還沒想到要成為搖滾樂手，只是偶爾和蘭尼·凱合作演出配有吉他聲響的詩歌朗讀。但作為搖滾的愛好者，他們開始想要讓已經毫無生氣的搖滾樂注入新血。
“搖滾曾經是我那個世代革命的、詩歌的、性的和政治的聲音。但他們已經被徹底商業化了，已經都進入大型體育館了。他們太遠離原來的根了。”史密斯如此形容當時的音樂氛圍。
一九七四年開始，他們在紐約的幾個場所演出，尤其是東村一個破敗簡陋的小酒吧，叫做“CBGB”。那時沒有人會知道，這個場所會成為下一場搖滾樂革命的秘密基地，搖滾樂的界限將在一九七五年後被重新定義。
先是一支叫做“電視”（Television）的樂隊以獨特的音樂風格在這裡演出，然後和他們相熟的史密斯也開始在這裡表演，因為“電視”的主要成員湯姆·魏爾倫（Tom Verlaine）和理查德·赫爾（Richard Hell）也混跡紐約詩圈。
紐約CBGB酒吧
接著，一群念藝術的學生樂隊“傳聲頭”（Talking Heads）加入表演，另一群高高瘦瘦、穿著皮衣的街頭叛逆少年“雷蒙斯”（The Ramones）也來了。
在這個簡陋狹小的舞臺上，他們輪番彈奏起與外面那個光亮白晝下的音樂毫不相干的聲響與節奏。人們開始稱呼這種新的音樂美學為朋克搖滾。
帕蒂·史密斯在七四年獨立發行的專輯《馬》（Horses），那是一張流傳至今影響最為廣泛的朋克唱片，聽起來仍讓人止不住的顫抖。
接著，她的名聲卻越來越高，並有了一首排行榜前十名的單曲《因為夜晚》（Because the Night）（和斯普林斯汀合寫）。
一九七九年，在意大利佛羅倫薩的一場七萬人大型演唱會上，她的最後安可曲是一如以往翻唱六〇年代誰人樂隊的名曲《我的世代》（My Generation）。歌曲結束後她高喊：“我們創造了這個時代，讓我們奪權吧！”歌迷瘋狂衝上臺，幾乎引起暴動。
但就在她召喚眾人奪權之後，史密斯卻安靜地離開樂壇、離開紐約，消失於世人眼中。
一方面這是因為她找到了一世的愛人、朋克搖滾先驅樂隊MC5的成員弗雷德·史密斯（Fred“Sonic”Smith），只想跟他在底特律過著平靜的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她認為她的任務已經結束了：
“當初我進入搖滾世界是因為想創造一些空間讓少數的聲音可以出來——不論你是否覺得自己是個怪胎，無論是黑人、同性戀、小偷或女人。現在我知道我們已經帶來一些改變，已經對人們造成一些正面的影響。我們是要創造空間然後讓別人來參與，而不是舉著旗子說：‘這是我們的。’我們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名利而來的。所以現在離開是很光榮的。”
的確，在帕蒂·史密斯和其他CBGB先鋒所掀起的運動之後，紐約不一樣了：更具實驗性的No Wave音樂運動出現，在CBGB聽著帕蒂·史密斯高喊世代奪權的瑟斯頓·摩爾（Thurston Moore）組成“音速青年”（Sonic Youth），承接了前人的火炬。
而這個革命又豈是隻在紐約掀起波瀾，整個搖滾美學都受到巨大震撼。
一九八八年，帕蒂·史密斯和先生合作的專輯《生命之夢》（The Dream of Life）終於出版。次年她的一生知己、後來成為重要攝影家的梅普爾索普因艾滋病過世，一九九四年她深愛的丈夫過世，一個月後他親密的兄弟也離開人間。這是史密斯人生中最巨大的傷痛時光。
於是她回到精神故鄉紐約，開始重新進行音樂工作。復出的第一場演出是應詩人金斯堡的邀請，然後是迪倫邀她為在東岸的巡迴演唱開場。兩個六〇年代的巨人一起幫助她重新出發。
如今的帕蒂·史密斯，已不僅是媒體習於冠上的“朋克教母”，影響力也遠不只於七〇年代的朋克革命。八〇年代以後最重要的搖滾樂隊，不論是“音速青年”、R.E.M.、U2，都說史密斯是他們年輕時最大的啟發力量。更遑論後來多少女性音樂人在帕蒂·史密斯處找到力量。
她的影響力也不只在搖滾樂，而是成為這個時代的文化資產。在二〇〇四年出版的精選集《土地》（Land）中，美國重要知識分子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寫了一段禮讚；二〇〇五年法國文化部也頒給她一枚榮譽文化獎章（Commandeur of the Order of Arts and Letters），之前得獎的正是桑塔格和其他文學家。
她更是當前美國活躍的進步分子，積極參與各種社會議題，不論是環保還是人權。在史密斯的搖滾與詩歌中，始終具有對社會與政治的熱情。
史密斯和丈夫合寫的政治歌曲《民眾擁有力量》（People Have the Power），也成為九〇年代至今的抗議歌曲經典。
帕蒂·史密斯說這首歌的意義是人民原本擁有力量，但是他們都忘記了如何展現這股力量，所以希望這首歌可以提醒人們去積極行使權力。
我相信我們所夢想的事情
都可以透過我們的團結來達成
我們可以改變這個世界
我們可以讓地球天翻地覆
我們擁有力量
民眾擁有力量
從七〇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紀，CBGB外面的一切，不論是紐約的地景，或搖滾樂的世界，都已經歷巨大的變化，但時間似乎停滯在這家小酒吧裡。這裡的舞臺一樣窄小破舊，但舞臺上的史密斯毫無改變，始終是一名真正的藝術工作者與理想主義者。
三十年來，當她的前輩如婁·裡德（Lou Reed，地下絲絨樂隊主唱）已經成為中年雅痞的高級鄉愁消費，或被她啟發的晚輩如波諾（Bono, U2樂隊主唱）、邁克爾·斯蒂普（Michael Stipe, R.E.M．樂隊主唱）以搖滾巨星的姿態出現時，史密斯卻始終維持一貫的朋克精神：拒絕商業化、以低票價在小場地演出、遠離明星體制，在紐約的下城靜默地做她的音樂、攝影與詩。
當年史密斯開始成為搖滾樂手時，六〇年代政治與文化的反叛已經死亡，而進入了一個沉悶的七〇年代。
她說：“我的青年時代是很幸運的，我成長於肯尼迪、迪倫、滾石的時代，有豐富的精神食糧，和許多感動人、啟發人的力量。但在七〇年代初，卻沒有可以刺激新一代年輕人心靈的東西。電臺如五〇年代一樣保守，六〇年代建立起的另類電臺也越來越商業化。”
因此史密斯想要做的就是去刺激年輕人勇於面對他們的時代，而她深信搖滾樂有這種改變的力量，因為，搖滾樂應該要有人道關懷、政治關懷、對人生的探討，以及詩意。
也正是在帕蒂·史密斯的詩句，在她的實踐中，我們得以學習如何在搖滾樂中找到自由與解放、誠實與反叛，以及永不妥協的精神。
Patti Smith經典專輯《Horses》
專輯介紹
這是一張在各種美學意義上都無比激進的專輯。
意念上，高密度的詩句承載著瑰麗詭異並時而灰暗神秘的意象，這是屬於蘭波和布萊克（William Black）的搖滾樂。
音樂上，如果同一年斯普林斯汀的專輯《為跑而生》（Born to Run）是基於搖滾樂的主流傳統上，那麼《馬》就是植根於美國搖滾的幽暗逆流如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黑暗面的迪倫和地下絲絨（這張專輯就是由地下絲絨成員John Cale擔任製作人），而提出一個前衛的、超現實主義的新美學想象，技巧上雖粗礪生猛，但結構上卻更繁複。
由梅普爾索普所拍攝的專輯封面同樣成為音樂史上的經典封面：削瘦的史密斯穿著白襯衫、黑領帶，肩上披掛著黑色西裝外套。
這個曖昧中性、孤傲不馴的形象，徹底顛覆了傳統女歌手所要求的性感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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