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大流行是那種沒有國界的感覺。隨著地球日50週年紀念日的迅速臨近，全世界都在一起為這一天而戰。雖然最初人們對這種威脅輕描淡寫，但事實上，我注意到，在我自己的社交媒體空間裡，這種情緒有所下降。人們現在明白了這種嚴肅性，或者意識到他們談論惡作劇的時候是多麼的冷漠和麻木不仁。一位大眾科學家曾經說過：“科學的好處是不管你是否相信它都是真的。”當我看到美國對COVID-19的反應時，當領導人、企業和公民期待科學專業知識的明確性和解決方案時，我立刻想到了這一點。
- 圖注：美國——3月12日：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和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在眾議院監督和改革委員會關於冠狀病毒防備和應對的聽證會上作證，聽證會於2020年3月12日星期四在雷伯恩大樓舉行。
在過去的幾年裡，有一系列關於科學是如何受到美國環境保護局，能源部，疾病控制中心和其他科學界攻擊的文章。就在12月（2019年），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內容是政府如何排擠科研人員。《科學》雜誌最近記錄了總統2021年的預算是如何削減主要聯邦科學機構的。對於一個完整的提議削減清單，這個鏈接是一個很好的來源。據大衛·馬拉科夫和傑弗裡·梅維斯在《科學》雜誌上撰文稱，“總的來說，聯邦政府在科學研究上的支出將下降9%，即137.8億美元，降至1421.85億美元。”這種預算之舞每年都在上演，但兩黨聯立的國會一直在恢復或增加對關鍵機構的資助，現在正幫助領導對COVID-19的指控。雖然預算基本恢復，但美聯社（美聯社）報道說，一個專注於流行病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小組在2018年解散。
除了削減預算之外，隨著科學專門知識的概念出現了一些有趣的動態。扣籃克魯格效應（人們誇大自己對話題的瞭解程度或低估自己不知道的東西）在社交媒體中猖獗。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信息和數據的可獲得性“平衡”了科學的競爭環境。然而，在科學基礎、方法、數據質量控制、同行評議文獻發表和意義測試方面的明顯缺陷往往是相當明顯的。我確實看到人們因為一位氣候科學家在推特上錯誤地討論了一個複雜的科學話題而生氣。找一個水管工來我家修水管時，那是因為我很重視這方面的專業知識，而且他比我更瞭解這種情況。我重視別人的專業知識，而不是表現出不安全感或自卑感。
這讓我回到COVID-19。看到國家衛生研究所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西博士在與COVID-19的諮詢和信息傳遞中發揮重要作用，真是令人耳目一新。他非常有效，散發出可信度，並在科學複雜性和“那又怎樣”之間劃出了一條細線？副總統彭斯還任命黛博拉·伯克斯（Deborah Birx）為他的冠狀病毒反應協調員。伯克斯博士曾任美國大使和全球艾滋病協調員。她於2014年被奧巴馬總統任命，在推進一項關鍵的艾滋病疫苗試驗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我強調這些知名學者的同時，一支由科學家、公共衛生官員、實驗室技術人員、醫生和研究生組成的軍隊正在政府實驗室、學術界和私營部門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對此表示感謝。我的同事、氣候中心前總裁保羅·漢勒通過電子郵件告訴我：
“新型冠狀病毒危機突出了科學在支持我們國家福祉方面的重要性。公眾越來越明白，政府必須聽取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福西博士等可靠科學領袖對政府含糊不清的指導和錯誤信息的專家建議。這同樣適用於氣候科學家的警告，即我們必須迅速採取行動解決氣候危機。科學對健康和氣候變化都很重要。如果我們不支持它，不聽專家的話，我們就有可能退回到中世紀以來從未出現過的那種破壞……或者更糟。”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看到真正的科學家被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而不是政治上的一致性，以使我們通過這一挑戰。COVID-19比一個政黨、信仰體系或捐贈者基礎更大，需要“全力以赴”。例如，COVID-19所使用的許多術語都植根於公共衛生、流行病學或醫學界。正確使用這些信息至關重要，但大多數人都沒有公共衛生碩士學位。以下是一些你可能在社交媒體上看到的術語的小抄：
- 流行病——疾病病例的快速增長超出了特定人群的預期水平。
- 流行病——一種全球流行病或影響多個國家的流行病。
- 隔離——隔離人員和/或限制其活動的過程（如果他們暴露在外，即使沒有症狀）
- 隔離——隔離病人以防止進一步傳播。
- 社區傳播——病毒已經影響了一個地區的人們，可能還沒有關於他們是如何或在哪裡被感染的明確信息。
- 社會距離——遠離公共場所或大型集會，幫助“平抑”傳播和新病例
- 冠狀病毒（CoV）——引起疾病的病毒大家族，從普通感冒到更嚴重的疾病，如中東呼吸綜合徵（MERS-CoV）和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CoV）。
- 指數增長——“一個系統的增長，在這個系統中增加的數量與已經存在的數量成正比：系統越大，增長越大”。
流行病學是用來發現人群健康結果和疾病原因的方法。在流行病學中，病人是一個群體，個體是一個整體。根據定義，流行病學是對特定人群（社區、學校、城市、州、國家、全球）中與健康相關的狀態和事件（不僅僅是疾病）的分佈（頻率、模式）和決定因素（原因、風險因素）的研究（科學、系統和數據驅動）。
科學是公共物品。不應該從黨派或敵對的角度來看待它。作為一名氣候科學家，我向來自各個政治派別的決策者提供了科學投入，最近一次是在眾議院科學委員會就2019年極端天氣事件作證時。我要求你停下來，找出生活中不受科學影響的主要方面。你可能是在智能手機或電腦上讀到的。你可能用全球定位系統到達最近的目的地。你們中的一些人今天會吃藥或者看天氣預報。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你的智能手機或GPS系統是科學實際應用。多年的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研究與發展，使這些便利。同樣，與COVID-19戰鬥的研究企業也一直在那裡。美國人普遍信任科學家，在危機時期，政策制定者似乎也信任科學家。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在詢問受訪者對某些群體和機構採取符合公眾最佳利益的行動的信心時，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美國人表達了對軍隊為公眾利益而行動的最大信心，其次是科學家。在這項調查中，79%的美國成年人對科學家為公眾利益而行動的信心很大或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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