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中国人提到唐朝，都习惯称其为大唐盛世。盛唐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情结，唐朝对后世影响至远至深，不仅是因为它的政治稳定、经济丰足、军事强大，更因为它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与民族精神。纳百川之水，方能成滔滔之海，唐代融合了当时的文化精髓，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果。唐朝人虚怀若谷的气魄，其背后是唐人对其自身文化的高度自信，以及汉民族文化高度成熟、稳定、强大的内在力量。尽管历史已经翻过了无数页，但唐王朝盛世华章的魅力却经久流传，成为炎黄子孙永远的骄傲和梦中的天堂。下面笔者带领大家从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聊聊唐朝三百年历史。
一、唐代的兴盛与发达，包括贞观盛世和开元盛世。
唐太宗能够成就贞观盛世，和他善于用人、虚心纳谏的能力是分不开的。古往今来，作为人主的帝王在人臣面前总是高高在上的。他们很容易沉迷于自己的光环，酿成决策失误。但是唐太宗很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其中他特别重视大臣魏征。
魏征是一代名相，年轻时就颇具风范，看问题长远而准确。只是这个人有一点不好，说话太直，尽想着怎么指出错误。固然，他眼光毒辣，有水平，可以明人之得失，经常说出一些“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之类的特别富有政治哲理的名言警句，让皇帝能回味好半天。但也总是当众指出唐太宗李世民不对的地方，让李世民下不来台，丢了面子。
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征一生进言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有一天唐太宗在玩鸟，看到魏征来了，怕魏征说他不务正业，赶紧把鸟藏到袖子里面听魏征汇报工作，魏征整整汇报了几个小时。等魏征走了，唐太宗一看怀里的鸟儿，早给闷死了。某日，皇帝与魏征在朝堂之上发生激烈争辩，皇帝回到后宫就气得大骂说：“会须杀此田舍翁！”也就是说：“我总有一天要宰了这个老头子！”娴静温柔的长孙皇后便劝太宗说，我听说臣下刚直，是因为主上圣明啊。太宗听了这般安慰，顿时消了气，不再与魏征计较，反而期待他的谏言。从此便可以看出唐太宗其人气度之宽宏。因此，贞观一朝，名臣云集，文臣武将，各展身手。对外，唐太宗北破突厥、薛延陀，西讨西域诸国，东征朝鲜半岛，都获得了胜利。对内，太宗发展文治，恢复生产，让贞观一朝为之后的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
创立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李隆基在他当政的早期，和李世民很像。李隆基在经济、军事、政治上的改革措施也有很多，但他最可贵、也很少为人所知的一点，是他能够切身体会基层治理的不易，既为官员考虑，也为百姓考虑。总的来说，唐玄宗并不是特别喜欢利用政府权力左右天下的人，他更推崇的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
唐玄宗曾经召集过各州刺史来长安请他们吃饭，饯行的时候，唐玄宗亲自写下了《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的一篇政治教范。其大致内容类似于“如何做好一名刺史”，要的就是各位刺史勤恳工作，热心服务，多行惠政，减少扰民。正是因为玄宗对吏治的重视，在玄宗时代，就曾经涌现了一大批青天大老爷式的模范官员，在他们的治理下，大唐的天下海晏河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此外，玄宗也能体会百姓的机库，他取消了租税以外的苛捐杂税，并且减轻了刑罚，去掉了一些特别残酷的肉刑，一时天下都为玄宗的文治而欢呼。诗人杜甫曾经在他的《忆昔》中提到开元盛世的繁荣场面：“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根据历史学家的计算，开元盛世的经济规模不仅超过了隋文帝的开皇之治，也超越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但是，在政绩面前，唐玄宗满足了，堕落了。他认为天下已经太平，先后任用了李林甫、杨国忠这些奸臣，日日与杨贵妃厮混，早年那个精明强干的李隆基，已经被春宵帐里那个纵情声色的老朽皇帝所取代。安禄山叛乱之时，就是祸起萧墙之日，动地而来的渔阳鼙鼓，击碎了盛世的清梦，令后人叹息不已。
二、中央层面的腐化堕落与地方层面的藩镇割据，唐代政治中的黑暗一面。
中央层面的腐化堕落主要是因为君主自己治理不善，宫廷生活腐败。生活腐败还是首推唐玄宗。我们之前说起过唐玄宗，说他是个很优秀的政治家，但他的性格中也有风流不羁的一面，唱歌、绘画、弹琴、打球、写诗、唱戏，什么都会。比如，唐玄宗是一个大音乐家，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他所作，在中国音乐史上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唐玄宗又是一个大戏剧艺术家，不仅痴迷于看戏，还亲自表演。唐玄宗特别喜欢演丑角，记台词，弄唱腔，玩得不亦乐乎。如今，戏剧艺人尤其是丑角们，都把唐玄宗作为他们的祖师爷。唐玄宗自然也对女人特别感兴趣，这也是他私生活中非常腐化的一面。
唐玄宗恋上了杨贵妃，枕头风一吹就什么都依，杨贵妃一人得道，全家鸡犬升天，就连远房堂兄杨国忠这种宵小之辈，都窃据了宰相的位置。一时间被人们称作“李家天下杨家党”，可见生活腐败是如何从后宫蔓延到前朝，影响朝局安稳的。他和杨贵妃之间的温柔韵事，我们就不详细谈了，只谈谈他的后宫。他的妃子有多少呢？我们读过“三千宠爱在一身”这句话，其实真实的数字高得多。
新旧唐书提到过，开元、天宝年间，长安洛阳和各地行宫加起来的妃子总数，超过了四万，而当时唐朝的总人口数也不过数千万。许多妃妾到老死宫廷，都没能见上唐玄宗一面，怪不得当时唐诗如此写：“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四万这个数字，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在地方层面，唐代政治最糟糕的一点就是藩镇割据。要谈藩镇割据，我们必须先从府兵制讲起。府兵制是一种“全兵皆农”的军事制度，战时上战场，闲时便种田，自种自吃。每一群人就在一块地方集体屯田，那块地方叫做“府”，这就是府兵制。唐代在全国有六七百个府，每个府千把人的兵力。自种自吃就可以维持七八十万军队，那当然是很划得来的事情。结果到后来，土地兼并严重起来，府兵们没有土地可耕了，无所事事。当官的就把府兵们拉去做杂役，天天做苦工，吃睡都不好。
府兵们饱受折磨，社会地位也下降，渐渐地不想当兵了，于是就大量逃亡，抓也抓不完。府兵制在安禄山叛乱之后，彻底终结了。府兵制结束之后，唐军就只好靠募兵的方式来维持军队，并把帝国边疆的精锐部队调回来镇压叛乱，可帝国疆域又特别大，四面受敌，帝国一下子陷入了危机当中。无奈，唐廷只能扩大边疆藩镇的权力。实际上，安禄山叛乱就是因为他自己身兼三镇节度使，整个北方的军队都落入了他手中。唐廷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藩镇来对付藩镇，逼着自己喝下这剂无异于饮鸩止渴的催命汤。从此，藩镇占据了中唐和晚唐的舞台，肆虐近二百年。
唐廷无力维持统治，只得依靠藩镇控制地方。当时的藩镇有很多种，有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割据型藩镇，有防备外敌的御边型藩镇，还有用来对付藩镇的藩镇。每个藩镇都有常备军，唐后期近百万军队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由藩镇操纵。军权落入其手，财权也难以幸免。各地藩镇总是宣称自己兵饷不足，擅自截留地方税收。有时又瞒报军力，暗自扩军，还额外向朝廷索饷。郡县的各级官吏也都是私自任命，完完全全一方土皇帝。旧唐书中提到宣武节度使韩弘私藏的钱币多达百万，粮食三百万，军马七千，而像韩弘这种藩镇，天下数都数不过来。久而久之，唐廷失去了对地方事务的管理权，也失去了正常的税收，在军事上更无法压倒藩镇，晚唐就是在这种非常憋屈的局面中灭亡的。
三、唐诗和文化多元化的包容态度，唐代光辉灿烂的文化。
说起唐代，它留给我们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就是唐诗了。小小的诗篇，蕴含深刻的道理，寥寥数语的唐诗，诉说一个王朝的雄浑与神秘。诗歌可以与时代相融，其中包括了充沛的活力、浓郁的激情、不息的生命力。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唐诗以它恒久的魅力成为了我国文学宝库中的夺目瑰宝。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诗以言志，歌以咏言的说法。诗歌总是和作者个人的思想抱负、政治观点分不开的。再加之唐代士大夫精神尤其活跃，社会开放、政治清明，没有明清那样严厉的文化管制，自然，诗歌在唐代就与时政紧密结合起来了。唐诗与时政结合的第一个主要表征就是唐代以诗取士，也就是唐代统治者以诗歌水平高低作为科举考试选官任官的标准。科举制是在隋朝出现的，在唐代被正式固定下来当作朝廷选官任官的制度，它是近代文官制度的前身，通过文化考试选拔出大量官僚，将整个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交予他们管理。它成功地打破了豪门氏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让普通人也有机会登上朝廷做做官。而这种选官任官的标准，反过来又鼓舞了诗歌创作。多数人为了做官，就会去拼命练习写诗。就像明人在笔记中提到的：“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从初唐进入盛唐，唐诗逐渐由清新、飘逸走向雄浑、宏大，显示出了唐代的“盛唐气象”。
我们这里主要和大家聊一聊平时少有提到的边塞诗。唐代开疆拓土的行动十分频繁，诗人们虽然大多是稳坐书斋，但遇到建功立业的时节，也不免手痒一番想上阵杀敌，这也是唐诗与时政结合的标志。唐代的诗人和我们一般印象中的无能之辈、穷酸书生不一样，唐代诗人保留了一些汉魏以来的游侠之气，因此他们是不仅修文，也要习武的。李白的剑术就很出名，年轻时候曾经游走四方，遍访名师学习剑法。新唐书说李白是“性倜傥，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意思就是说李白性格风流倜傥，擅长外交和国际关系这类学科，还有一手好剑法，侠气纵横。杜甫也应该是善于用剑的，其笔下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样的著作，可以证明杜甫本人懂一定的剑术。
杜牧则是关注军事和政治的诗人，他不仅写了华丽壮美的《阿房宫赋》，还曾经注解过《孙子兵法》。杜牧自己说他对“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这类实干型知识，非常关注。在这种重视实务、热衷功名的社会总体气氛下，唐代诗人的笔下产生了大量的边塞诗。边塞诗在初唐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的初唐四杰之一杨炯就曾经写过“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这样的豪迈之语，意思就是说诗人宁愿做一个低级军官去上阵杀敌，也不肯做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
盛唐时期的边塞诗则雄浑磅礴，塑造了许多军旅英雄，比如王维笔下的“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一句，就勾勒出一个英勇无畏的基层军官形象。边塞诗还描绘了许多逼真的战争场面，比如李白笔下的“城头铁鼓声犹震，匣里金刀血未干”。边塞诗还对武功有着热烈的颂扬，豪情满怀，气吞骄虏，比如李白笔下的“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一句，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有点儿种族屠杀的味道，要把敌人撵到天涯海角，要把人家宰了埋在道路旁边，但在当时胡人强盛的局面之下，这种勇气是非常难得的。边塞诗有的还反映了一定的战争与政治哲学逻辑，比如常建笔下的“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一句，就是中国古代剿抚并用的战争策略的真实体现，同时也是“止戈为武”的军事观念的反映。
与闭关自守的明清不一样，唐代在文化上，总体呈现出来的态度是包容和开放的。在公元七世纪，唐朝统治下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盛唐的政治与文化成为邻国竞相效仿的对象，中国就是在这个阶段把其他国家纳入自己的儒家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各国干脆把唐朝模式全给搬到了自己那儿。日本学去了唐朝的佛法、建筑、法律，比如唐代的十恶制度，也就是我们今天十恶不赦说的那些罪大恶极必须杀头的罪名，日本人去掉了乱伦和买卖近亲，改成了八虐，在本国法律制度中流传下去。日本人也学到了唐人饮茶的习惯，唐代风俗贵茶，尤其是寺院和士大夫阶层的这种文化精英，特别嗜好饮茶，不光饮茶，还要突出优雅的文化氛围，给人以美的享受和精神启迪。
日本清静和寂的茶道内涵，就是从中演变而来的。当然，唐代在文化上是开放的，自信的，唐人也大量地接受了外来文化，佛道儒三教融合之下，工艺美术和服饰文化都推陈出新：唐三彩制作精良，造像艺术发展迅速，而盛唐衣装以雍容华贵、宽大庄严而闻名。唐人的审美观也是非常前卫的，比如在穿着打扮上，唐人就受到了胡人乃至波斯地区衣装的影响，穿着比起以前要开放大胆很多。当时的女子“慢束罗裙半露胸”，这种衣装如同今天米兰时装走秀舞台上模特们的长裙，既有俏丽修长的优美，又能够体现女性奔放自然的曲线感。较之明清时期那种沉闷、纤巧、繁复、细密的审美观念，唐代的审美无疑是天朝上国的真正气度。总之，唐代在文化上开放、包容、多元化的积极态度，是中国文化史上灿烂的一页。
四、总结
第一个要点是，贞观盛世和开元盛世，唐代的兴盛与发达。贞观盛世得力于唐太宗贤明的用人政策。唐太宗善于纳谏，善于用人，因此能够在内政外交方面屡屡取得成就。唐玄宗在即位之初，不仅自己努力工作，还能够体谅官员和百姓，减轻百姓负担，勉励官员实干，最终创造了开元盛世。但随着唐玄宗自己的麻痹堕落，开元盛世的大好局面一去不复返。
第二个要点是，中央层面的腐化堕落与地方层面的藩镇割据，唐代政治中的黑暗一面。中央层面的腐化堕落主要是外戚势力坐大，以及皇帝个人生活腐化。唐玄宗生活相当奢靡，他拥有四万多名妃子，高居古代之冠。藩镇割据局面则是因为府兵制的败坏和边境的军事威胁，这种割据严重地损害了唐廷的中央集权。
第三个要点是，唐诗和文化多元化的包容态度，唐代光辉灿烂的文化。由于唐代统治者以诗取士，在全社会形成了写诗、吟诗的风气，涌现出了许多精美的诗作。唐代的文化政策比较宽容，因此诗作很多都与时政相关，边塞诗就是其中一类。唐代诗人功名心重，进取心强，许多都是文武兼修，他们在边塞诗中表现出了非常雄浑的气魄。而唐朝在文化上，也采取的是多元化的态度，既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世界，也吸收外族的文化。文化的繁盛，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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