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學.第123篇》微子（四）
悟學.十八子20200307子
論語. 微子第十八.新解讀（四）
18•8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譯文】隱逸的人有：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孔子說："不動搖自己的志向，不屈辱自己的身分，這是伯夷叔齊吧。"說柳下惠、少連是"被迫降低自己的意志，屈辱自己的身分，但言談合乎法度，行為經過思慮，僅此而已。"說虞仲、夷逸"隱居而放肆直言，能潔身自愛，選擇隱居合乎權宜。""我和他們都不一樣，無可無不可。"
辜鴻銘譯：「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古代著名的隱土。談到這些人時，孔子評價伯夷和叔齊說，他們之所以隱居，是因為不願放棄自己的最高目標，免得自己的名譽受損。而柳下惠和少連最後也從社會隱居，孔子評價說，他們被迫放棄自己的崇高目標，使自己的名譽受損，但是他們說的話句句在理，所做的事也合乎人心。在評價虞仲、夷逸時，孔子說他們過著嚴格的隱居生活，與社會完全斷絕往來，但是他們潔身自愛，完全同社會隔離，能正確判斷事情。」
最後孔子說："至於我自己，我和上面提到的這六個人完全不同，既可以這樣做，也可以那樣做。"
【集解】「逸民者，節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唐以前古注】皇疏：「逸民雖同，而其行事有異，故孔子評之也。夷齊隱居餓死，是不降志也；不仕亂朝，是不辱身也，是心跡倶超逸也。直己之心，是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是不辱身也。」「謂柳下惠、少連，此二人心逸而跡不逸也，並仕魯朝。而柳下惠三黜，則是降志辱身也。雖降志辱身，而言行必中於倫慮，故云其斯而已矣。又引張憑曰：彼被祿仕者乎，其處朝也，唯言不廢大倫，行不犯色，思慮而已，豈以世務暫嬰其心哉，所以為逸民也。」「或問曰：前七人而此唯評於六人，不見朱張何乎。王弼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闕朱張者明取捨與己合同也。"」又引江熙曰：「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夫跡有相明，教有相資，若數子者，事既不同，而我亦有以異矣。然聖賢致訓，相為內外，彼協契於往載，我拯溺於此世，不以我異而抑物，不以彼異而通滯，此吾所謂無可無不可者耳，豈以此自目己之所以異哉。我跡之異蓋著於當時，彼數子者亦不宜各滯於所執矣，故舉其往行而存其會通，將以導夫方類所挹仰乎。」
《四書直解》：「逸民，是隱逸高尚的人。古時隱逸高尚之士，可以考見者七人，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然七人者，志節雖同，而制行則異。孔子——一而品評之說："立志高而不肯少有貶屈，持身潔而不肯少有汙染，其伯夷、叔齊歟？觀他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峻節清風，何凜凜也！若夫柳下惠、少連，則和同混俗，於人無忤。雖降屈其志，卑辱其身，有弗惜者，其出言則合乎倫理，行事必當乎人心，以之處世，如此而已矣，不為過高絕俗之行也。至於虞仲、夷逸則行不必其中慮，而隱居以自適， 言不必其中倫，而放言以自廢矣，然雖隱居獨善，而潔身不汙，合乎道之清，雖放言自廢，而韜晦得宜，合乎道之權。蓋與矯異之士，害義傷教者不同矣，然此七人者，其行雖潔，其志雖高，而未免有執一之病也。在夷、齊、虞仲、夷逸，則以絕世離俗為可，而以和光同塵為不可，在柳下惠、少連則以和光同塵為可，而以絕世離俗為不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先有個主意在，其見偏矣！若我則異於是，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因時制宜，不膠於一定，固無所謂可，亦無所謂不可也，此我所以異於逸民歟。要之，七人之心有所倚，故止成其一節之高，聖人之心無所倚，故優人於時中之妙。所以說，觀乎聖人，則見賢人，凡行己處世者，當知所取法矣！」
《論語別裁》：「孔子認為這批逸民們，最值得欽佩的，確定了人格，立志不變，自己認清楚了一個主義、一個思想、一個目標。他這個人格不管什麼環境，永遠不變，不動搖，同時不辱其身——這四個字是很難的，拿社會的現象與歷史作一個對比，就會知道，歷史上有許多人降志辱身。有人在一個時代變更，尤其國破家亡的時候，例如宋末、明末時期，有很多人，或為了怕死，或為了一己的功名富貴而降志，降志而後辱身，招來不知多少侮辱，被人看不起。但是話說回來，有許多人還以辱身為光榮的，對這種人真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同時由這點，也可以瞭解我們中國思想文化，對於人格教育的建立是很重視的。再說不辱其身的事例，我們但看社會上許多人，雖然發財了，但是乃由降志辱身得來，也是很可憐！對於不辱其身的定義，廣義的是堅定人格，高尚其志，這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認為真夠得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只有伯夷、叔齊他們，這兩個人連皇帝位置都不要，可以做到棲心道德，視天下如敝屣。
孔子又說等而次之，便如柳下惠、少連這兩個人。柳下惠這個人我們曾經提到過的，三次上臺，三次下臺，始終搞不好，孔子說，這好像就差一點，可以說降其志，又辱其身了。明知道做不好，非硬做不可，又不知道權變，如知道權變，將就一點也好，又不能將就，既挽不回時代，又自取其辱，結果既降志而又辱身。辱身是指個人對社會環境而言，降志是對自我人格而言。孔子說，在這方面來講，柳下惠、少連就比較差了。不過，他們一生的言語思想是中倫的。這個"中"是射箭射中了的"中"。"中倫"就是中於倫常的道理，維持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同時也說他們言語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他們的行為，能夠中於中正的精神。總之，他們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來的規矩沒有變，只能如此而已。但挽回不了時代，對社會也沒有貢獻，所以說他們是自己降志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這幾個人，用現代話說，也可以說是時代的逃兵，或者說是現實社會里退伍了的人，自己認為對社會沒有什麼貢獻，就只好退出。他們一輩子隱居，沒有出來做過事，放言高論、批判是非得失。我們把"隱居放言"連起來看，便知唯有隱居可以放言，這怎麼說呢？對功名富貴、社會的一切都無所要求，沒有企圖，所以就可以客觀地講公正的話，也敢於講話。但孔子說他們雖然如此，也只能做到他們本身一輩子清高而已，儘管再大的功名富貴放在面前都不要，捨棄掉了一切人事上的禍福利害關係，自己退隱了專門自修。固然說時代不對了，環境不許可他們有所作為，沒有辦法，只好退隱了，不過退隱也是不得已的一個權宜之計，所以說它是一種通權達變的辦法而已。
孔子提了這幾個隱士的典型以後便說：我和他們則是兩樣，真正時代不需要我的時候，我可以作隱士，需要我的時候，我也可以出來，絕對地負起責任來做事。並不是自己立定一個呆板的目標，像上面提到這幾個著名隱士的作風。因為他們自己劃了一道鴻溝，自己規定了人格標準，守住那個格。孔子說無可無不可，就是說不守那個格，可以說是"君子不器"，也就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意思。需要用我的時候，把責任交給我，我就照做，挑起這個擔子，不要我挑起這個擔子的時候，我絕不勉強去求，所以說孔子是"聖之時者"。他這個聖人與別的聖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所說的"無可，無不可。"沒有規定哪一樣可去做，沒有絕對否定哪一樣事情不可做。"無可，無不可。"有時候被人錯誤解釋是滑頭的事，好像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其實不是這意思，而是說不固執自己的成見。
這一段等於是這一篇內容要點的畫龍點睛了，本篇的宗旨就在這個地方，也可以說，在為人處世上，給我們一個啟示，看自己應該向哪一個人生路線邁進。」
《悟學》的宗旨：通過領悟、參悟、感悟上下五千年的國學經典，取其精華，結合當下社會實踐，學以致用。讓國學中深邃的哲理及豐富的人生成功與失敗經驗總結，指引我們現實的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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