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学.第123篇》微子（四）
悟学.十八子20200307子
论语. 微子第十八.新解读（四）
18•8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译文】隐逸的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动摇自己的志向，不屈辱自己的身分，这是伯夷叔齐吧。"说柳下惠、少连是"被迫降低自己的意志，屈辱自己的身分，但言谈合乎法度，行为经过思虑，仅此而已。"说虞仲、夷逸"隐居而放肆直言，能洁身自爱，选择隐居合乎权宜。""我和他们都不一样，无可无不可。"
辜鸿铭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是古代著名的隐土。谈到这些人时，孔子评价伯夷和叔齐说，他们之所以隐居，是因为不愿放弃自己的最高目标，免得自己的名誉受损。而柳下惠和少连最后也从社会隐居，孔子评价说，他们被迫放弃自己的崇高目标，使自己的名誉受损，但是他们说的话句句在理，所做的事也合乎人心。在评价虞仲、夷逸时，孔子说他们过着严格的隐居生活，与社会完全断绝往来，但是他们洁身自爱，完全同社会隔离，能正确判断事情。」
最后孔子说："至于我自己，我和上面提到的这六个人完全不同，既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
【集解】「逸民者，节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唐以前古注】皇疏：「逸民虽同，而其行事有异，故孔子评之也。夷齐隐居饿死，是不降志也；不仕乱朝，是不辱身也，是心迹倶超逸也。直己之心，是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是不辱身也。」「谓柳下惠、少连，此二人心逸而迹不逸也，并仕鲁朝。而柳下惠三黜，则是降志辱身也。虽降志辱身，而言行必中于伦虑，故云其斯而已矣。又引张凭曰：彼被禄仕者乎，其处朝也，唯言不废大伦，行不犯色，思虑而已，岂以世务暂婴其心哉，所以为逸民也。」「或问曰：前七人而此唯评于六人，不见朱张何乎。王弼曰"朱张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今序六人而阙朱张者明取舍与己合同也。"」又引江熙曰：「超然出于埃尘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远害，发动中权也。夫迹有相明，教有相资，若数子者，事既不同，而我亦有以异矣。然圣贤致训，相为内外，彼协契于往载，我拯溺于此世，不以我异而抑物，不以彼异而通滞，此吾所谓无可无不可者耳，岂以此自目己之所以异哉。我迹之异盖着于当时，彼数子者亦不宜各滞于所执矣，故举其往行而存其会通，将以导夫方类所挹仰乎。」
《四书直解》：「逸民，是隐逸高尚的人。古时隐逸高尚之士，可以考见者七人，如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是也，然七人者，志节虽同，而制行则异。孔子——一而品评之说："立志高而不肯少有贬屈，持身洁而不肯少有污染，其伯夷、叔齐欤？观他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峻节清风，何凛凛也！若夫柳下惠、少连，则和同混俗，于人无忤。虽降屈其志，卑辱其身，有弗惜者，其出言则合乎伦理，行事必当乎人心，以之处世，如此而已矣，不为过高绝俗之行也。至于虞仲、夷逸则行不必其中虑，而隐居以自适， 言不必其中伦，而放言以自废矣，然虽隐居独善，而洁身不污，合乎道之清，虽放言自废，而韬晦得宜，合乎道之权。盖与矫异之士，害义伤教者不同矣，然此七人者，其行虽洁，其志虽高，而未免有执一之病也。在夷、齐、虞仲、夷逸，则以绝世离俗为可，而以和光同尘为不可，在柳下惠、少连则以和光同尘为可，而以绝世离俗为不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都先有个主意在，其见偏矣！若我则异于是，可仕，则仕；可止，则止，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因时制宜，不胶于一定，固无所谓可，亦无所谓不可也，此我所以异于逸民欤。要之，七人之心有所倚，故止成其一节之高，圣人之心无所倚，故优人于时中之妙。所以说，观乎圣人，则见贤人，凡行己处世者，当知所取法矣！」
《论语别裁》：「孔子认为这批逸民们，最值得钦佩的，确定了人格，立志不变，自己认清楚了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目标。他这个人格不管什么环境，永远不变，不动摇，同时不辱其身——这四个字是很难的，拿社会的现象与历史作一个对比，就会知道，历史上有许多人降志辱身。有人在一个时代变更，尤其国破家亡的时候，例如宋末、明末时期，有很多人，或为了怕死，或为了一己的功名富贵而降志，降志而后辱身，招来不知多少侮辱，被人看不起。但是话说回来，有许多人还以辱身为光荣的，对这种人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同时由这点，也可以了解我们中国思想文化，对于人格教育的建立是很重视的。再说不辱其身的事例，我们但看社会上许多人，虽然发财了，但是乃由降志辱身得来，也是很可怜！对于不辱其身的定义，广义的是坚定人格，高尚其志，这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认为真够得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只有伯夷、叔齐他们，这两个人连皇帝位置都不要，可以做到棲心道德，视天下如敝屣。
孔子又说等而次之，便如柳下惠、少连这两个人。柳下惠这个人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三次上台，三次下台，始终搞不好，孔子说，这好像就差一点，可以说降其志，又辱其身了。明知道做不好，非硬做不可，又不知道权变，如知道权变，将就一点也好，又不能将就，既挽不回时代，又自取其辱，结果既降志而又辱身。辱身是指个人对社会环境而言，降志是对自我人格而言。孔子说，在这方面来讲，柳下惠、少连就比较差了。不过，他们一生的言语思想是中伦的。这个"中"是射箭射中了的"中"。"中伦"就是中于伦常的道理，维持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同时也说他们言语思想完全是走中肯的路子，他们的行为，能够中于中正的精神。总之，他们的言行思想，可以保持原来的规矩没有变，只能如此而已。但挽回不了时代，对社会也没有贡献，所以说他们是自己降志辱身。
再其次如虞仲、夷逸这几个人，用现代话说，也可以说是时代的逃兵，或者说是现实社会里退伍了的人，自己认为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就只好退出。他们一辈子隐居，没有出来做过事，放言高论、批判是非得失。我们把"隐居放言"连起来看，便知唯有隐居可以放言，这怎么说呢？对功名富贵、社会的一切都无所要求，没有企图，所以就可以客观地讲公正的话，也敢于讲话。但孔子说他们虽然如此，也只能做到他们本身一辈子清高而已，尽管再大的功名富贵放在面前都不要，舍弃掉了一切人事上的祸福利害关系，自己退隐了专门自修。固然说时代不对了，环境不许可他们有所作为，没有办法，只好退隐了，不过退隐也是不得已的一个权宜之计，所以说它是一种通权达变的办法而已。
孔子提了这几个隐士的典型以后便说：我和他们则是两样，真正时代不需要我的时候，我可以作隐士，需要我的时候，我也可以出来，绝对地负起责任来做事。并不是自己立定一个呆板的目标，像上面提到这几个著名隐士的作风。因为他们自己划了一道鸿沟，自己规定了人格标准，守住那个格。孔子说无可无不可，就是说不守那个格，可以说是"君子不器"，也就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意思。需要用我的时候，把责任交给我，我就照做，挑起这个担子，不要我挑起这个担子的时候，我绝不勉强去求，所以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他这个圣人与别的圣人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自己所说的"无可，无不可。"没有规定哪一样可去做，没有绝对否定哪一样事情不可做。"无可，无不可。"有时候被人错误解释是滑头的事，好像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其实不是这意思，而是说不固执自己的成见。
这一段等于是这一篇内容要点的画龙点睛了，本篇的宗旨就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说，在为人处世上，给我们一个启示，看自己应该向哪一个人生路线迈进。」
《悟学》的宗旨：通过领悟、参悟、感悟上下五千年的国学经典，取其精华，结合当下社会实践，学以致用。让国学中深邃的哲理及丰富的人生成功与失败经验总结，指引我们现实的工作、生活。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本账号，看《悟学》系列之第124篇……
閱讀更多 悟學十八子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