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是隋末亂世群雄之一。他初隨楊玄感反隋，後又成為瓦崗起義軍的領袖，最終降唐復叛而死。他雄才大略，文武雙全，在隋末反隋鬥爭中建立了巨大功績；但他性格中又有狡詐和剛愎自用、獨斷專行的萬分，這也最終導致了李密的敗亡。對於這麼一個梟雄人物，留在歷史上的痕跡卻有著兩種截然相反的面孔。正史中的李密和民間文學中的李密判若兩人，他留給後人的印象是一個被醜化和弱化後的形象，是一個反面人物的典型。
李密
從官方史書記載中的多面人性的梟雄，到好色無能、忘恩負義的賊子，是什麼造成了李密形象的180度大轉變？
一、歷史上的李密
李密出身貴族世家，其父李寬是隋朝上柱國、蒲山公。在隋末亂世，出身顯貴、雄才大略的李密根據當時民間流傳的“李氏當王”之讖言，最大的願望是一統天下，創建自己的王朝。李密多次將自己與周文王和劉邦相比，他曾致書給唐高祖李淵: “請合從以滅隋，欲與高祖為盟津之會”。從這封信中，不難看出李密希望統一天下的政治願望。
隋末階級矛盾極其尖銳。大業十二年，農民起義的烽火燃遍全國,隋場帝政權已失去了控制全國局勢的能力，天下四分五裂, 形成了複雜的封建割據局面，各地農民起義軍也趁機紛紛獲得發展。河北竇建德聯、江淮杜伏威以及瞿讓的瓦崗軍成為農民起義軍中勢力最大的三支力量。
李密與瞿讓
河南是隋末天災人禍的重災區, 階級矛盾尤為尖銳。瓦崗軍領袖翟讓出身於下層官吏, 為人質樸, 深受人民群眾的愛戴。 他的瓦崗軍英勇善戰, 在李密進入瓦 崗軍之前, 就有了較強的實力。在李密竊取領導權之前, 翟讓為首的農民軍領袖殲滅了隋朝名將張須陀，攻取興洛倉和石子河，攻陷隋朝黎陽倉，使得天下震動。
李密加入瓦崗軍不久, 便向翟讓提出了奪取隋朝全國政權的建議。滎陽大捷後, 翟讓將一部分瓦崗軍的領導權交給了李密，李密趁機在洛陽建立了較穩固的根據地，並建立了能和翟讓分庭抗禮的行軍元帥府 。李密重用隋朝舊官吏，將祖君彥 、 鄭德韜等人安排在元帥府重要職務上，握有實權的高級將領幾乎全為隋朝舊將。 李密通過這些手段，剝奪了翟讓的領導權，使得隋朝大批貴族、官僚湧入瓦崗軍, 讓以翟讓為首的農民軍力量遭到極大的削弱。這時李密又與大地主階級的代表李淵建立了聯繫，並於義寧元 年殺害了翟讓等人，奪取了瓦崗軍的領導大權。
李淵
翟讓為人樸實, 心地坦蕩。他從瓦崗軍的前途出發，自願“推密為主”，把最高領導權交給了李密 。翟讓的悲劇正在於他對李密失去了應有的警惕, 對李 密的篡權、分裂活動既 無覺察, 也無任何防範措施 。李密殺翟讓,是以李密為代表的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之間的 矛盾的一場大爆發。 殺害翟讓給瓦崗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破壞性後果，郵元真、單雄信等農民軍領導人與李密的矛盾也越來越大。單雄信英勇善戰, 是瓦崗軍中傑出的領導人之一 ，李密的親信房彥藻整天挑唆李密 把他除掉, 結果逼反了單雄信。李密殺翟讓，造成了瓦崗軍人心渙 散,嚴重地破壞了瓦崗軍的團結和戰鬥力，使瓦崗軍在後來同宇文化及和王世充的鬥爭中陷於被 動 , 逐步走向失敗。 李密殺翟讓成為瓦崗軍由勝到衰乃至最後失敗的轉折點。
武德元年三月，宇文化及在江都殺死了隋煬帝。 五月，李淵在長安即皇帝位, 建立李唐王朝。與此同時，王世充擁立越王楊侗即位 , 以隋朝正統自居。 這樣就形成了李淵、宇文化及和王世充三個封建軍事集團。這時的李密清楚地看到 ，單靠自己的力量無法戰勝宇文 化及、 王世充和李淵統一天下，在新的政治局面下, 他已沒有必要繼 續打著反隋旗幟, 而 是急需抓到隋朝正統這塊金字招牌, 扛起 “繼絕扶傾， 匡濟國 難” 的旗幟，以便取得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有利地位。 因此武德元年，李密公開向隋朝東都越王楊侗投降, 楊侗遣專使向李密 證 : “ 七政之重, 佇 公匡弼；九伐之利，委公指揮”。 李密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野心, 拿著瓦崗軍同其他軍事集團火併, 把瓦崗軍從勝利引上了被動挨打和最後失 敗的歧途 。
李密在同宇文化及和王世充的爭奪戰中失敗後, 率領二萬多人去長安投降了李淵 , 以期利用農民軍的革命成果換取李唐王朝開國將相的寶座 。 李密投降李淵 ,是對革命事業的徹底叛變。李密投 唐 , 不是為農民起義軍找出路和盟友,當時竇建德和杜伏威兩支農民武裝正同地主階級武裝鬥爭 ,瓦崗軍完全可以和他們聯合，戰勝地主階級。瓦崗軍這樣一支農民軍的中堅力量被帶上投降的道路,李密是難辭其咎的。
李密降唐後，又對李淵給予他的官職和地位不滿意，後來又以去山東招降舊部為名出走, 叛離了李淵 。 他對親信王伯當說 : “ 唐使吾與絳 、灌同列，何以堪之 ! 今不殺我, 聽使 東行, 足明王者不死; 縱使唐遂定關中, 山東終為我所有” 。 這是李密內心的自我表白，也說明直到最後李密也沒有放棄他的政治野心。這個野心支配了他的一生，最終造成了他可 悲的下場。
李密出身於大貴族、大地主階級。他的反隋完全是因為自己政治上的失意，妄圖渾水摸魚、改朝換代,這才參加了隋末的農民起義。在起義軍內部，他殺害翟讓, 篡奪了瓦崗軍的領導 權，把瓦崗軍變成了自己爭權奪利的工具。 在同其他地主階級武裝爭奪中,斷送了瓦崗軍 的革命成果。李密就是一個混進農民革命隊伍內部的地主階級野心家，這才是歷史上李密的真面目。
二、正史為什麼對李密正面評價
李密的記載主要存於《隋書》和《北史》以及他的墓誌銘中。編撰這些史料的許多人都是李密的故舊或者下屬，李勣、程知節、張亮、秦瓊、許敬宗等人莫不如是。這些人在唐初政局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在對李密形象的構建時，這些人為李密構建正面形象起到了一定作用。因為李唐王朝如果對這些人的“舊主”進行大肆批駁，會讓這些重臣心懷忐忑，進而產生對李唐政權的離心。李密的正面的形象就是在這種基礎上，被寫進了史書。
唐朝建立之後，安撫山東地區成為當時的主要政治任務，而李密曾領導的瓦崗軍正 是以山東為根據地的。李密是山東勢力的領袖，又出身關隴貴族，他的身份恰好在關隴集團與山東集團之間達到了一個平衡。因此對其進行正 面書寫，不僅可以維護關隴集團的形象，而且還能拉攏山東集團，進而有助於河朔地區和於天下的安定。
李密是一位曾經爭霸天下而終告失敗的梟雄，與秦末漢初功敗垂成的項羽形象有著很多相似之處。隋唐時期項羽已被塑造成一位失敗的英雄形象，所以編史者也把李密按項羽的形象塑造。《隋書》對李密的評價是: “遭會風雲，奪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期月之間，眾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 聲動四方，威行萬里。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挈大，抑陳、項之季孟歟?”這種評價既肯定了李密的功績，又以“思封函谷，將割鴻溝”之典故，將李密與項羽相比附，凸顯出李密失敗的英雄形象。
李密的墓誌銘中，除了個人經歷的敘述之外，同樣出現了大量將李 密與項羽之間作比附的辭句。什麼“或一丸請封函谷，或八千以割鴻溝”，什麼“陰陵失道，詎展拔山之力? 騅馬不 逝，徒切虞兮之歌”，都把李密放在與項羽同等的地位。《隋書》這樣記載，不僅揭示了李密的結局，也巧妙地掩飾了李淵曾經避其鋒芒，向李密低頭妥協的窘迫。這是在以魏徵為代表的唐初史臣反覆衡量之下，為李密定下的基調，不僅符合唐朝對於李密的身份認同，也有利於當時政局的穩定。
北宋史臣修撰《舊唐書》、《新唐書》以及 《資治通鑑》時，基本保持了唐朝史書的原貌。《隋書》中的《李密傳》也成為《舊唐書》、《新唐書》以及《資治通 鑑》中李密形象的藍本。因此正史中將李密與項羽相比的傾向非常明顯。《舊唐書》著重突出李密反隋是“劉、項奮起之會”，凸顯出李密如項羽一樣，具備高遠的志向。《舊唐書》還對李密的軍事才能進行了描述: “密軍陣整肅，凡號令兵士，雖盛夏皆若揹負霜雪。躬服儉素， 所得金寶皆頒賜麾下，由是人為之用。”，都肯定了李密曾經的輝煌，使李密的形象更加豐滿。
關於造成李密之死的“桃林之叛”，兩《唐書》中記載十分詳盡。魏徵在撰修《隋書》時存在為李密避諱的情況，而宋代修史則沒有這種顧慮了。所以我們能看到 “李密歸國，封邢國公。後至桃林，渡，叛。上遣兵徵之， 至陸渾，乃斬於邢公山下。”的記載，將李密的死因和過程說得非常詳細。不僅將李密之死的結局書寫成類似項羽最終敗亡的情景，而且加入貶抑性的描述，以襯托李唐王朝的 “正統”。
《隋書》、《北史》和兩《唐書》以及《資治通 鑑》有關李密的記載，展現了李密的形象都是一位“失敗的英雄”。李密是隋末群雄之一，曾經擁有爭奪天下的實力，也曾是李淵的合作伙伴，因此他的形象必須以正面為主，才能突出李唐政權“正 統”地位。李密出身關隴 集團，還是山東豪傑的領袖，其身份在唐初政局中牽涉甚廣。對其形象的構建不僅要獲得當朝統治者的認可，還要滿足多方政治勢力的需求。李密史書中正面形象的記載，是隋末唐初時代的政治背景和利益集團的平衡共同決定的。
三、李密的形象在明清變成反面的原因
“忠義”和“俠義”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古代社會是縱向結構的禮法社會，“仁義”、“忠義”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的封建等級制度的要求，也是維護封建宗法等級制度和封建統治的需要。“君為臣綱”是“三綱”之首，君臣關係的準則便位於所有“義”之首，忠君是最大、最高的義。
中國古代社會政治有 “家國同構”的特點，父是“家君”，君是“國父”，要求把孝親作為忠君的手段，把忠君作為孝親的目的，要求全社會所有成員都忠君為皈依。“義”維護社會宗法等級制度的，所以 “義”是區分君子與小人的標準。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中國流傳有不少忠臣義士的故事，如關羽、宋江、秦瓊、單雄信，他們都是歷史和文化的結合。關羽的形象是“忠義”、“俠義”的和諧統 一，反映出中國社會理想的人格。《三國演義》通過描寫“桃園結義”、“千里走單騎”等表現關羽和劉備“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的關係；以及華容道捉放曹操，將主流社會推崇的“忠義”與江湖世界強調的“俠義”統一於關羽一身。宋江的形象是 “忠義”、“俠義”的矛盾統一，“俠義”服從於“忠義”，反映江湖 化和正統文 化的折衷融合。宋江出於“俠義”，私放晁蓋，同情並支持梁山起義；但“忠孝”始終潛藏於他靈魂深處，使得他上了梁山仍一心想著招安，為宋王朝賣命。
與李密同時期的秦瓊、單雄信的形象，在中國社會同樣有著深遠影響。他們是“山東好漢”的典範，在他們的故事流傳與演變的過程中，“俠義”、“忠義”並不穩定統一，不但反映出正統文化與江湖文化的差異，而且反映出不同時代、不同階層對於“義”的深刻反思。
秦瓊
秦瓊、單雄信從歷史上的普通武將演變為好漢，主要緣於《隋唐志傳通俗演義》、《隋唐演義》和《說唐全傳》等明清傳奇小說的加工。《唐書志傳通俗演義》略去秦瓊仕隋經歷，事 李密經歷也僅三言兩語帶過，淡化變節行為，傾向於把秦瓊塑造成“忠臣”，建構 其“忠義”品格。使得秦瓊、單雄信的形象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之中。中華文化是一種典型的倫理 型文化，歷來重視倫理道德的修養和道德楷模的尊崇。在中國，“仁義”思想和“忠義”觀念深入人心，成為 全民族普遍認同的文化心理。
明清兩朝受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學”影響很大，社會上對女性的要求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同樣對男性的要求是“忠臣不事二主”，忠君是衡量一個人“義”與“不義”的標杆。所以在民間層面，老百姓由於生活需求和精神寄託，更願意傳頌像岳飛、文天祥這樣的忠君人物，李密投瞿讓又殺瞿讓，投唐又叛唐的經歷，使得普通民眾對他產生了普遍的厭惡之情，當時的民間也有很多關於李密的民間故事，都是論證李密失敗的必然性，充滿了辛辣的諷刺。在這幾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下，李密的形象越來越反面。
李密在正史中的形象雖然正面，但是民間百姓基本不具備通過查閱史書去了解歷史人物的水平，他們更願意接受的是喜聞樂見的評書故事或者戲劇演義。《隋唐志傳通俗演義》、《隋唐演義》和《說唐全傳》為人們樹立了忠義的秦瓊、俠義的單雄信，需要一個與之產生對比的反面形象，使整個小說更加完整可讀。因此，李密就被打上了“好色無能、忘恩負義”的標籤，被戲曲和小說廣為傳播，讓通過這些渠道瞭解隋唐之際歷史人物的普羅百姓產生了對李密牢固的判斷標準。
特別是滿清入主中原後，對漢族實行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漢族百姓在雙重壓 迫之下，生活艱難，因此鼓吹江湖俠義，強調彼此忠誠、關愛是民間的主旋律。清 朝建立以來，以抗清為宗旨的秘密團體的活動從未停止，白蓮教、天地會等在社會上的勢力與影響力都很大，成員間講究互信互忠，不背叛彼此及整個團體的利益，對叛徒施以嚴懲報復，這都給民間社會尤其是下層社會以很大的示範作用與影響。因此《隋唐演義》、《說唐全傳》塑造的秦瓊、單雄信的形象成為時代的追求，而李密則以他的見利忘義和忘恩義行為，受到人民的鄙視。這是清朝社會環境和大文化背景造成的，也代表了不同時代的政治背景和價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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