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公元618—907年；
唐代經歷了20個皇帝，歷經290年。
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傑出的君主。他24歲定天下，29歲登帝位，既勤於聽政，輔佐的賢臣又多，時時以隋之亡相警惕，不敢驕縱荒佚。於是，平四海，安海內，其“貞觀之治”為後世所稱道。
唐代不收一切商業賦稅，為歷朝歷代所沒有。這是唐太宗實行輕徭薄賦政策的一個組成部分。唐初不收榷鹽、茶稅，更不禁私人釀酒，開店做水碾（即水力磨米）也不收稅，想改營商業者，聽任自由，政府絕不勉強民眾一定務農。
唐高祖武德七年時，制定租庸調製，這是由北魏的均田制演變而來。租庸調製規定：
凡男女剛出生者稱黃，4歲稱小，16歲稱中，21歲稱丁，60歲為老。每丁授田一頃，其中80畝為口分田，年老時還給官府；20畝為永業田，可傳子孫，政府不再收回。每畝須種桑50株以上，榆、棗各種10株以上，須在得田三年內種畢，如不宜種植上述各樹者，可用其他相宜樹種充之。
凡是經營工商業者，永業田、口分田各減半給之，狹鄉可不給（人口少叫寬鄉，人口多則叫狹鄉）。
按照每丁分配土地繳租。每丁每年交粟二石，相當於漢代的租；每丁每年繳納綾、絹、絁各二丈，綿三兩，或用布代替，加五分之一，麻三斤，謂之調，相當於古代的賦。
至於庸，則是每年每丁用人力20天，閏年加5天；不役者每日以絹三尺代替，這相當於古代的役。
這就是唐代的租庸調製，也為後代稱道不已。租庸調製的特點是“從丁不從田”，有丁即有田，沒有無田的丁戶，人人繳得起庸調。所以唐代編查戶口冊籍詳細嚴謹，防止冒領、重領和錯領。
按每畝出粟一石計，20畝永業田不計，每丁80畝口分田出粟80石，則每丁二石，算起來租稅只有四十稅一，可以說是歷代中最輕的。
漢制每丁歲役30天，唐代只20天，減少三分之一。而漢代每丁還需擔任衛卒一年，戍邊三天，唐代因實行府兵制，農民不需戍邊，故比漢代負擔更輕。
而政府官員則有用於俸祿的“職分田”，用於辦公經費的“公廨田”。公廨田常常用來放租，收來的田租用來支付政府開支和作為官員的私人補貼。
唐代的100畝相當於漢代的200畝。唐代大政治家陸贊說：“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這就是為民制產，把國家賦稅放在公平的政策上，可使民眾安居樂業，政府財政也可穩定。自唐太宗貞觀到唐玄宗開元年間，歷時100多年，盛唐時代富足太平，有一番蓬勃廣昌的氣韻，絕非偶然。
2．兩稅制開始“認田不認人”
按《唐律》規定，農民是不能出售分田的，違者鞭笞之後，所得之錢還要由政府充公。永業田在兩種情況下可以買賣，一是農民搬離原居住地時，二是家中有人死亡貧無以葬時。
安史之亂後，豪強出高價強迫收購土地，官僚收買土地大建莊園，農民或因貧窮、饑荒、遷徙、家人死亡等原因售賣田地，還有寺院侵佔百姓田地，人口流動性大造成戶籍不實等，各種原因，都造成租庸調製難以維持。到唐肅宗時，遂開始創立兩稅制。
到唐肅宗、代宗以後，中央財政枯竭，把京師官員俸祿調低，連時任刑部尚書的大書法家顏真卿都曾書《乞米帖》：“拙於生事，舉家食粥已數月，今又罄矣，實用憂煎。”
唐武宗會昌年間（公元841-846年），朝廷曾廢佛法，毀天下寺廟4600座，僧尼26.5萬人復籍為民，沒收良田數千萬頃，用以分給兩稅戶。
唐代經過安史之亂的連年戰禍，人口從天寶十四年的890萬戶銳減到乾元三年的190萬戶，人口劇減，百廢待興。
唐代宗大曆元年下詔：凡天下青苗一畝繳稅15錢。國家急需用錢，不能等到秋收時才徵收錢，所以在青苗時就開始徵收，號稱“青苗錢”。
“青苗錢”是唐代按田畝徵稅的開端，到代宗五年已成定製。兩稅制分夏、秋兩季徵收，夏季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稅四升；秋季上田畝稅五升，下田畝稅三升。“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如果說租庸調製是“以人丁為本”，那麼到兩稅制就開始“認田不認人”。
兩稅制施行後，譭譽參半，但後世以責罵者居多。這一制度一直影響後世1000多年，直到民國年代還在推行，可以說是開創了中國此後的稅制。
兩稅制是以資產為標準來徵稅的，但怎樣正確計算資產，確實大不容易。在實際操作中，地方政府往往把各種“急備”、“供軍”、“折估”、“宜索”、“進奉”等攤派都加在兩稅中，一併徵取。更有甚者，會出現田多家少派、田少家多派的現象，如遇荒年，農民無法負擔租稅而逃亡，人減少了，租稅更加重。所以兩稅制已完全喪失“為民制產”的精神，造成社會上貧富更加懸殊，土地兼併更加猖狂。
還有，兩稅制是用錢幣納稅，對商有利而對農無利。因為物與錢的比例並不固定，時漲時落。比如從前一匹絹要3200文，如今卻只值1500文，即原來只需一匹絹已足夠，現在則要兩匹的錢才夠繳稅。
3．劉晏鹽政，延續到明代
唐代的鹽政首起於顏真卿。唐玄宗開元年間，安祿山叛軍已攻入黃河以南地區，顏真卿在河北抗敵，因河北滄縣產鹽，遂徵收鹽稅以充軍費。後任職租庸調使的官員第五琦，在全國襲用顏氏此制，規定製鹽人要向政府呈報，另立戶籍，謂之“亭戶”，所制的鹽由政府收購及運銷。政府以每鬥十文收購的鹽，增價十倍賣給商人，即鬥鹽110文錢，這就是變相的抽鹽稅。
第五琦所推行的鹽政，因各州任意加價，造成各種弊端。唐肅宗時，時任戶部侍郎（財政部副部長）兼度支鹽使劉晏對食鹽專賣制度進行了改革，即由民間製鹽、政府收購、政府出賣、商人運輸和商人推銷。他主張少用官員，放手讓民間去幹，僅在全國設十監，用來管理鹽場、監督製鹽。這可以說是一種簡單可行的制度，一直實行到明代萬曆時期。
4．唐代興衰，繫於漕運
劉晏是唐肅宗、代宗時期的理財名臣，他對唐代漕運的改革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績。因為中國的地勢從西北到東南一路傾斜而下，直到大海，是個大陸性的國家。沿海一帶如江蘇、浙江、福建等省，海上交通不像地中海那樣方便。中國西北是大草原，對外國防重心是在西北，國都也多建在西北，比如西安、洛陽等。中國的河流有東西的交通線而無南北的交通線，而地勢決定從東到西要逆流而上，多有不便。
隋煬帝開鑿通濟渠、永濟渠後，並在洛口興建洛倉，設置3300個糧窖，每窖可容納8000石，以存納東南、東北兩渠所運達的米粟。
到了唐代，江南戶口多因而租調可觀，需要漕運而南糧北運。開元二十二年，江淮河南轉運使叫裴耀卿，三年時間從南方運米700萬斛，紓解了京都長安的糧食供應緊張局面。後來北方糧食產量逐漸超過南方，直至安史之亂，河北、山東藩鎮割據，中央收不到租稅，此時從長江入黃河的漕運，才又成為朝廷的重中之重。
唐肅宗時兼任轉運使的劉晏，根據長江、汴河、黃河、渭水的不同情況，採用裴耀卿首創的“分段轉運”的方針，在河流交匯處設置轉運倉，再分別訓練四個運輸段所需要的漕卒和漕船，以提高各段的運輸效率。
劉晏還親自督造大型漕船2000艘，他付給的造船價往往高於時價，使工人得高工資，所造之船經久耐用，不必常換新船；同時節省物料、物盡其用，麻造的纖繩壞了當柴燒。他督造的漕船每船可裝載江南谷麥1000斛，10條船為一綱，每綱300人，加篙工250人，以確保漕船安全運達。裴耀卿、劉晏主政漕運時期，是唐代漕運最鼎盛的時期。唐代的興衰，與漕運的盛衰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除了漕運船，唐代的遠洋船也很多，海上貿易極為繁盛，所造海船按載重量分為5000料船、2000料船和1000料船，可從東海、黃海直上高麗，最遠可抵達紅海。
5．萬國來朝，客商不願歸國
當時唐代的京都長安是一個世界性的商貿市場，來自波斯、大食、印度、安南、日本、高麗、新羅的客商極多。天寶年間，吐蕃在西北地區叛亂，有4000多名胡人客商不能歸國而滯留在長安，中央政府撥款50萬緡給予安置，後來這4000多客商無一人願意歸國，均留華任兵馬使或掌管儀仗侍衛的官員。
當時中國的菜館多僱用胡姬，即外國女招待，以招待外國客商。當時有錢人的家中，常常蓄養一個“崑崙奴”，就是那種黑臉奴僕，即外國當差，並非命其做苦力，而是養在家中用來擺闊的。
中國的養蠶絲織法是在5世紀傳入波斯的，造紙術是在8世紀傳入波斯、大食等國的。唐代時，朝鮮分高麗、百濟、新羅三國，都經常派貴族青年到長安來留學；日本每年都往中國派“遣唐使”，學習唐代的政制、文化和經濟；東南亞各國更是紛紛來中國朝拜並通商。
唐代貨幣最主要的是“開元通寶”。這個開元並非唐玄宗的開元年號，而是唐高祖四年開始鑄造的，“開元”二字表示唐代鑄錢發端及首創之意。開元通寶發行後，很受民間歡迎，因為其大小輕重適宜。1000枚重六斤四兩，也就是千錢百兩。每十文重一兩，每文重一錢，直接稱為一錢。直到五代時仍在使用開元通寶，高麗、安南等國均使用仿唐錢幣。後代把此錢的重量作為標準，直到清代也因襲不變。
唐高宗乾封年間曾造過“乾封泉寶”，比開元通寶略重，但一枚當十枚開元錢用，老百姓並不歡迎，只用了一年就停鑄了，恢復了開元通寶的流通。唐肅宗乾元元年，因財政緊張，又故技復萌，鑄造了“乾元重寶”，也是一文當十文開元通寶使用，因為不足值，在民間仍不受歡迎，最後只用了一年就被迫停鑄，又恢復了開元通寶的合法流通。民間常把這兩種錢熔鑄成器皿，而不見於貨幣市場。
可見，違反經濟規律、違拗老百姓的接受認可，最終是無法成事的。
資料來源網絡，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閱讀更多 讀史可以明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