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衡》:職場歷史最牛的自薦,勇氣可嘉最終卻終究“懷才不遇”

中國古代的職場人物,很多在青史留名。更多的人會注意那些在職場上叱吒風雲的成功人士。比如:興漢三百年的張良,三顧茅廬中的諸葛亮,以及貞觀良相房玄齡等等。

從職場角度解讀,如果說諸葛亮的“隆中對”是一次經典的策劃案例,那麼東漢思想家王充用畢生精力撰寫的一部哲學著作《論衡》,可以稱之為職場史上的“最牛自薦”。

《論衡》的題名,表明王充要對往古與當時的一切思潮、學說加以衡量,評其是非真偽,定其輕重。誠如此,那正是王充對自己任職能力的一種證明。這種對自己能力的證明竟把三皇五帝治天下扯了進來,所以稱之為“最牛”。

春秋戰國時期毛遂自薦的故事,被認為是職場中人勇於表現自己的經典案例。東漢時期王充自薦的勇氣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僅不知天高地厚,而且天高地厚均在其掌控之中。可惜王充沒有碰到毛遂那樣叱吒風雲的機會,只留下了《論衡》這本自薦書。

《論衡》:職場歷史最牛的自薦,勇氣可嘉最終卻終究“懷才不遇”

高學歷卻沒有關係網,王充的職場前程一片灰暗。

王充少時聰穎好學,十五、六歲時赴洛陽太學,師從著名史學家、古文經學家班彪。太學是中國古代的大學,也是當時的最高學府。王充有這麼高的文憑,在學而優則仕的文化背景中本來就是要當官的,但是當時豪族門閥把持了東漢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大權,仕途和官場多為豪強子弟。

而王充出身“細族孤門”,祖輩“以賈販為事”,在官場上沒有根基。其父王誦又仗恃自己的勇力橫行鄉里,與土豪丁伯等人結下了怨仇,弄得是舉家外逃,王充自然沒有“我爸是李剛”的底氣。

因此王充的第一次就業還是比較理性的,回到遠離京城的故鄉,憑著自己的文憑在縣衙裡謀了一個差事。王充如果入鄉隨俗,安心當一個刀筆吏,不難偏安一隅,但他怎麼也放不下博士弟子的牛勁。

王充原本指望建立自己的關係網,有貴人拉扯自己,把自己舉薦給更高的長官,使自己走得更穩、更高。但是由於高文憑和倨傲的性格,偏偏與長官、權貴不合,遭到排擠,遂“廢退窮居”,成了無業青年。

見過大世面的王充不甘墮落,鼓起勇氣選擇了自薦。

王充畢竟是見過大世面的,有幸看過皇帝老兒視察太學的宏大場面,在靠人舉薦這條路走不通,走終南捷徑又等不及的情況下,於是鼓起勇氣決心選擇自薦這條路。而且他還不像後來的李白等人那樣,向州郡之類的長官自薦,而是準備直接把自己推薦給皇帝老兒。

以王充“涉世落魄,仕數黜斥”的身份,不可能直接面君,於是寫自薦信便成了最好的選擇,這正好可以發揮他的博學優勢。精心策劃的自薦信竟洋洋灑灑寫了二十萬餘言,成了一本自薦書,名曰《論衡》。

如果說危難中挺身而出需要勇氣,那麼在歌舞昇平中競崗當然要展示自己的業績。可惜王充沒有獲得脫穎而出的機會,對日常事務的處理還不及他看不起的一般文吏,實在拿不出像樣的材料。這也難不倒王充,可以在“虛擬”世界中展示業績。

這個“虛擬”世界當然不是互聯網,而是人們奉為圭臬的經、傳之類。即把經、傳中的材料和前人的觀點,無論其虛實對錯,統統“求證”評論一番。這樣一來,從盤古開天地開始,對歷代史實的針砭都成了自己的業績。

《論衡》與《論語》相對應,只不過《論語》是孔子的弟子整理的結果,而《論衡》則由王充親自捉刀,有望和《尚書》《春秋》一樣受人重視。王充的“自薦信”博大精深,但是一般人很難讀得懂,其中的論點亦自相矛盾。

比如王充否定報應論神學的天命論,卻提出了一種新的命定論。論說中想徹底打鬼,結果又被鬼纏身。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有一個叫黃震的學者看出了要害:論衡之所以失衡,是因為作者“皆發於一念之怨憤”。

《論衡》:職場歷史最牛的自薦,勇氣可嘉最終卻終究“懷才不遇”

《論衡》是任職能力的證明,卻也顯示出王充的心高氣傲。

王充的一念之差不是別的,就是自薦的訴求太牛,所以《論衡》中存在很多矛盾。王充自薦所要謀取職位是包裝大師,而且是皇帝老兒的御用包裝大師。王充指出,堯的時代發生了洪水之災,老百姓生活不安定,不能算是好的時代。但是憑著“堯”這個美好的諡號,堯帝流芳萬世。

一個字的諡號,尚且能起到表彰君王的作用,何況《論衡》成書足以證明王充可以寫出千言評論,萬字宏文呢?漢代的功籍如果沒有大手筆的評論,無論怎樣努力,仍舊不能免掉平庸的名聲。

王充完全具有劃腐朽為神奇的包裝能力,但是因為“居住在自古荒僻邊遠的地方”,多有不便。因此他希望能到皇帝身邊工作,能夠有機會和條件像李斯跟隨皇帝登上會稽山、琅琊山勒石那樣,專為皇帝老兒“論功德之實,不失毫釐之微”。

據稱和那些想稱頌皇上而又說不出來甚至說它不好的俗儒相比較,王充的優勢是明顯的。王充的絕活就是“以論為 鍤”,為包裝造勢。鍤都是用來挖掘、平整土地的農具,可以用來將高坡剷平,將低窪地墊高。

在王充看來,“夫筆墨簿書,鍤築杖之類也”。“以論為鍤”,將高坡剷平,就是將前人的豐功偉績淡化。所以“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在王充的筆下,“上聖大賢,鹹在訶斥”之中,問孔、非韓、刺孟更不在話下;將低窪的墊高,那就是為當期皇上進行包裝了。

有了前者貶損的功夫,對後者的吹捧就很容易取得空前的效果。當然,歷史上那些為聖賢立傳的方法還是要古為今用的。於是我們就難免會看到一些矛盾之處。比如,對前人的“祥瑞”可以不以為然,可以破除迷信;然而“祥瑞”本身不必拋棄,可以作為當期皇上聖明的佐證,於是“祥瑞”的光環再現。

有了王充的這一套辦法,在包裝中想不牛都不行。而且王充又努力強調包裝的重要性,即所謂的“須頌”。王充生活的時代雖然還沒有溜鬚拍馬之說,但是《論衡》在這方面所下的功夫可是非常“給力”。

《論衡》除了有非韓、刺孟等篇目,還有指責儒書浮誇不實之辭的“三增”,駁斥打雷是上天發怒的“九虛”兩個系列的文章,為抬高漢代在歷史上的地位做好了充足的鋪墊;而宣漢篇則直接宣稱漢代已經有了聖明的帝王,國家的治理已經太平。

《恢國篇》進一步申言漢代的功德確實超過了過去所有的朝代。漢代的皇帝如果認識到了包裝的重要性,有待“鴻筆之臣”的頌揚,首席包裝師就非王充莫屬。如果說《論衡》是王充畢生心血的結晶,那麼就可以說王充的自薦書竟寫了一輩子。

職場上懷才不遇,卻成為歷史上的名人。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他六十多歲的時候,漢章帝終於注意到了王充,下詔派專車接他進京做官。但是王充抱病在身,自知不能伺奉皇帝,推辭了。連皇帝的徵召都沒有放在眼裡,王充算是牛到了最後。

當然,這遲到的徵召不能證明王充是職場上的成功者,他真正的成功在於自薦本身。王充的自薦之牛是前無古人的,其底氣來源於自信。王充認為他的著作“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可見他的“須頌”功夫並非只是對聖賢的頂禮膜拜,而是與他們心靈的平等交流。

王充力圖為皇家包裝,雖然不免顯得有些卑顏屈膝,但也是敢為帝王師的。有人曾經取笑他,既然你認為自己這樣有能耐,為什麼仕途不順呢?王充以“處尊居顯,未必賢”“位卑在下,未必愚”作答。用今天的話說,那就是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地位低下者不必自卑。

王充自信《論衡》一書,是繼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六經之後的第七經,那是欲與天公試比高了。最牛的自薦與懷才不遇的強烈反差,無疑標誌著王充一生的坎坷,也最終見證了職場上的失敗。

反過來說,王充的自薦又是在不斷地戰勝挫折中寫就的,充分地體現了一種自強精神。隨著歲月的流逝,當王充意識到自己不大可能受到統治者重視而又痴心不改的時候,那不再是向某一個君王自薦了,而是在向歷史自薦,給後人留下一筆精神財富。

《論衡》:職場歷史最牛的自薦,勇氣可嘉最終卻終究“懷才不遇”

結語:率職之言。

《論衡》中包含著一種成功學。不過與眼下流行的成功秘笈不同,《論衡》中的成功學並不保證人人必然成功,而是在鼓勵人們自強不息。在王充看來,成事在天,謀事在人,重要的在於過程而不在於結果。王充其實還是有骨氣的,不願意看上司的臉色“權說立功為效”,所以難有知遇之交,但他對此並不感到遺憾。

毋庸諱言,王充的一生有其歷史的侷限性。從主觀的角度分析,一方面,作為一個儒生的自薦,王充對封建體制有很強的依附性,不可能走上獨立創業的道路;另一方面,《論衡》一書受到自薦因素的制約,唯物主義的立場並不徹底。

王充自薦客觀上給我們的啟發意義則相反,職場上成功的自薦必須具有獨立的人格,否則在激烈的職場競爭中就難以自立。東漢前期豪族門閥把持權柄的弊端所造成的官場陋習,使得王充這樣的博學鴻儒難以有所作為。

當前職場上,如果我們真的有才能,又能夠有王充那樣的勇氣,汲取《論衡》中的精華,摒棄王充思想上的糟粕,以自己的全部精力向自薦,大膽表現自己,相信“我是最棒的”,應該會比王充的結果好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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