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在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剛剛到來的時候，在中國的大地上打響了一場人民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英勇鬥爭的戰役。而這場戰役的衝擊不僅僅是心靈的、靈魂的、意志的，也是關於涉及到人文、倫理及價值道德觀念的衝擊。這場衝擊波的來臨，無疑已經在無形間促使我們的文學領域，用自己獨有的方式去面對這場戰役，去思考，去書寫這一戰役的過程及思想或人性的碰撞。這種碰撞尤其是對於文學藝術的碰撞是劇烈的，他無形間會促使我們的作家及詩人來思考及面對和平年代的人性考驗和重建。疫情既是災難，也為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提供裡了重申文學理想的非理性契機。在剛剛舉辦的全國新春聯歡晚會上，一個關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作品，成為該晚會歷史上唯一沒有經過審核的文藝節目而直接演出。
而傳統上在一些詩人或者說是作家那裡，災難主題在他們的作品當中，始終是被迴避的創作題材，但是你的迴避，並不等於就是說災難就不存在了。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文學對災難的迴避，實際上是一種形而上學，這種文學態度，實際上也是片面的文學態度，從文學的歷史角度來說，災難成就了許多文學鉅著，尤其是在詩歌領域，面對戰爭的傷痛、人性的挫傷、精神的分裂、價值廢墟的重建，無形間使詩歌具有了一種特殊的災難美學及審美體系。當然這種災難美學並不是孤立的，因為始終與他對應的還有人性博愛，還有對災難的反思，及其再思考等，很明顯北斗的這首作品，他是站在一個英雄主義的角度，來展開這場災難思考的，這種特殊美學的建立，構建了災難美學的新秩序。
一、對於一個詩人來說，這種思考是莊嚴而肅穆的，尤其是對詩歌來說，它是一種嚴肅的態度，也是一種探索的態度，北斗的這首作品與以往不同，我們在評論這首詩詞的時候，很明顯感覺到的是，如果採取以往的評論態度，及評論的格式，是完全行不通的策略，尤其是對於我們的評論家苗洪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並且是屬於首次的挑戰，因為苗洪在評論北斗以往詩歌的時候，主要是從北斗的本身的經歷，及其創作心理為出發點作出評論的方針及參照。但是這首詩詞不同，北斗首先選擇的是以我們共同關注的這場疫情災難為創作主體。要使這麼一個幾乎是屬於全人類的重大主題，在詩歌中呈現，對於北斗本身來說也是一個比較嚴峻的挑戰。但是他成功了，他成功地呈現給我們一首具有現實主義意義的作品《庚子戰瘟神》，並且在某種角度來說，他的這首詩詞不僅在結構上氣勢磅礴，並在詩歌的意境上，還追求著一種強烈的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色彩。
並且在這個英雄主義浪漫主義的背後，他交織的是一個，關於戰勝自然災害的，積極的態度，包括對榜樣的歌頌，對於榜樣的呼喚，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可以認為，北斗的這首詩詞，在反映這場豔情災難的時候，不僅僅體現的是一個普通公民的，樂觀主義態度，也體現了一個詩人，積極樂觀的，文學主張及創作態度，而在這場疫情戰鬥當中，我們最需要的，其實就是這種能夠激勵人民戰勝疫情的，充滿鼓勵的，充滿激勵色彩的作品，而實際上，在這場瘟疫剛剛開始的時候，他就註定，對我們文學創作，帶來了一個新的題材，儘管這個題材的色調很凝重，也很肅穆，但是卻不容迴避，實際上，與北斗同期，創作類似作品的作家或詩人有很多，但是北斗的這首詩詞，卻明顯地具有突破性和代表性，這是我們首次從文學的嚴肅性，來討論及評論白斗的作品，也相信我們的各位老師，能夠從北斗這次作品當中，能夠見識到北斗的另一種創作風格，以另一種創作的態度及創作實力，在北斗以往的作品當中，民謠的元素非常濃厚，也有很多容易引起共鳴的東西，但是這首作品不同，他儘管也是一首同樣能夠引起共鳴的作品，但是卻融入了許多深層次的思考，這種思考呢，他非常鮮明，他不僅是鮮明的創作態度，也構建了新時期，關於災難文學審美的，理論嚴肅的探討。
當人類面對，自身衝突，自然衝突，包括文化衝突。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在這個極其複雜的，文化場景當中，其中主要有兩個形式，一個是書寫，一個是語言，但是對於私人來說，他最初的選擇，將接受到的衝突信息，用文字表達出來，而在這個表達的過程當中，主觀的情感，包括對客觀事物的態度，實際上都是關乎文學創作，文學書寫文學藝術的一個主要的組件，在2013年到2017年之間，在中國的文學創作界，他們特別注重討論衝突與文學的關係。這個關於衝突與文學的關係，從表面上來看，它僅僅是一個涉及人類，面對自然衝突，自我衝突，簡單的對話關係，而這個對話關係的實質，卻涉及了許多，包括道德、社會，社會現狀、社會議題，社會現實的，來自各基層不同側面的對比，而這種對比最終的結果，當上升為文學主題時，我們就稱作為文學的碰撞，這種碰撞它應該是連續的，是充滿歷史感的，是充滿著記憶組合的東西，在我國這個時期，之所以出現了這麼一波討論，一個是文學準備面對現實主義，準備回到自然主義的方針上來，另一個就是，我們必須要將文學回歸到，面對全人類，面對每一個文學受眾，而我們作家和私人的任務就是，將一系列衝突的過程，用書寫的形式，由文本的形式在呈現給讀者，但是這個過程呢？有時候是複雜而曲折的，
二、 對於我們的作家或詩人，除了用寫作的技巧，表達這些文學議題之外，還要包括自己的主觀態度，包括對客觀世界的理解能力，及其主觀色彩，如果這樣我們這樣去描繪北斗的詩詞，從理論上說可能是有些複雜，但是實際上這個複雜呢，它是面對現實主義的複雜，他不是一個從直覺到直覺的過程，而是一個從感性上升為理性的過程，並且在這個過程當中，私人自己的，自我的經歷，也是主導他寫作態度的一個主要因素，作為北斗來說，在全中國人民，面對目前的這麼一場疫情的時候，他作為公民的一員，首先的體驗就是，這種疫情，對於任何一箇中國人來說，客觀上都是充滿威脅的，危機感的現實及嚴峻考驗。而這種體驗的最終結果就是，我們希望能夠用自己的作品，去形容，去描述，去表達，或者去歸納我們面對這個疫情的情感態度和看法。
明顯在我們進行文學與人類自我衝突，自然災害討論的時候，記憶的介入是一個主要的方針，而這種記憶總體來說就是一個關於事件歸納的過程，而在這個疫情到來的時候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不僅僅是中國人，包括全世界的人民，都在關注著我們這一歷史時刻。疫情災難既是對人性的考驗，也是對人類道德的考驗，也是對人類原始情感的考驗，更是對每一個公民，是否在關鍵時刻能夠勇於承擔及面對的考驗，因此在這種情形之下，迫使文學家建立起一個與此相反的使命及書寫任務。
在這麼一個關鍵的時刻，去使用自己的書寫來完成這麼一場關於自然與衝突的對話，或許是嚴肅的，也或許是充滿浪漫主義的，抑或是一種堅定的態度。而當這種堅定的態度體現在文學創作的時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很明顯的他要帶給每一個公民的直接啟發及影響就是，我們對這場災難的態度，不僅僅是畏懼，更多的思考還是我們如何去戰勝它。這種來自於文學的鼓勵很重要，也是一種文學正能量的體現，我們一直渴望的文學場景就是，我們利用自己的書寫，將積極的態度傳染給別人，鼓勵所有的中國人，一起面對災難，一起戰勝災難，共同迎接勝利的到來。
實際上這場災難，對於我們中國人民來說，不僅僅只是一場嚴峻的考驗，也是一個涉及到，我們能否重新面對自己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關鍵就是——在災難面前，我們如何用文化重新找到自己？文學的使命在於啟迪，詩歌的使命，這一幫我們認識，災難的本質，人性的本質，情感的本質，包括生命的本質，在我們這篇評論當中，我們之所以強調用詩歌，來描繪我們普遍的心態，首先是因為，詩歌的審美是獨特的，他特有的美學境界，能夠使我們從災難的悲劇當中，找到審美的根源，當然這種審美的根源，不僅僅只是處在悲劇或喜劇的兩集，更多的還是體現在，我們在悲劇中開始思考，思考那些屬於記憶的，屬於文化的，屬於文學層面的東西，我們或許從文學的描繪當中，去找到我們需要的精神食糧，包括精神的啟迪。
應該說，這種啟迪的態度及方針實際上始終是鮮明的，他在告訴你一個面對災難的態度，儘管這個災難的態度，既有悲觀主義的成分，也有樂觀主義的成分，但是最終的碰撞就是，我們必須覺醒，我們必須以客觀的態度，坦然自若的去面對這場災難的到來，而這種坦然的態度，其實是一個民族，樂觀主義的體現，既有文化的層面，也有傳統道德觀念的層面。總體來說，他是一個將災難上升為理性至上的過程。
三、而另外，我們在欣賞北斗這首《庚子戰瘟神》詩詞的時候，首先特別的震撼就是，不僅僅在於他能夠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上，用文學去表達這場災難，去表達一個詩人對於這場災難的態度，並且還在於他對災難文學層面的探索及提升。這種提升的現狀是鮮明而突出的。能夠在一首律詩作品有限的篇幅中將中國人民共同面對重大事件所表現的樂觀主義態度完整歸納出來，標誌著北斗詩歌創作技巧及創作思想的成熟與鞏固。從《庚子戰瘟神》的題材角度來說，始終是能夠引起共鳴的作品，這也是我們能夠以比較鮮明的態度，去欣賞北斗這首作品的根源，作為一個從小，就受到良好文化，氣憤薰陶的詩人，他的創作無疑是認真的，客觀的，且是注重道德層面思考的方針。而這個關於道德層面的討論，就是引入了英雄與榜樣的議論與書寫：“火神山煉赤霄劍，天使手擎驅鬼纓。且待春風除冷霧，高樓更上識英名。”
而關於北斗之前的一部分詩詞作品，從整體上來說，那些屬於自由式的，民謠式的風格比較明顯。採取的是一種比較散漫的結構形式。多屬於抒發個人對於生活及人生哲學主觀感情的類型。在我們進行評論及鑑賞的時候也比較隨意。根據他的主觀思考進行就是。他寫到哪裡我們評論的步伐就跟隨到哪，幾乎沒有什麼曲折。但是，對於《庚子戰瘟神》這首關於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作品來說，層面明顯曲折了很多。他已經在創作心理上明顯超出了那種純粹屬於自我發揮的自白性敘事方針。而這首作品在層面上明顯比較注重結構的建立與拓展。文學事件：人民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英勇鬥爭的戰役。這是第一個層面，然後是災難層面的敘述“九省通衢惟楚著，一朝肆虐阻人行。”這是第二個層面；第三個層面是神秘主義的導入“火神山煉赤霄劍，天使手擎驅鬼纓。”第四個層面就是強調英雄主義元素“且待春風除冷霧，高樓更上識英名。”而第五個層面就是關於人性衝擊的思考“幾重山水到江城，夢裡猶聞鶴唳聲。”所以說，在結構上比較複雜及拓展。
關於北斗的這首詩詞，從某一個角度來說，比起他之前所有的作品，顯然，具有一定的超越性，這種超越不僅僅是文化的超越，文學的超越，同時也是關於一個創作態度的超越，他的這種態度的超越是積極的，他用自己的這首詩詞，創建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東西，這就是，關於災難，關於詩歌，關於文學議題，關於文學價值的再思考，也就是說，也就是說他的這首作品，將整個災難與文學的對話，上升到一個嶄新的高度就是，災難與文學的對話，不僅僅是悲觀主義與文學的對話，也是悲觀主義，於新時期，文學審美的對話，在這首詩詞當中，北斗很明顯的傾注了一種態度，這種態度在文字上的體現是氣勢磅礴，渾然有力，對仗工整，對於北斗來說，是一首非常成功的，關於現實主義討論的文學創作的典型之作。很明顯，我們從這個作品當中，可以看出與他以往作品的區別是，他的這首詩詞，很明顯就是說，重建了一個文學與災難對話的場景，這種場景，它不是那種很簡單的對白似的，聊天式的敘述與結構，它既是一種文字的提升，詩歌意境的提升，也是一個詩歌美學的提升。在我們以往的，災難文學當中，都是憑藉作家或詩人的記憶去完成，很少現在面對面的，完成災難與文學的對話。
我們始終不能迴避的創作問題是，我們面對災難，我們付出的不僅僅是道德的勇氣，也有文化及觀念的勇氣。我們的文學實際上從來就沒有沒有迴避過天災人禍的災難與衝突。我們總是在人性的洗禮中重建對人性的認知，對人文的認知，包括對文化的認知，文學藝術的認知。文學創作的本質所揭露的不僅僅是現實狀況，還揭示著關於文學藝術本身的結構重建與結構的演變。很明顯，北斗的這首《庚子戰瘟神》無論是在主題或者說在結構方面探索，都是經典式的探索。而他的這種探索，不僅僅是單純的體現在語言的技巧方面，也向新時期全人類的文學理想提出了值得探討的依託。能否藉助深刻的主題去重塑中國新時期的文學理想主義，其實就是一個關於中國文藝工作者能否具有把握現實主義創作主張及態度的重要問題。（苗洪，人民網專業評論員，詩歌專業評論家）
附：庚子戰瘟神
幾重山水到江城，夢裡猶聞鶴唳聲。
九省通衢惟楚著，一朝肆虐阻人行。
火神山煉赤霄劍，天使手擎驅鬼纓。
且待春風除冷霧，高樓更上識英名。
2020年2月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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