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23年元旦（雍正元年），皇帝召告全国各级文武官员，讲到古代纯臣，皆
“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并以“举世非之而不加沮”的决心躬耕实践。夙兴夜寐整顿财政，推行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增加财政收入；果敢坚毅整肃吏治，建立养廉银制度，严惩贪官污吏。后人收集雍正在位十三年朱批过的折子，数量达三百六十卷。也确实“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垂范。《清史稿》评价：“圣祖政尚宽仁，世宗以严明继之。论者比于汉之文、景。”
而后人多对雍正误解诽谤，主要是由于清朝大兴文字狱，还有雍正推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的缘故。雍正得罪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利益者——地主阶级。这些人通过科举制度，考上功名，从而获得特权，不再缴纳税收，不再服劳役。黄金印和白玉堂，对他们而言不太要紧，到头来特权才是他们心向往之的东西。雍正实行新政意在废除官员、地主免税的特权，这就导致这些掌握民间话语权的读书人和腐化吏治的地主产生抵抗情绪，便杜撰故事和坊间传闻，列出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大罪状，指责雍正得位不正，使天下“寒暑易序，五谷少成”，出现“山崩川竭，地暗天昏”，甚至曾静等人策划川陕总督岳钟琪同谋造反，反清复明，岳钟琪是个清醒人，没有被拉拢，并将此事告知了雍正，这便引发了吕留良案。随后雍正采取雷霆手段进行了审查，并将发配东北的八王一党一同治罪。到最后雍正还是对曾静和张熙网开一面，让他们戴罪立功，到各地现身说法，清除流毒。并将大文字狱案的全部谕旨、审讯、口供秘密记录，编撰了《大义觉迷录》，向天下刊发，以此教化臣民，辩驳华夷之说。并叮嘱后代不要对诋毁过自己的人再进行诛戮。雍正敢于公开全案的详细末节，敢于公开大批判大辩论，敢于无罪赦免“弥天重犯”，也表明了这位皇帝正大光明的一面。
自古以来文人和地主阶级是紧密相连的。而口诛笔伐是文人的特性，也是文人的利器。在中国这个重史的国度，文字的历来是失意者复仇的剑，成功者歌功颂德的碑。文字既然利器，便是要杀人的，要么杀他人，要么被他人杀。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本就常见，但到清朝最为激烈。原因跟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有关。虽然满人进关以后便推行汉化，和“满汉一家”之说，但终究还是形式和外在的同化。八旗子弟仍然拥有特权，朝中也有“奴才”和“臣”之分，民族矛盾并得到没有化解。所有文化思想的出现似乎就是为了一较高下。土地被占领了，就在思想上纵马奔驰。那些对清朝不满的读书人便开始通过文字复仇。由是，哪里有暴动，哪里就有镇压，文字和思想也不逃脱不了。身处在什么时代就会被这个时代所束缚，独善其身，度生事外，恐怕没有几个。明末清初的大儒吕留良在阐发《春秋》大义时特别强调
“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人与狄夷无君臣之分”的思想，从而反对清朝满族统治，影响了许多读书人。
黄景仁说“百无一是书生”。中国古代的书生，说起话来是铮铮铁骨，做起官来却是唯唯诺诺，干起事来更是拖拖沓沓。大多数读的是圣人言，做的龌蹉事，本质里私心大于公心，利益大于公义。终有一两个名垂青史的典范，也标榜以清流自居，把声名看的比命还重要，动不动就舍生死谏，实则为民请命，不过是想贬低他人以抬高自己。而这些实际的地主阶级大多数是官僚阶级，既是帝国政权的统治者，也是土地的支配者。黄光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揭示的正是文官集团天然的垄断了对王朝实际的管理权力这一现象。老虎不可怕，蚂蚁才是威胁，一旦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千里之堤也会毁于蚁穴。
历史上的雍正刻薄但不寡恩，对功绩卓著但骄横跋扈的年羹尧可以削官夺爵，赐其自尽；对忠心耿耿但被吕留良案牵连的岳钟琪，也可以泪流满面，称“无量劫之善缘同会”。冷酷但非无情，对觊觎皇位的八王胤祀，可以实行圈禁，改称“阿其那”。但也废除了宋、元、明以来的
贱籍制度，开豁为民，编入正户。只是为期过短，遽尔暴卒，出现了“人亡政息”局面。清朝的皇帝都很勤政，但还是走上了落后的境地，皇帝负有责任，但真正的弊端还是封建社会的制度，还是某种势力的盘根错节。閱讀更多 全集第二卷p23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