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戰，是我國曆史上一場著名的戰役，“火燒赤壁”的故事家喻戶曉。
李白有詩曰：“二龍爭戰決雌雄, 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初張照雲海，周瑜曾此破曹公。”
東漢末年的建安十三年（208年），馳騁於黃河流域的曹操，在平定北方之後，做了充足的準備，然後揮軍南下長江流域。
劉琮舉荊州之眾投降，寄人籬下的劉備逃亡，江東孫權陣營大部分人主張投降。看似曹操幾乎佔全天時、地利、人和。
在這個完全有利於曹操的戰局面前，劇情發生了詭異神奇的逆轉。
- 孫權、劉備聯軍以少勝多、以弱勝強，“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 曹操則傷亡過半，懷著“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的悲嘆，自還北方。
從而，歷史的發展偏離正常軌道，三國鼎立的雛形奠定。
精通謀略和兵法、身經百戰的曹操，為何出人意料地遭此大敗？他到底是怎樣把一手好牌打爛的呢？
在長篇小說《三國演義》裡，赤壁之戰佔有大量篇幅。
從第四十二回“劉豫州敗走漢津口，魯肅來夏口吊劉表之喪”開始，第四十三回“諸葛亮舌戰群儒”、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第四十五回“群英會蔣幹中計”、第四十六回“用奇謀孔明借箭”、第四十七回“龐統巧授連環計”、第四十八回“鎖戰船北軍用武”、第四十九回“七星壇諸葛祭風”、第五十回“關雲長義釋曹操”，都是描述赤壁戰事。
赤壁之戰真有《三國演義》說的設計完美、環環相扣、順理成章嗎？
孫權、劉備聯軍巧用“火攻”之計
從表面上看，曹軍是敗於孫權、劉備聯軍的火攻之計。
如司馬光 《資治通鑑》中對“赤壁之戰”的記載：“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
曹軍受到火攻之後的連鎖結果就是：“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為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眾。”
對於這一點，《三國志》中雖然描述的簡潔，但基本事實一致。
孫權、劉備聯軍的火攻之計能夠成功，原因在於：
其一，孫權陣營發現了曹軍的可利用之機。
“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則“可燒而走也”。
其二，黃蓋詐降之計得逞。
黃蓋“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當黃蓋率船隊接近曹軍大營時，“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
其三，風助火勢。
“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
於是，唐代詩人杜牧在《赤壁》一詩中感慨道：“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這三點足以使火攻之計成功，給予曹軍以沉重打擊。
但是，即使曹軍船隊遇遭受火災，但是這場火災畢竟是發生在與火相剋的長江水面上。
而且，曹軍有堂堂數十萬之眾，其中一部分在岸上駐紮，這麼多人不可能活生生地被一場火全部燒死。
可見，火攻之計的效果是有限度的，曹軍大敗的原因並非只是因為一場大火那麼簡單。
曹軍受疫病嚴重影響
有個奇怪的現象，史冊中對於“赤壁之戰”的記述，差別很大。
做為正史、而且距離“赤壁之戰”發生時間最近的《三國志》中，對於“火燒赤壁”之說沒有過多強調。
例如《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中雖然描述了“火攻”的事實，但著墨並不多。
《三國志•吳志•吳主傳》中提到了一句—“公燒其餘船引退”。《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僅有“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一句，隻字未提火攻。
這也就說明了一個關鍵信息：“火攻”應該只是給曹軍造成了程度有限的打擊，並非決定性因素。
那麼，曹軍大敗的背後還有什麼原因呢？
其實史籍中已經透露了一個信息--疫病：
司馬光 《資治通鑑》中記載，在戰前進行分析時，周瑜對孫權說到曹操：“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眾，眾數雖多，甚未足畏。”；
《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中記載，赤壁之戰前，“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
《三國志•吳志•吳主傳》中記載，赤壁之戰期間，曹軍“士卒飢疫”；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則記載，赤壁之戰後，曹軍“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三國志•魏書•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中記載了裴松之評價：“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實由疾疫大興，以損凌厲之鋒。”
可見，以北方人為主力的曹軍南下，不習水土而患疫病，既有科學道理，也是個事實。而且在赤壁之戰的前、後都有，狀況還挺嚴重。
疫病的傳染性強，必然會損傷曹軍的戰鬥力。
換句話講，若遭受火災，活生生的人大不了可以逃避開；但是在一個紀律性強、聚集性大的軍隊裡，疫病的感染性更隱蔽，危害性更大。
而且，當時對於疫病的防控意識和治療水平低下。
東漢末年是我國曆史上疫病的高發期，造成了“十室九空”，人口銳減。
當時很多人對此現象都有相關描寫。例如曹植的《說疫氣》中描述：“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那麼，問題就來了：既然疫病這麼厲害，為什麼同處一個地域的孫權、劉備聯軍沒有患疫病呢？
這裡就有個原因可以解釋。
孫權、劉備聯軍長期居住生活在當地，已經習慣水土，體內形成了一定免疫力。
而曹軍從北方南下而來，長途跋涉，轉戰多地。正如周瑜分析的，曹操“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屬於“疲病之卒”。
而且赤壁之戰當時發生在冬季，也正是疫病的高發季節之一。
有學者認為，曹軍患的是血吸蟲病。赤壁之戰的戰場是血吸蟲病嚴重流行的地區，而且當時又是血吸蟲病的感染季節。
但是，血吸蟲病是一種慢性寄生蟲病，傳播途徑主要是通過皮膚、黏膜與疫水接觸受染。
那麼，久處赤壁之地的當地人患病的幾率更大。
而曹軍的陸軍主力自北方而來，到達荊州已是秋季，赤壁之戰發生在冬季，這個季節下水的幾率不大。
而曹軍的水軍主力是所收服的荊州水軍，他們與孫權、劉備聯軍對於血吸蟲的免疫力、發病率應該差別不大。也即不可能僅僅只是曹軍患血吸蟲病。
因而，曹軍是否患血吸蟲病之說，還值得深入探究。
孫、劉充分發揮“人和”因素，謀劃有方，執行有力
古人早就意識到，作戰的三個重要影響因素：自然氣候條件，地理環境，人心向背。
《孫臏兵法•月戰》：“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
曹軍遭受火攻、疫病，即是失於“天時”和“地利”。
而其大敗，關鍵因素則在於“人和”。
威震四海的曹操大軍壓境，劉琮舉荊州之眾投降，劉備勢單力薄，孫權內部陣營人心不穩。
面對這樣極其不利的形勢，孫權、劉備聯軍經過研判、權衡，逆勢而上，共治曹操。
這一點，在司馬光 《資治通鑑》中有較多的記載。
當曹軍南下時，就有魯肅、諸葛亮這樣堅定的“主戰派”，而且他們擁有遠見和謀略。
荊州牧劉表剛死，魯肅就對孫權分析局勢，建議與荊州勢力和劉備結盟，共治曹操，“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並且魯肅自告奮勇去遊說，獲得了劉備和諸葛亮的認同，從而達到了預設目的。
隨即，諸葛亮代表劉備去遊說孫權，分析天下大勢之後，用田橫舉例的“激將法”使孫權排除了投降的選項，進而指明曹軍的劣勢：
“曹操之眾遠來疲散，聞追豫州，輕騎一百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
從而給予孫權很大的期望和信心，將孫權、劉備聯盟落實。
於是，做為雙方最高決策層的劉備和孫權達成了合作、雙贏的高度共識。
然後，魯肅繼續給孫權增加信心，並使同樣“主戰”並掌握軍權的周瑜表明了信心和決心。
從而堅定了孫權的決心，並且“拔刀斫前秦案”，明確打壓聽到曹操“治水軍八十萬眾”而“響震失色”的長史張昭等“主降派”。
於是，“劉備勢單力薄、孫權內部陣營人心不穩”的這兩個短板得以補長。
可見，通過魯肅、諸葛亮的“謀戰”，使得孫權、劉備聯盟。這就意味著“人和”的“勢”，即決心和戰略已形成。
接下來就是“人和”的“術”，即如何有效地執行戰略。
曹軍北方士卒不習慣行船，於是將艦船首尾連接起來，使人馬在船上如履平地。
這一點被周瑜部將黃蓋發現為戰機，自告奮勇用詐降之計，用火攻曹軍。
曹操本想彌補短板，因地制宜，用所收服的荊州水軍致勝，沒想到卻被敵軍用了陸戰常用的火攻之計，水軍戰船反倒成了死靶子。
孫劉聯盟的“人和”，加上地形熟悉的“地利”、火攻時風力相助的“天時”，使得曹軍在赤壁損失慘重。
可見，面對將會傾巢的生存危機，孫權、劉備陣營各自積極應對，面對逆境迎難而上，充分發揮“人和”因素，用“共濟世業”的理念抱團取暖，儘量化不利為有利，最終破解困局，獲得新生。
而曹操一方，本來佔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明顯優勢，但是沒有將其很好地優化。尤其是高估了己方實力，輕視了孫權、劉備的聯盟幾率，結果大敗。
這也正是《孟子•公孫丑下》中所說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赤壁之戰也成為中國歷史上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著名戰役之一。
曹操恐赤壁失利而使後方政權不穩，立即自還北方；孫權、劉備則瓜分了荊州。
從而，奠定了三國鼎立的基礎，改寫了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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