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常說“明亡於萬曆”。
對這一觀點筆者不敢苟同，萬曆數十年不上朝，朝堂不也運轉正常嗎？期間還發生了著名的“萬曆三大徵”。難道是因為有些事情越管越好，比如後宮；有些事情卻會越管越亂，比如內政。
崇禎作為明代最後一任皇帝，即位之初便身處內憂外患之局，但正是由於他優柔寡斷、剛愎自用的一通“騷操作”，徹徹底底的葬送了最後一個漢人王朝的國祚。
明思宗朱由檢（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或稱崇禎帝，明朝第17代、末代皇帝。
思宗為明光宗第五子，明熹宗異母弟。五歲時，其母劉氏獲罪，被時為太子的光宗下令杖殺，朱由檢交由庶母西李撫養，數年後改由另一庶母東李撫養至成人。於天啟二年（1622年）年被兄長明熹宗冊封為信王。明熹宗於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8月）駕崩，由於沒有子嗣，朱由檢受遺命於同月丁巳日登基，時年十八歲。次年改元崇禎，是為明思宗。
思宗一生操勞，日以繼夜的批閱奏章，節儉自律，不近女色。崇禎年間，與萬曆、天啟相較，朝政有了明顯改觀。即位之初就大力剷除閹黨，曾六度下詔罪己，惜其生性多疑，無法挽救衰微的明朝。明朝末年農民起義不斷，關外後金政權虎視眈眈，已處於內憂外患的境地。崇禎十七年（1644年）發生甲申之變，李自成攻破北京，思宗在煤山一樹上吊身亡，終年三十三歲，在位十五年。
南明予其廟號“思宗”，後改“毅宗”、“威宗”，南明弘光帝上諡號“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清朝追諡“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弘文襄武體仁致孝端皇帝”，廟號“懷宗”；後去廟號，改諡為“莊烈愍皇帝”，葬於十三陵思陵。
崇禎本來沒有當皇帝的命。
公元1627年，再也幹不動木匠活的天啟帝熹宗在臨去世的一句“五弟當為堯舜也”就把一個內憂外患的政權匆匆交班給十六歲的弟弟崇禎。在執政初期，崇禎雷厲風行地清除了魏忠賢和客氏的勢力，長期閹黨之禍得到澄清，鞏固了中央皇權。朝野上下氣象一新，幾乎都要應驗了老哥希望他做堯舜的預言。僥倖得手的開端實際把崇禎裝裱在神壇上，極大強化了他以後作為聖明天子的心理預期。
於是乎，崇禎也自己照鏡子愈看愈得意，真的以為自己是蓋世無雙的明君。於是由自戀轉自大，由自大變成剛愎自用、刻薄寡恩。明末出了一堆混蛋皇帝及大臣，但他們再怎麼混蛋，還是知道要替國家留一些能臣勇將，去做他們沒有能力去做的事。但自戀刻薄的崇禎自以為是，認為天下只有他是對的，別的人都不盡忠報國，於是王朝最後的名將熊廷弼、袁崇煥這種人他都敢殺。崇禎在位十七年，只相信自己和身邊一群新的奸佞小人，搞到國事日非、民生凋敝，最後在李自成率領下攻入北京。最荒謬的是，崇禎到了最後還不認為亡國是他的錯！他自縊煤山前，在衣襟寫了遺詔“然皆諸臣之誤朕也”。
崇禎吊死煤山後，士大夫官僚集團則謂之“獨夫授首,何足道哉”。悲哉，嘆哉！這其實也是每個王朝末期官僚體系的普遍狀態，對朝廷沒有什麼認同，對皇帝也無所謂忠誠不忠誠，只是當成一份普通的工作而已，只做上級交代的任務，上級沒有指示，哪怕是再大的利國利民的好事，他也不會去做。因為在這種氛圍下，如果誰這樣做，反而顯得別有用心，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最後被其他人逆淘汰。
用人之道的精髓在於“知人善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恰恰是那些充分授權放權給臣屬的帝王，更容易建立不世之功。
這又與企業管理又何其相似，講求的是制度流程與治理體系。
崇禎看似勤勉，但如果凡事靠口諭，事事要親為，那隻能造成制度（氛圍）崩壞與官僚（下屬）懈怠。
任何“以戰術上的勤奮掩蓋戰略上的懶惰”之做法，
其結果都會是適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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