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40年4月，当时的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言论：“谁是正义的一方？也许你们将惊诧于我的回答：英国！鸦片问题并非战争爆发的原因。战争的起因是磕头和下跪！中国人的傲慢和令人难以接受的自命不凡激怒了英国人，中国人在广州销毁鸦片的行动，只不过是这场争端中的一个小事件。”
(2)1860年，美国的斯特林·西格雷夫在他的《龙夫人—慈禧故事》里这样写道：“关于咸丰皇帝，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君主，是聪明还是优柔寡断，是拼死抵抗还是胆怯退却，是软弱还是无能？中国的一位历史学家嘲讽咸丰皇帝，‘大梦如常，徒自悲叹……一个懦弱无能的皇帝，(为)一己之安危而提心吊胆’。另一些人则更公正地辩称“‘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贤德的好皇帝’。当然，这说的是他在人格分裂之前，这种人格分裂是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之下以及投入整个身心让自己成为一个京剧票友的时候开始发生的。”
西方漫画中的咸丰皇帝，咸丰帝在西方人的眼中与道光帝一样，都是庸碌无为的皇帝，咸丰相较于他爹，运气更差些，外有西方列强，内有太平天国。这个时期清王朝内部也出现了权利矛盾，地方督抚手中开始掌握军政大权，咸丰需要依靠他们去剿灭太平天国，因此只能选择视而不见，这个皇帝比他爹当得更加无奈。
(4)从1860年开始，有大量外国人来到中国，并对任何事物都满怀好奇。《纽约时报》记者在报道广州的新闻专稿中写道：这些清国的僧侣们，不管我在哪里碰到他们，他们的面容看上去都显得衰弱和憔悴，这大概要归因于他们长年累月盘腿静坐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并且只是大米。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吃肉。我注意到他们有很多人都留着长指甲，有些甚至有四英寸长，看上去令人很恶心。
(5)1871年，《纽约时报》刊登了题为《广州的一天》的新闻专稿，记者在文中写道：你一旦来到广州的大街上，就几乎分不清东南西北……我们驻足的第一个地方是个卖家禽的店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只只又肥又大的鸡鸭，他们整只整只地被压成板状，做成干货，肉质肥厚，透着深黄色……在一群鸡鸭中间，我竟看到了美丽的老鼠，它们体积硕大，肥肥胖胖，还有长长的爪子和卷曲的尾巴，也挂在那里等待出售。
(6)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报道：“大清国稀奇的事情总是不停地上演，他们的学堂里有件非常刺眼的东西，那就是一具新制作完成的柏木棺材，这是校长为自己准备的。在棺材的一头还贴着鲜红的剪纸，上面写着‘喜’字，这个字在中国的语言里代表的是幸福和快乐，和棺材本身所代表的阴沉、黑暗和凄凉的含义没有一点关系。”
(7)1890年，清国辽阔的华北平原出现了严重的干旱天气，而清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就像一场滑稽剧。关于光绪帝在这场滑稽剧所扮演的角色，罗伯特·赫德(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这样写道：“皇上和朝廷在天坛举行隆重的求雨仪式，他苦苦地祈雨，不但要下雨，而且要下‘及时雨’ 。现在，他们又祈祷天晴，也许是他们的诚意不够，大雨不停地下，到处是一片汪洋。街道成了河渠，皇宫和住宅都成了游泳池，房子也成了淋浴间。”
(8)美国传教士查尔顿·丹比在其作品《中国和中国人民》中这样写道：“1891年，光绪皇帝发布了一份措辞十分严厉的上谕，要求善待传教士。在里面，他说了以下一些话：至泰西之教，本是劝人为善，即从教之人亦是中国子民，仍归地方官管辖。民教可以相安。”
嘉庆六年状元翁同龢
(9)1894年7月，《纽约时报》报道：“甲午中日战争开始时，清廷任命皇帝师傅翁同龢(繁文缛节和吹牛拍马的大师)为军机大臣和御前特别顾问，主要职责就是指导皇帝如何进行这场战争。清廷这样的安排实在是很滑稽，这就好比是让一位舞蹈教师去担任陆军将军。翁同龢对打仗实在是一窍不通，他的强项就是穿腔作势和摇摆不定。他的作为，就是一会儿主和，一会儿主战，没有一点立场可言，一周之内他的态度要变好几回，每回都讲得头头是道。前线伤亡惨重的消息纷至沓来，然而北京的态度却是：既做不到寸步不让，又不能收兵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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