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朝、日三国中，中国首先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1840年鸦片战争），紧接着是日本（1853年黑船事件）。朝鲜在中国宗藩关系保护之下，当时被称为"隐士国"（The Hermit Nation），直到1866年，才受到殖民主义侵略（丙寅洋扰）。
殖民主义入侵东亚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上的优势，中国、日本、朝鲜的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如何自强救国的问题。有趣的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三个国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类似的指导思想。
中国提出的叫做"中体西用"论。所谓"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总体而言，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近代中国的“中体西用”论
日本提出的叫做"和魂洋才"论。所谓"和魂洋才"论，即主张形而上的内容（观念、思想）应采取东方的传统观念，即和魂，东洋道德；形而下的东西应吸收西洋的技艺，即洋才，西洋艺术。这也是日本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时，既强调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技术，又强调保持自身固有的传统道德和文明精神的重要性，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主张。
近代日本的“和魂洋才”论
朝鲜提出的叫做"东道西器"论。所谓"东道西器"，大体指西洋之道比较邪恶，应该加以排斥，而西洋的技术文明却有助于利用厚生福利，应该积极学习，以实现富国强兵，在国际生存竞争中活下去。这也是一种总体涵义与中日两国差不多的朝鲜改革论。
主张“东道西器”论的金允植
后来中日朝三国在近代的命运，大家也都知道了。虽然都提出了类似的改革自强论，但实际成效却大相径庭。日本成功地摆脱了殖民威胁，国家现代化取得很大成功，并成为世界主要强国之一。中国在现代化之路上步履蹒跚，几经折腾，衰弱不堪，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朝鲜在脱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后，自主建国没几年，就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直到二战结束。
日本走上现代化
中国苦苦探索现代化
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
近代中日朝三国自强效果各不相同，固然与中日朝三国各自面临的国内条件国际形势有关，但其实认真分析他们提出的改革自强论，虽然整体意思差不多，但在内容实施上仍然有很大差别。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这些内容差别，与改革最终效果的差别密切相关。
第一，日本的"和魂洋才"论中，引进的"洋才"包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和对传统体制的反思，而这是中国的"中体西用"论和朝鲜的"东道西器"论都加以排斥的。例如，加藤弘之在《邻草》一书中，系统地介绍了世界上的四种政治体制，即君主握权、上下分权、贵族专权和万民同权，并把万民同权和上下分权看作是"公明正大"的政体，"器物文明"的引进应以"先求其精神"为前提。他指出："船炮之制造，武技之操练等，仅为武备之外形"，若不先探其精神原理，则"外形"无一益处。同时，他明确主张："于今速改行上下分权之政体，以兴善政。"这些观点，在"中体西用"论和"东道西器"论看来，都是不敢想象的。当时主张中朝"中体西用"论和"东道西器"论的官员或学者，都与封建旧制度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仍对本国"文物制度"充满着自信和自豪。对西方政治制度，几乎找不到正面的议论和评价。
明治维新改革政制
第二，日本的"和魂洋才"论中，主要探讨的是"西制"与日本国情相结合的问题，而且有着声势浩大的自由民权运动与之相呼应。提出"东道西器"论的朝鲜，虽说1896 年开始的独立协会运动，但未能形成一定规模的文化启蒙运动；而主张"中体西用"论的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则仍停留在对"西制"的介绍和评论层面上，只在地方大员和少数知识分子中流行，并未能发动起组织起大规模的群众性参与和支持，因而很难得到大规模的社会应用和改革成效。
明治维新深入影响民众
第三，日本的"和魂洋才"论中，既重视引进西方先进的"器物文明"，同时也注重对西方产业制度 的借鉴，如注意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公司和金融制度。它不象中国洋务运动，一味追求"制器之器"，而是以军事工业为突破口，全面扩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体系的形成。而这个时期的中国洋务派及朝鲜开化派，对此却不以为然。例如19世纪中叶后，清政府采取的是兴办洋务军事工业，而后兴起的所谓招商局、矿务局、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基本上采取的是"官督商办"的形式，民间自办工业的发展基本没有。朝鲜也是如此，开化派虽也主张借鉴西方的"器物文明"，但却没有勇气和基础条件而付诸实践。
明治维新创办近代工业
正是以上几个方面内容上的差异，使中日朝三国大体相同的改革自强论收获了不同的结局，并给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看到内容差异，总结改革启示，这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中日朝（韩）由于历史文化渊源一脉相承，因而在面对重大问题或转折时，三国思维是相通的，反应是类似的，方法是同向的，差别只在于各自的利益纠葛不同，思想顾虑不同，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力和行动快慢度的不同，最终的表现是发展的早晚的差异。
但最终，中日朝（韩）都走在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上，都在国家现代化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上海
东京
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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