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宋明清时期江西的繁盛，这和省内的“赣江-大庾岭”商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这是国内贸易最为重要的南北交通要道。
当时，北方的货物经赣江南下后，再由人扛马驼翻越赣粤交界的大臾岭进入广东，反之亦然。
按：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压境，宋皇室即由赣江南逃，文天祥名诗《过零丁洋》中的“惶恐滩”即赣江所在。另外，乾隆末年马嘎尔尼从京城南返广州，也走的是赣江商道。
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江西商人走南闯北，由此形成所谓的“江右商帮”。
据《南安府志》中的记载，赣江商道“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这句话就是说，因为过往的商人太多，以致冬天都找不到一块冷的土地。
再如江西会馆，几乎遍布天下，有的地方还不止一所，这些遗迹现在也有保留。
此前，吉安一带还有一首民谣，叫“一把包袱一把伞，走到湖南当老板”，各地集市又有“无赣不成镇”的说法，这就是说，没有江西商人，几乎不能成为市镇。
再如，明朝有个叫王士性的官员，他到云南做官时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在当地人口中，江西人特别多，而抚州人又“居十之五、六”。乾隆朝征缅时，所用的向导也多是抚州人。直到近代英国侵入缅甸，其发现在缅甸的中国人也都是江西抚州人。
由此可见，江西商人在明清时期分布之广。
韩国学者吴金成在其著作《矛与盾的共存：明清时期江西社会研究》一书中也指出：
连接“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的这条大商道是北京到广州最近（也是最方便）的交通路线，而江西正处于其中央，尽管它属于内陆地区，却受惠最多。
尤其在清朝时期，广州被确定为唯一对外开放的关口，这种对外贸易由“十三行”指定商人控制的贸易体制，也就是所谓的“广东体制”，对江西影响很大。
作者认为，由于无数商人和商品经济经该交通线往来，赣江沿岸的原有城市更加繁荣，而且还促生了新的中小城市和定期墟市，各地出产的茶叶、苎麻、烟草、瓷器、纸张等相关农业、手工业也随之繁荣。
此外，因贸易而催生的交通创造了船夫、纤夫、脚夫等运输业劳动者，人口的频繁流动带来了经济活力和新事物，但也形成了一定的治安问题。
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结束和五口通商的开始，上海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上海地位的日益提升，也导致贸易干道开始移往长江。
由此，中国两千年以来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赣江-大庾岭”商道的地位一落千丈。
以设立在赣州的赣关收入为例：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赣州设立赣关征收过往货物的商税，其在万历年间年关税约4.5万两，到清朝“广东体制”时期年均关税收入大约在10万两、货物流通量500万两。
但在五口通商后，赣关关税收入立刻骤降为2万余两，可见其影响之大。
同治十三年（1874年），江西巡抚沈葆桢也在上奏中指出：
“查赣关征税，赢绌全视商贩赴粤旺衰。从前湖丝、茶叶皆由赣运赴广东，即洋货、广货亦由赣运内地。
自五口通商之后，继以长江添设口岸，土货、洋货概由上海、九江，赣关僻处一隅，富商巨买绝迹不至，现收税银皆本省土产。”
而在之后，京广线又取道湖南，江西由一个交通便利之所而一变成为交通的死角，整个区域环境日趋封闭，这对于江西近代的发展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此外，江西可用于发展工业的资源不多，而且一向固守农业传统，这在工业占据主流的时代里，显然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
在作者看来，近代“广东体制”的崩溃不但让江西的经济走向衰退，而且文运也同时走向衰落。
不过，这点可能所夸大，真正令近代江西一蹶不振的，其实和太平军引发的十余年战乱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这个待下文再述，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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