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来山德驶入皮拉埃乌斯港，流亡者返回雅典，在女子笛声的伴奏下，他们开始拆毁城墙，热情激昂，认为希腊从那一天起茯得了自由。
这是色诺芬《希腊志》中对伯罗奔尼撒战争邻近结束时雅典局势的描述。“希腊从那一天起获得了自由”，这不仅是斯巴达人终结雅典帝国、开启薪新时代的政治口号，而且也是受到雅典剥削的提洛同盟成员，乃至饱受战争之苦的全体希腊人向往己久的美好愿望。“自由”是希腊人近一个世纪集体追求的终极目标，雅典在希波战争中所宣扬的目标如是，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所鼓吹的目标如是，而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以自由和自治为口号的诸多城邦所进行的战争亦如是。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愿望转化为现实往往会遇到挫折和磨难，即使战争结束了，自由依然难以实现。
公元前404年后，战败的雅典人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接受斯巴达人的领导，雅典城邦的军事防御和外交政策几乎完全听命于斯巴达。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帝国彻底被毁，提洛同盟分崩离析，原来的提洛同盟成员被斯巴达人接管。斯巴达人向这些城邦收取贡金，就像帝国时期它们向雅典所尽的义务一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取胜功臣、斯巴达海事将领来山德在雅典建立三十僭主寡头政体，取代实行己久的民主政体。他还在投降的诸多城市建立十人制政体，并且派驻斯巴达驻军，由一个斯巴达事务官负责。
一、在希腊，斯巴达的势力已经达到极盛，没有哪个城邦可以对斯巴达的军事霸权构成威胁
斯巴达人对陆地和大海的控制权得到普遍认可，斯巴达的霸权时代就此开始。毫无疑问，来山德是斯巴达霸权体系的建构者，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和讲求实效的外交手腕是斯巴达取得战争最后胜利的保障。来山德在羊河战役大败雅典水军，并且驱逐雅典海外拓殖者回国，以增加雅典卫城的人口压力。他不但在军事上将雅典逼上绝境，而且到处寻找盟友，为斯巴达营造利好的政治环境。
他还亲近波斯，获得了后者的资金支持，在来山德的杰出领导下，斯巴达最终结束了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相应地，来山德在海外的影响与日俱增，甚至受到神灵一般的崇拜。国内，来山德密谋变更斯巴达的世袭王制，改为国王选举制，目的是为了保持自己已经获得的权势和财富。他干预斯巴达的王位之争，扶植阿格西劳斯二世成为国王。
然而，来山德的巨大成功引来了国内统治集团的嫉妒和不满，国王保桑尼阿斯联手斯巴达诸监察官对付来山德。此后，来山德渐失权势，他在其他城邦设置的十人制寡头政体相继垮台，“传统政体”取而代之。同时，注定成为斯巴达最伟大的国王之一的阿格西劳斯摆脱了来山德的控制。
公元前4世纪以降，希腊内部的政治格局从雅典和斯巴达两强争霸变成了斯巴达一超独大。斯巴达对其霸权下的希腊各邦开始采取高压政治，对埃利斯实施报复行动即是其中一例。
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埃利斯曾是斯巴达的忠实盟友，直到公元前420年，两个城邦反目，埃利斯人甚至将斯巴达人逐出圣地，拒绝他们参加当年的奥林匹亚竞技会。此外，雅典战败后，埃利斯接纳了流亡在外的雅典民主派，这是公然反抗斯巴达的做法。旧怨新仇促使斯巴达人对埃利斯发动侵略战争(公元前402—前400年)，埃利斯人最终战败投降。
斯巴达虽然继续让埃利斯保有奥林匹亚竞技会的主办权，但却给予生活在埃利斯东部和南部的“边民”以自治权，使他们摆脱埃利斯的统治；埃利斯人解散水军，允许斯巴达战船进入它的两个重要港口——费亚港和库莱尼港。
二、斯巴达的霸权政策不仅在于其对希腊内部的镇压，而且还表现在对波斯帝国强硬的对外政策上
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波斯曾是斯巴达人的盟友，而小居鲁士的支持是斯巴达人最终能够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重要原因。
公元前404年波斯大王大流士二世驾崩，长子阿塔薛西斯二世继位，其弟小居鲁士为了争夺王位，征募希腊万人远征军，长途践涉，杀回波斯帝国腹地。小居鲁士战死沙场后，指挥官色诺芬带领万人远征军历经艰难险阻，重返希腊故土，而这一壮举正是色诺芬《远征记》中讲述的主要内容。
公元前400年，波斯总督提萨弗尔奈斯要求小亚的希腊城邦归顺波斯，这些城邦被迫向斯巴达求助，他们宣称“因为他们是整个赫拉斯的领袖，所以应该保护他们一一亚洲的希腊人，保护他们的土地不受侵害，为使他们安享自由”。
斯巴达人于是答应他们的请求，派遣西布隆率军支援。斯巴达军队包括1000名获得自由的希洛人，4000名其他伯罗奔尼撒人，作为属邦的雅典也派出300名马兵，但这支军队并不包括斯巴达公民兵。
由于西布隆能力有限，斯巴达军队在亚洲的军事行动毫无起色，无法为亚洲的希腊城邦提供更多帮助。到公元前396年，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亲率大军远征亚洲，开始实施其征服亚洲的计划。此时，斯巴达人对外宣称要保护亚洲的希腊城邦，并以自由的卫护者自居，这与公元前5世纪雅典发动驱逐波斯入侵者的战争时口气如出一辙；同时，阿格西劳斯把自己视作特洛伊战争中阿伽门农的继承人，为了能够取得远征的胜利，他仿效阿伽门农的事迹，在远征之前去到阿乌利斯献祭，不过祭祀过程并不顺利。
三、如果说来山德是斯巴达霸权体系的构建者，那么，国王阿格西劳斯就是斯巴达霸权利益的忠实维护者
阿格西劳斯被誉为“他那个时代公认的最伟大和最有名望的人”。自从公元前4世纪初阿格西劳斯成为斯巴达国王，他活跃于斯巴达政坛长达40年之久，见证了斯巴达霸权的强盛和衰落。
阿格西劳斯是一个典型的斯巴达人，固守斯巴达人的传统美德。他拒绝为自己立像，拒绝在萨索斯接受神灵般的崇拜，这与其他斯巴达领袖弦耀功绩、立碑扬名形成鲜明对比。阿格西劳斯在远征小亚的头两年(公元前396—前395年)，对阵波斯总督法尔纳巴祖斯和提萨弗尔奈斯取得某些军事胜利，但是不久即被召回斯巴达，镇压希腊内部的联合反抗。
从公元前395年起，斯巴达与科林斯、底比斯和雅典和波斯之间爆发了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战争，由于战争初期的主要战场是围绕科林斯展开的，因此这场战争也被称作“科林斯战争”。
表面上看，战争的起因是罗克里斯和弗基斯之间爆发冲突，斯巴达人向弗基斯派去援军，底比斯、雅典等希腊城邦则站到罗克里斯一边，但战争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希腊诸邦对斯巴达势力向小亚、中部和北部希腊扩张的担心与恐惧。
因为牵扯到小亚的利益，加之阿格西劳斯对波斯的敌意，所以波斯站到了斯巴达的对立面，加入科林斯战争。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雅典将领科农得到波斯大王的信任，利用波斯人的资源组建一支波斯水军。
公元前394年，科农和波斯总督法尔纳巴祖斯指挥波斯水军在克尼杜斯附近取得重大胜利，海战中击挎斯巴达的水军，杀死阿格西劳斯的妹夫皮山德。此役过后，斯巴达失去对爱琴海海域的控制，它的希腊霸权受到严重威胁。这场战役是科林斯战争的重要转折，它决定了战争的走势。古希腊史家塞奥彭普斯甚至把这次战役看做是斯巴达霸权结束的标志，而他的《希腊志》便结笔于此处。
公元前4世纪雅典演说家伊索克拉底也有类似观点，充分肯定了这场战役的历史意义。相反，色诺芬并没有给予克尼杜斯战役过高的评价，因为他对克尼杜斯战役的记载几乎是轻描淡写，仅仅把这场战役描述成一次斯巴达人的海事失利而已。
实际上，科林斯战争给予斯巴达霸权的打击是巨大的，斯巴达水军损失惨重，而水军恰恰是称霸希腊不可缺少的军事保障。此后，盟友们对斯巴达的严酷统治日渐不满，开始组织一些反叛活动。斯巴达的霸权实力由盛转衰，虽然斯巴达后来依靠外交手段使得自己的希腊霸权得以延续，但却无法阻止实力下降的頹势。
四、希腊诸邦的反抗和波斯的敌对，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斯巴达霸权的衰落，但这不是斯巴达霸权式微的根本原因，究其实质，问题还是来自斯巴达内部
自从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地震以后，斯巴达公民人口锐减。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便总是利用庇里阿西人充当重装兵，以解兵源危机。
公元前424年以后，斯巴达越来越多地征用获得自由的希洛人服役。先前也曾提到，在小亚的希腊城邦向斯巴达求援时，斯巴达派出的是一支非公民军队；阿格西劳斯远征小亚时也仅仅带了30个斯巴达人辅助。此外，外来财富的涌入使得斯巴达贫富不均，世风日下，有人家产甚巨，有人穷困潦倒；斯巴达早先禁止贵金属铸造的货币在拉哥尼亚流通，而现在国家和个人却拥有了大量的财富；土地渐渐被少数人兼并，而没有土地的公民降级，失去了公民的资格。斯巴达早期的公民兵队伍尚有1500名马兵和30000名重装步兵，但到后来，斯巴达城邦能够承担战事的公民数量不足1000人。
参考文献：
修昔底德著,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阴元涛《第二次雅典同盟研究》
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
郭小凌《古代的史料和世界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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