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文化的內涵和價值是什麼？

從心懂孩子

大運河文化是一部囊括了中國社會古代內容的最主要的發展史。

大運河文化，上承春秋周敬王三十四年，下至清宣統末年，續以當代公元兩千之初。大運河是流動的文化，以物態文化創造出的流動的歷史。因此大運河文化史---時間至少有2400多年，比中國的封建王朝還要長，跨越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等四種社會形態。而長城則是凝固的歷史。“大運河和長城在遺產名錄上應該是姊妹篇”劉楓說；“如果將京杭大運河的歷史價值、文化內涵和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貢獻相加，在某種程度上說可以與長城媲美。”權威專家鄭孝燮和羅哲文說。大運河與萬里長城，被列為世界最宏偉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和一大批水利專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偉大創造。大運河是世界上開鑿時間最早、流程最長的人工運河，開鑿於春秋-吳王夫差開鑿的從江都（今揚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溝，完成於隋，繁榮於唐宋，取直於元，疏通於明清，距今已2400多年的歷史。清中葉後，南北海運興起，津浦鐵路通車，加之黃河遷徙後，山東境內水源不足，河道淤淺，南北斷航，大運河作用逐漸縮小。

大運河文化，是“運河城市群域性文化”，是綜合性質的，中國古代農業創造出來的城市群文化。大運河的開鑿出了一個新的大環境，把若干小的割據的自然環境貫通成為一個體系，轉化成人文環境。其中包括：新自然環境、新生態環境、新生產環境、新文化、新物流環境等等，形成了著名的發達的“運河社會區域經濟”。如：古代“南糧北運”、“鹽運”通道、現在的“北煤南運”幹線、當代防洪灌溉幹流。

大運河文化，“是民族融合的產物（潘承祥語）”。大運河文化，可分為三個層次：高級文化，包括建築、文學等；大眾文化，指沿途習俗、儀式、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等；深層文化，指價值觀取向，即黃河文化延伸出來的那種民族精神，早已滲透在大運河文化深處。那麼，大運河文化作為一種活化石文化，其精必然把大運河精神迴歸成一種活化石。因為她與中華民族精神同根同脈。運河高級文化，是沒落的封建時代的產物，而運河大眾文化卻植根於運河深層文化裡。運河深層文化概念，則以一種習俗或生活方式，依舊存活運河民間、運河文化遺址、理想地理位置、優越的經濟條件、人文環境之中。

大運河文化，屬於獨一無二的“活”的文化遺產，跳出“點”的概念，以層絡劃分之---包括大運河物質文化和大運河非物質文化（文學、地理學、水利學、藝術學、歷史學、制度學、政治學，民俗學、民族學、衣食住行、生活方式、行為規範等等）。物質文化是指在開鑿大運河過程之中創造的種種物質文明，是一種可見的顯性文化；大運河非物質文化，屬於不可見的隱性文化。大運河文化，蘊藏著豐富的古代信息，對研究古代中國社會、地理、歷史、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外交、民族等等領域，是一部《大運河百科全書》；對研究各個民族的生活方式、行為習慣、文化態度、審美價值等傳統文化概念，是一部“運河博物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最新版《行動指南》把大運河文化特點歸結“它代表了人類的遷徙和流動，代表了多維度的商品、思想、知識和價值的互惠和持續不斷的交流，並代表了因此產生的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流與相互滋養。”。總之，大運河文化，是大運河遺址文化蓄藏著的活化石文化。大運河文化內部結構包括下列幾個層次：物態文化層、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心態文化層。

流離人間

大運河的南北大貫通 運河區域的社會經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興盛與繁榮 促進了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 加強了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發源地齊魯地區與中原地區、江南地區的文化交融 對中國歷史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2014年6月22日，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中國大運河剛剛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我國第46項世界遺產和第32項世界文化遺產。大運河流經中國八省市33城市，大運河及其支流長度達到3000公里，是世界上由國家修建的最廣闊的、最古老的內河水道系統。

東后街51號

世界第一運河——中國大運河

大運河是中國僅次於長江的第二條“黃金水道”，它的長度是蘇伊士運河的16倍，巴拿馬運河的33倍。它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和安徽8個省級行政區，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

大運河最早的一段位於江蘇境內

當時統治長江下游一帶的吳王夫差，在吳國早已攻克楚國、越國之後，吳王為了北伐齊國，爭奪中原霸主地位，他調集民夫開挖自今揚州向東北，經射陽湖到淮安入淮河的運河，因途經邗城，故得名“邗溝”，全長170公里，把長江水引入淮河，成為大運河最早修建的一段，運河就是為水上運輸而生的。至戰國時代又先後開鑿了大溝（從今河南省原陽縣北引黃河南下，注入今鄭州市以東的圃田澤）和鴻溝，從而把江、淮、河、濟四水溝通起來。

於是，歷史到了隋朝時期，大運河第一次成型，史稱隋唐大運河。

它以洛陽為中心，南起杭州，北到北京，它貫穿河北、河南、江蘇和浙江等省。運河水面寬30—70米，長約2700多公里。這條運河運營了五百多年，歷經唐朝、五代、宋朝，到南宋末年因部分河道淤塞而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京杭大運河。元朝取代金和南宋之後，在北京建都，將大運河南北取直，不再走洛陽，把天津至江蘇清江之間的天然河道和湖泊連接起來，清江以南接邗溝和江南運河行程縮短了九百多公里，又運行了七百多年，直至今日。

注：

隋朝運河開鑿記錄：

605年，開通濟渠，連接黃河淮河，改造邗溝（山陽讀）溝通淮河長江；

608年，開永濟渠，至北京南；

610年，疏通重開江南運河，直達餘杭。

元朝運河開鑿記錄：

1281年開濟州河，從濟寧至東平縣；

1289年，開會通河，從壽張西北至臨清；

1292年，開通惠河，從北京東出至通州；

1293年元代大運河全線通航。

圖為大運河通州段現貌。

儘管現如今大運河的某些功能漸漸退出歷史舞臺，但它的歷史文化價值卻歷久彌新、更加凸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工作，其中有3個重要里程碑值得銘記：

01

申遺成功，讓古老的大運河向世界亮出金名片。2014年6月，中國大運河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標誌中國大運河正式成為世界文化遺產。這既是對中國人民偉大創造和智慧結晶的認同，又豐富了世界文化遺產寶庫。

02

作重要批示指示，為大運河保護傳承利用指明瞭方向。2017年2月，北京通州區調研：“保護大運河是運河沿線所有地區的共同責任。”之後，又對“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大運河文化遺產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

03

《綱要》印發，把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提升為國家戰略。2019年2月印發的《綱要》，是廣泛聽取運河沿線8省市、中央有關部委、專家學者意見基礎上形成的一份重要文件，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從國家戰略層面對大運河文化帶建設進行頂層設計，為新時代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描繪了宏偉藍圖。

圖為大運河歷史河段分佈示意圖。國家文物局供圖。

高質量推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

“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大運河文化，是民族的願景、時代的呼喚和莊嚴的使命。《綱要》已就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作出全面部署，要抓住關鍵環節，高起點謀劃、高質量推進，使大運河重現昔日的神韻並煥發出新的光彩。

圖為大運河流經滄州市區。

1.

提高政治站位，把深入貫徹落實《綱要》作為改革發展重要任務。

2.

推進法治建設，抓緊完善立法和健全大運河保護法規體系。

3.

加強統籌協調，妥善處理好中央與地方、沿線地方區域之間的關係和《綱要》實施中總體要求與分類指導的關係。

講好“運河故事”，加強相關學術研究，充分挖掘大運河文化豐富內涵和獨特價值。

組建國家大運河文化帶研究和諮詢機構，發揮思想庫、智囊團作用，統籌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浙東運河文化帶研究；重點開展對大運河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以及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建設等的專題研究；高校和科研部門要加大對相關人才的培養和儲備力度，各地要完善基層文保隊伍建設；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構建區域互動合作機制，加強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等國際組織交流合作。

圖為大運河流經杭州市區。

古老的大運河，在人水互動中承載著運輸“兵”、“糧”“商品”、“能源”“水”的作用。前四個作用已經基本完成，第五個運水作用剛剛開始，隨著人類發展進入日新月異的階段，永遠引領時代發展的聰明中國人、運河人會給大運河的發展、運用找到新的位置。

人類發展，人水互動是永恆的。大運河也將會永遠發展發揮她的作用。

六叔愛寫字

世界十大知名運河中，唯一冠以“大”而稱之的，只有我國的京杭大運河。而一個“大”字，並不是單純的距離最長，工程最大，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是文化之大。

在2014年6月22日的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大運河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與萬里長城齊名的中國特有文化符號，一牆一河，皆為中華民族古人的智慧、勤勞象徵，沉澱了豐富的文化內涵與價值。

在此，我們姑且不述大運河的開鑿歷史、沿岸景觀……所涵蓋的文化元素，只緊緊抓住大運河三字中間的一個“運”字，來表達對大運河文化內涵和價值的認知，因為它是真正的核心體現。

首先“運”是經濟價值的支撐點。自春秋時期原始古運河的開鑿至後來漕運的發達，無不關聯著古人對其運輸作用的期盼與依賴。戰爭也好，貿易也罷，在沒有高鐵，沒有高速公路，沒有航空運輸的年代，水運是高速與高效（載物量大）結合的最理想工具。

其次“運”是社會價值的綜合體現。大運河溝通中國五大重要水系（長江、黃河、淮河、海河、錢塘江），形成了發達的交通網、灌溉網，為千百年來我國東部的發達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也為國家治理髮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第三，“運”是文化沉澱的集中聚焦。大運河兩端的北京、杭州，都是古都名城，自不用說，其它沿線的諸多歷史古地重鎮，都與運河文化休慼相關，迄今也因經濟、社會的發達而常被聚焦。無論從北段天津衛至南段蘇州、湖州，還是聊城、揚州、宿州、淮安等等城市，你都可以隨手撈出一把歷史故事。時至今天，我們杭州在新年伊始之際，還把徒步運河兩岸作為一項文化活動，名曰“走運”，寄託了對未來美好的憧憬。

以上簡單闡述了對大運河文化內涵和價值的感知，正如大詩人李白贊運河所云：“古功利生人，天地同朽滅”，作為先人智慧的結晶與壯美景觀的交叉點，我們不僅應傳承、傳播這一中華民族的驕傲，更應努力維護好其物質與文化的精華所在。

天高雲淡17

大運河是指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的京杭大運河，全長1797千米，公元前486年開始建造。春秋末期，吳國為北伐齊國爭霸中原，在江蘇揚州附近開鑿了一條引長江水入淮的運河（稱邗溝），以後在這基礎上不斷向北向南發展、延長，尤其經隋朝二次大規模的擴展和整治，基本上完成了今日京杭運河的規模。

大運河文化的內涵有歷史、地理兩方面的的容：

從歷史方面講，大運河的許多河段是利用原來的天然河流和湖泊，部分河段是人工開挖的，運河水流主要從溝通的天然河道中得到補給。到隋煬帝（楊廣）時，據稱隋煬帝為了到揚州看瓊花，也為了南糧北運，開鑿京淮段至長江以南的運河，全長2000多公里。到元朝時，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必須開鑿運河把糧食從南方運到北方。為此先後開鑿了三段河道，把原來以洛陽為中心的隋代橫向運河，修築成以大都為中心，南下直達杭州的縱向大運河。

從地理方面講，大運河目前通航里程為1442千米，其中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杭州（浙江省杭州市），連接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河流。經過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江蘇和浙江等省市，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全年通航里程為877千米，主要分佈在黃河以南的山東、河南、江蘇和浙江。

大運河文化的價值非常大。大運河是世界上最長的一條人工運河，是蘇伊士運河的16倍。大運河和萬里長城、坎兒井並稱為中國古代三大工程，聞名於全世界。大運河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工程，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物質和精神財富，是活著的、流動的重要人類遺產。大運河顯示了中國古代水利航運工程技術領域先於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存，積澱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蘊。大運河與長城同是中華民族文化地位身份的象徵。

大運河是中國重要的一條南北水上幹線。肩負著南北大量物資的運輸交換，也有助於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京杭大運河沿線是中國最富庶的農業區之一，經濟很發達。京杭運河蘇南、蘇北全線暢通，為江蘇及華東地區提供了一條南北水上快速交通大動脈。從而加強了南北交通和交流；加強了江南地區的經濟建設；文化得到交融，中原文化與南方文化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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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運河文化是指世界範圍內的人工運河文化。大運河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大運河自開鑿以來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又是一種歷史現象，是運河流域社會歷史的積澱物。

中國的大運河（京杭大運河）與萬里長城一樣，被列為世界最宏偉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這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和一大批水利專家利用自然與改造自然的偉大創造。中國大運河是世界上開鑿時間最早、流程最長的一條人工運河。

我們的大運河最早開鑿於春秋時期，經過隋朝的南北大運河，元朝的京杭大運河，和明清時期不停的疏通管理，形成了今天運河的格局。

可以說運河千年以來深深的影響了中國人。

首先雖然秦漢已經統一了中國，中國人血液裡面流淌著大一統的血液。但是在南北運河開鑿前，各王朝對江南的管理是不足的。而運河開鑿成功後，中原王朝可以更好的控制管理江南，也讓江南和中央一條心。

其次在沒有運河之前，江南的財富根本不能大量給中央政府使用，一到中原和關中出現問題，中央政府就要餓肚子甚至垮臺。運河的開通，是的江南的糧食，絲綢，錢銀等等源源不斷為中央輸血。無論蘇常熟，還是蘇杭熟，或者湖廣熟，都可以保證天下足。大唐因為運河才能在藩鎮割據中保證中央的財力，而明清更是靠著運河保證統治的安穩。

第三運河養育了流域的各地人民。無論灌溉還是航運，運河都是沿岸百姓的母親河。揚州因為運河盛極一時，杭州因為運河成為東南第一州，淮安因為運河成為交通樞紐等等。鹽幫，漕丁，河工都靠著運河繁衍生息，今天杭州富義倉的遺址就是漕運發達的證明。哪怕到了現在，運河也是南水北調的東線通道，養育著更多的地方和人民。

可以說，大運河對中國人不僅僅是一條河。更是國家統一的象徵，是經濟富庶的表現，更是資源調配的手段。大運河也將這樣繼續養育中國人一代一代的繁衍，發展下去。

有一路看一路

大運河由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浙東運河三部分構成，在空間上，縱貫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聯結了五大水系。作為一條人工開鑿的長河，全長近3200公里，開鑿至今已有2500多年，是中國古代創造的一項偉大工程，是世界上距離最長、規模最大的運河，其中一部分至今仍在沿線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產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2014年6月，中國大運河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標誌中國大運河正式成為世界文化遺產。

大運河記錄了中國歷史文化寫不盡的厚重、壯美和輝煌，見證了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和中華民族的勤勞智慧。當前正在打造的大運河文化帶有著很重要的歷史和現實，加強保護傳承利用，堅定文化自信，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好構築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將為新時代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重要支撐。

大運河時空跨度長，地域面積廣，遺產類別多，文化價值高，歷史與現實相互交融，蘊含著深厚的精神內涵，承載著豐富的時代價值。當前應該加強大運河所承載的豐厚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挖掘和闡釋，傳承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內核，推動大運河文化與時代元素相結合，煥發出新的生機活力，將為新時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大運河自古以來就是全國各民族各地區交融互動的關鍵紐帶，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鑑的前沿地帶，對國內外文明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是中華民族留給世界的寶貴遺產。

打造大運河文化帶，緊密結合國家重大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實施，統籌大運河相關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推進文化旅遊和相關產業融合發展，以文化為引領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當地社會和諧繁榮，將為新時代區域創新融合協調發展提供示範樣板。

月盈紅袖

大運河文化的內涵與價值

光明日報

2018-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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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運河 新華社發

大運河開挖、暢通與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中國社會特殊的運行與發展軌跡。因此大運河既是一條河，更代表了一種制度、一個知識體系和一種生活方式。運河及其流經的線性區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國文化的基因之一。運河的“運”字本意為運輸，但在社會體系之中，藉助水的流轉，“運河”成為漕糧運輸、文化傳播、市場構建和社會平衡的載體；在文化體系中，運河之運又與傳統社會的國祚、文脈緊密相連。在這個意義上，進行大運河內涵、價值的追問，探索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路徑，或應首先從其脈絡源頭與歷史進程的文化意義談起。

“大運河”名稱的歷史變化

在歷史脈絡中，“運河”名稱的由來與變化，是不同歷史節點所勾連的歷史進程的反映。從典籍記載來看，早期運河多稱溝或渠，如邗溝、靈渠等，天然河道則稱水，如黃河就被稱為“河水”。儘管運河歷史悠久，濫觴於靈渠、邗溝，甚或更早，但運河名稱的產生以及“專稱”的確定卻是中古以後的事情。漢代“漕渠”名稱出現，特指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的西起長安、東通黃河的水利工程。《說文》解釋曰：“漕，水轉谷也。”即通過水路轉運糧食。至隋唐時期，具有漕運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稱為漕渠，又因該時期“河”字已不再是黃河的專稱，所以“漕河”一詞也出現了，用來指稱漕運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記：“天寶二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宋代“漕河”名稱廣泛使用，但同時“運河”一詞開始出現，《四庫全書》所列宋代文獻中有94種使用了“運河”的名稱。“大運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運河段出現，據南宋《淳祐臨安志》載：“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門接鹽橋運河，餘杭水門，二水合於北郭稅務司前，……一由東北上塘過東倉新橋入大運河，至長安閘入秀州，曰運河，一由西北過德勝橋上北城堰過江漲橋、喻家橋、北新橋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這裡所說的大運河指的是江南運河。可見，這一時期，運河已然成為一個特有名詞，指稱某段人工河，但前須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從文獻所記錄的名稱分佈來看，“運河”一詞多出現在江淮和江南區域，包括龜山運河、揚楚運河、浙西運河等。

元明清時期“運河”開始指稱南北貫通的京杭大運河，元代已有“運河二千餘里，漕公私物貨，為利甚大”的說法，但使用並不廣泛，相反“運糧河”一詞在北方區域多用來指稱漕運河流。明代正史文獻雖亦稱運河，但《明史》仍稱運河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兼輓，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逮會通河開，海陸並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里。……總名曰漕河。”明代其他專書、地方誌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圖志》《萬曆兗州府志·漕河》等。事實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運河”專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運河，但兩者又有不同，前者列運河篇，但稱“漕河”，且將運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別”；後者則直接稱運河：“運河自京師歷直沽、山東，下達揚子江口，南北二千餘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餘里，通謂之運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設置北運河的管理機構後，多使用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和江南運河等說法。近世以來，民間則往往將其稱為“京杭運河”或“大運河”，2014年運河“申遺”過程中，又將隋唐、浙東兩段運河與京杭運河合稱為中國“大運河”。

清代水利學家傅澤洪在《行水金鑑》中說：“運道有跡可循，而通變則本乎時勢。”運河名稱的變化反映了運道及其背後時勢發展變化的趨勢，從渠、溝到漕渠、漕河，再到運河、運糧河、大運河，大運河名稱經歷了由區域到跨區域、由專稱到統稱再到專稱、由“漕”到“運”或“漕”“運”兼稱的不同階段。首先，漕運是運河的基本功能，以“漕”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稱無疑都突出了這種功能，同時，“運河”一詞也並未脫離漕運的主旨，而是以“運”字突出了“漕”的狀態。其次，漕河、運河等名稱都經歷了從地方專稱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專稱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而且也是運河附屬功能逐漸增加和社會交流日漸頻繁的過程。“運河”一詞在宋代出現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時期，運河在保留漕運功能的同時，貿易交流的職能進一步加強，正如陸游所言，運河“假手隋氏而為吾宋之利”，這種“利”一方面是漕糧運輸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業運輸以及對外貿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時期，浙東運河、浙西運河是其經濟命脈，浙東運河還主要承擔了對外貿易的功能。最後，運河名稱的變化不僅體現了歷時性變化的過程，而且區域差異亦可見一斑。宋代以運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於江南地區，遼金元時期，運糧河的名稱則多出現在北方，這或許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實踐在語言上的反映。

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北徙後改由山東入海，致使山東境內河道廢棄，南北航運中斷。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河運漕糧停止，運河的漕運功能結束。不過，在經濟崛起和文化保護與傳承的背景之下，大運河作為中華文明象徵載體的整體性與延續性價值凸顯，在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三段運河及其影響下的區域被視為一個具有實際和文化象徵功能的整體性的運河帶。所謂“運河帶”，是指因大運河流經而形成的空間上的帶狀區域；而“大運河文化帶”，則是指置於運河帶狀區域之上、在歷史進程中積累的，由民眾創造、遵循、延續的制度、技術和社會文化的總和。與其他區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嚴重的區域差異，而缺乏實際意義上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但由於運河具有強烈的歷史、地域的整合、溝通功能，因此，“文化帶”又是一個符號意義上的線性共同體。

大運河文化的內涵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遊離於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價值觀念乃至信仰等。運河文化的內涵也是如此，但同時又有區別於其他文化的特殊內涵，人工開挖是其區別於其他河道的水利屬性；國家制度是其作為文化的一種戰略高度；連接南北是其社會屬性。從這三種屬性中，可以看出運河文化的內涵包括了技術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大類。

首先是技術層面的運河文化，即運河的文物特性。相對於長江、黃河等河流，運河人工開挖的特點決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辯證地看，這關係中既蘊含著人定勝天的積極態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時勢的理性，是人類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這一永恆矛盾的權衡。當這兩種思想共同反映在運河河道開挖、疏通、改變及維護的層面上，就形成一種技術層面的文化，可以分為水運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統、整治系統、防災系統等。其中節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閘壩工程等專門性工程是工程技術的核心。這些完備且頗具技術含量的工程濃縮了歷代官員、水利專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與智慧，使得中國古代的運河技術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運制度，即漕運及運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為曾說：“漕運之制，為中國大制。”（《康有為政論集》）這一“大制”，跨越多個朝代，形成了穩定的運河制度文化。運河所蘊含的制度文化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運河河道和漕運管理都屬於國家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機構組織、法律規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執政者政治管理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其完備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義，亦反映了傳統制度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特質。二是戰略文化。從歷史長時段來看，運河線路的延長以及從人字形到南北貫通的一字型的改變，不僅從空間上拉近了中國南北的距離，更從國家戰略格局上促進了傳統經濟格局和政治地緣格局的改變，解決了集權政治的穩定性、區域地方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等問題，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安全。

最後，社會文化，大運河區域的社會文化是由運河及其所流經區域民眾所創造、遵循、延續的文化，它是在運河開鑿和通航過程中，長期積澱形成的全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是一個以時空輻射為演變特徵的跨區域、綜合性的文化系統。與其他文化相比，運河社會文化有著顯著的“運河”特徵和開放、溝通、區域的特性。事實上，運河社會文化是一個寬泛的範疇，因劃分標準不同，而形成了多種文化類型，因此其內涵似難以界定。但總體來看，關於運河社會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一方面應強調“運河性”文化的拼盤或多學科組合，如它涉及商貿文化、建築文化、曲藝文化、飲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風情等多種門類；另一方面，還應看到運河歷史文化是一個整體，從“人”的視角出發，運河文化並非所有的事實和現象，而是人們的行為，以及影響人的行為要素的整體聯繫的因素。所以，運河社會文化是運河區域民眾所創造的文化本身與文化形成過程的結合。

大運河文化的價值與功能

大運河在古代王朝的時間序列和區域、跨區域的空間裡實現了功能的價值性延續，對其進行意義追尋，既是文化遺產層面、知識系統層面、民族精神等層面的傳承與發展的需求，也是文化傳播及戰略佈局的需求。運河的價值與功能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作為文化載體的運河。大運河具有物化和符號化的不同意義，承載了“水利—物質”“國家—社會”“精神—行為”三個層面的內容。運河載體，既指實際的運河河道及其附屬工程、建築，也是指人們觀念中的大運河，即作為“事物”的大運河在人們觀念中所構建起來並清晰存在的形象。大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是指其對文化的聚合、傳播、催生的作用。運河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使得人口流動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較快地滲入大眾生活中，區域間文化的融合性極強，各種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並通過相互接觸、交流進而相互分拆、合併，在共性認識的基礎上建立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調和而趨於一體化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載體的“運河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概念，而是一個與運河相關的包含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層面交互作用的統合體。

2.作為文化聯結紐帶的運河。大運河帶是標籤性的“線性共同體”，同時又具有明顯的區域、跨區域特性，該區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區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區域，以及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連接南北，並進而通過其他東西之河道及交通樞紐相互聯結，形成了經濟、文化傳播的網絡。在這個意義上，運河與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構建了中國地域的線性框架性格局。同時，大運河分別在寧波和洛陽與絲綢之路交匯，是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的連接線，將草原、沙漠、絲綢之路聯繫成一個環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貿易通道。所以，運河文化本身的歷時演變與附著其上的文化脈絡編織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網絡，溝通古今且連接世界。

3.作為生活方式的運河。“運河”是一種文化符號，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大運河開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活磁場，不僅漕運群體、商人組織、河工人群等因運河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運河流經區域社會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並由此形成了人們不一樣的風俗觀念。生活方式不會隨運河斷流而快速消逝，也不會在時代變遷中永遠固守，真實而生動地存續於生活場景和基本生活情態中的運河，是最有價值和活力的，它們在日常生活的勞作、交往、消費、娛樂、禮儀等層面得到傳承。因此，大運河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旨在喚醒、傳承集體記憶，讓作為遺產的“物”化運河與作為主體的“人”的邊界逐步消失，在斷流河道，通過物化的運河遺產構建持續的文化傳承；在依舊暢通的河段，讓運河所浸潤的、人們已經過慣了的生活安靜延續。

張朋濤書法

大運河開挖、暢通與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中國社會特殊的運行與發展軌跡。因此大運河既是一條河，更代表了一種制度、一個知識體系和一種生活方式。運河及其流經的線性區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國文化的基因之一。運河的“運”字本意為運輸，但在社會體系之中，藉助水的流轉，“運河”成為漕糧運輸、文化傳播、市場構建和社會平衡的載體;在文化體系中，運河之運又與傳統社會的國祚、文脈緊密相連。在這個意義上，進行大運河內涵、價值的追問，探索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路徑，或應首先從其脈絡源頭與歷史進程的文化意義談起。

“大運河”名稱的歷史變化

在歷史脈絡中，“運河”名稱的由來與變化，是不同歷史節點所勾連的歷史進程的反映。從典籍記載來看，早期運河多稱溝或渠，如邗溝、靈渠等，天然河道則稱水，如黃河就被稱為“河水”。儘管運河歷史悠久，濫觴於靈渠、邗溝，甚或更早，但運河名稱的產生以及“專稱”的確定卻是中古以後的事情。漢代“漕渠”名稱出現，特指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的西起長安、東通黃河的水利工程。《說文》解釋曰：“漕，水轉谷也。”即通過水路轉運糧食。至隋唐時期，具有漕運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稱為漕渠，又因該時期“河”字已不再是黃河的專稱，所以“漕河”一詞也出現了，用來指稱漕運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記：“天寶二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宋代“漕河”名稱廣泛使用，但同時“運河”一詞開始出現，《四庫全書》所列宋代文獻中有94種使用了“運河”的名稱。“大運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運河段出現，據南宋《淳祐臨安志》載：“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門接鹽橋運河，餘杭水門，二水合於北郭稅務司前，……一由東北上塘過東倉新橋入大運河，至長安閘入秀州，曰運河，一由西北過德勝橋上北城堰過江漲橋、喻家橋、北新橋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這裡所說的大運河指的是江南運河。可見，這一時期，運河已然成為一個特有名詞，指稱某段人工河，但前須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從文獻所記錄的名稱分佈來看，“運河”一詞多出現在江淮和江南區域，包括龜山運河、揚楚運河、浙西運河等。

元明清時期“運河”開始指稱南北貫通的京杭大運河，元代已有“運河二千餘里，漕公私物貨，為利甚大”的說法，但使用並不廣泛，相反“運糧河”一詞在北方區域多用來指稱漕運河流。明代正史文獻雖亦稱運河，但《明史》仍稱運河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兼輓，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逮會通河開，海陸並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里。……總名曰漕河。”明代其他專書、地方誌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圖志》《萬曆兗州府志•漕河》等。事實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運河”專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運河，但兩者又有不同，前者列運河篇，但稱“漕河”，且將運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別”;後者則直接稱運河：“運河自京師歷直沽、山東，下達揚子江口，南北二千餘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餘里，通謂之運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設置北運河的管理機構後，多使用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和江南運河等說法。近世以來，民間則往往將其稱為“京杭運河”或“大運河”，2014年運河“申遺”過程中，又將隋唐、浙東兩段運河與京杭運河合稱為中國“大運河”。

清代水利學家傅澤洪在《行水金鑑》中說：“運道有跡可循，而通變則本乎時勢。”運河名稱的變化反映了運道及其背後時勢發展變化的趨勢，從渠、溝到漕渠、漕河，再到運河、運糧河、大運河，大運河名稱經歷了由區域到跨區域、由專稱到統稱再到專稱、由“漕”到“運”或“漕”“運”兼稱的不同階段。首先，漕運是運河的基本功能，以“漕”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稱無疑都突出了這種功能，同時，“運河”一詞也並未脫離漕運的主旨，而是以“運”字突出了“漕”的狀態。其次，漕河、運河等名稱都經歷了從地方專稱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專稱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而且也是運河附屬功能逐漸增加和社會交流日漸頻繁的過程。“運河”一詞在宋代出現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時期，運河在保留漕運功能的同時，貿易交流的職能進一步加強，正如陸游所言，運河“假手隋氏而為吾宋之利”，這種“利”一方面是漕糧運輸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業運輸以及對外貿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時期，浙東運河、浙西運河是其經濟命脈，浙東運河還主要承擔了對外貿易的功能。最後，運河名稱的變化不僅體現了歷時性變化的過程，而且區域差異亦可見一斑。宋代以運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於江南地區，遼金元時期，運糧河的名稱則多出現在北方，這或許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實踐在語言上的反映。

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北徙後改由山東入海，致使山東境內河道廢棄，南北航運中斷。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河運漕糧停止，運河的漕運功能結束。不過，在經濟崛起和文化保護與傳承的背景之下，大運河作為中華文明象徵載體的整體性與延續性價值凸顯，在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三段運河及其影響下的區域被視為一個具有實際和文化象徵功能的整體性的運河帶。所謂“運河帶”，是指因大運河流經而形成的空間上的帶狀區域;而“大運河文化帶”，則是指置於運河帶狀區域之上、在歷史進程中積累的，由民眾創造、遵循、延續的制度、技術和社會文化的總和。與其他區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嚴重的區域差異，而缺乏實際意義上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但由於運河具有強烈的歷史、地域的整合、溝通功能，因此，“文化帶”又是一個符號意義上的線性共同體。

大運河文化的內涵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遊離於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價值觀念乃至信仰等。運河文化的內涵也是如此，但同時又有區別於其他文化的特殊內涵，人工開挖是其區別於其他河道的水利屬性;國家制度是其作為文化的一種戰略高度;連接南北是其社會屬性。從這三種屬性中，可以看出運河文化的內涵包括了技術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大類。

首先是技術層面的運河文化，即運河的文物特性。相對於長江、黃河等河流，運河人工開挖的特點決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辯證地看，這關係中既蘊含著人定勝天的積極態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時勢的理性，是人類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這一永恆矛盾的權衡。當這兩種思想共同反映在運河河道開挖、疏通、改變及維護的層面上，就形成一種技術層面的文化，可以分為水運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統、整治系統、防災系統等。其中節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閘壩工程等專門性工程是工程技術的核心。這些完備且頗具技術含量的工程濃縮了歷代官員、水利專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與智慧，使得中國古代的運河技術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運制度，即漕運及運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為曾說：“漕運之制，為中國大制。”(《康有為政論集》)這一“大制”，跨越多個朝代，形成了穩定的運河制度文化。運河所蘊含的制度文化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運河河道和漕運管理都屬於國家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機構組織、法律規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執政者政治管理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其完備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義，亦反映了傳統制度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特質。二是戰略文化。從歷史長時段來看，運河線路的延長以及從人字形到南北貫通的一字型的改變，不僅從空間上拉近了中國南北的距離，更從國家戰略格局上促進了傳統經濟格局和政治地緣格局的改變，解決了集權政治的穩定性、區域地方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等問題，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安全。

最後，社會文化，大運河區域的社會文化是由運河及其所流經區域民眾所創造、遵循、延續的文化，它是在運河開鑿和通航過程中，長期積澱形成的全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是一個以時空輻射為演變特徵的跨區域、綜合性的文化系統。與其他文化相比，運河社會文化有著顯著的“運河”特徵和開放、溝通、區域的特性。事實上，運河社會文化是一個寬泛的範疇，因劃分標準不同，而形成了多種文化類型，因此其內涵似難以界定。但總體來看，關於運河社會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一方面應強調“運河性”文化的拼盤或多學科組合，如它涉及商貿文化、建築文化、曲藝文化、飲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風情等多種門類;另一方面，還應看到運河歷史文化是一個整體，從“人”的視角出發，運河文化並非所有的事實和現象，而是人們的行為，以及影響人的行為要素的整體聯繫的因素。所以，運河社會文化是運河區域民眾所創造的文化本身與文化形成過程的結合。

大運河文化的價值與功能

大運河在古代王朝的時間序列和區域、跨區域的空間裡實現了功能的價值性延續，對其進行意義追尋，既是文化遺產層面、知識系統層面、民族精神等層面的傳承與發展的需求，也是文化傳播及戰略佈局的需求。運河的價值與功能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作為文化載體的運河。大運河具有物化和符號化的不同意義，承載了“水利—物質”“國家—社會”“精神—行為”三個層面的內容。運河載體，既指實際的運河河道及其附屬工程、建築，也是指人們觀念中的大運河，即作為“事物”的大運河在人們觀念中所構建起來並清晰存在的形象。大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是指其對文化的聚合、傳播、催生的作用。運河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使得人口流動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較快地滲入大眾生活中，區域間文化的融合性極強，各種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並通過相互接觸、交流進而相互分拆、合併，在共性認識的基礎上建立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調和而趨於一體化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載體的“運河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概念，而是一個與運河相關的包含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層面交互作用的統合體。

2.作為文化聯結紐帶的運河。大運河帶是標籤性的“線性共同體”，同時又具有明顯的區域、跨區域特性，該區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區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區域，以及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連接南北，並進而通過其他東西之河道及交通樞紐相互聯結，形成了經濟、文化傳播的網絡。在這個意義上，運河與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構建了中國地域的線性框架性格局。同時，大運河分別在寧波和洛陽與絲綢之路交匯，是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的連接線，將草原、沙漠、絲綢之路聯繫成一個環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貿易通道。所以，運河文化本身的歷時演變與附著其上的文化脈絡編織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網絡，溝通古今且連接世界。

3.作為生活方式的運河。“運河”是一種文化符號，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大運河開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活磁場，不僅漕運群體、商人組織、河工人群等因運河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運河流經區域社會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並由此形成了人們不一樣的風俗觀念。生活方式不會隨運河斷流而快速消逝，也不會在時代變遷中永遠固守，真實而生動地存續於生活場景和基本生活情態中的運河，是最有價值和活力的，它們在日常生活的勞作、交往、消費、娛樂、禮儀等層面得到傳承。因此，大運河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旨在喚醒、傳承集體記憶，讓作為遺產的“物”化運河與作為主體的“人”的邊界逐步消失，在斷流河道，通過物化的運河遺產構建持續的文化傳承;在依舊暢通的河段，讓運河所浸潤的、人們已經過慣了的生活安靜延續。

環球旅遊

大運河開挖、暢通與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了中國社會特殊的運行與發展軌跡。因此大運河既是一條河，更代表了一種制度、一個知識體系和一種生活方式。運河及其流經的線性區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國文化的基因之一。運河的“運”字本意為運輸，但在社會體系之中，藉助水的流轉，“運河”成為漕糧運輸、文化傳播、市場構建和社會平衡的載體;在文化體系中，運河之運又與傳統社會的國祚、文脈緊密相連。在這個意義上，進行大運河內涵、價值的追問，探索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路徑，或應首先從其脈絡源頭與歷史進程的文化意義談起。

“大運河”名稱的歷史變化

在歷史脈絡中，“運河”名稱的由來與變化，是不同歷史節點所勾連的歷史進程的反映。從典籍記載來看，早期運河多稱溝或渠，如邗溝、靈渠等，天然河道則稱水，如黃河就被稱為“河水”。儘管運河歷史悠久，濫觴於靈渠、邗溝，甚或更早，但運河名稱的產生以及“專稱”的確定卻是中古以後的事情。漢代“漕渠”名稱出現，特指漢武帝時在關中開鑿的西起長安、東通黃河的水利工程。《說文》解釋曰：“漕，水轉谷也。”即通過水路轉運糧食。至隋唐時期，具有漕運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稱為漕渠，又因該時期“河”字已不再是黃河的專稱，所以“漕河”一詞也出現了，用來指稱漕運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記：“天寶二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宋代“漕河”名稱廣泛使用，但同時“運河”一詞開始出現，《四庫全書》所列宋代文獻中有94種使用了“運河”的名稱。“大運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運河段出現，據南宋《淳祐臨安志》載：“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門接鹽橋運河，餘杭水門，二水合於北郭稅務司前，……一由東北上塘過東倉新橋入大運河，至長安閘入秀州，曰運河，一由西北過德勝橋上北城堰過江漲橋、喻家橋、北新橋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這裡所說的大運河指的是江南運河。可見，這一時期，運河已然成為一個特有名詞，指稱某段人工河，但前須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從文獻所記錄的名稱分佈來看，“運河”一詞多出現在江淮和江南區域，包括龜山運河、揚楚運河、浙西運河等。

元明清時期“運河”開始指稱南北貫通的京杭大運河，元代已有“運河二千餘里，漕公私物貨，為利甚大”的說法，但使用並不廣泛，相反“運糧河”一詞在北方區域多用來指稱漕運河流。明代正史文獻雖亦稱運河，但《明史》仍稱運河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兼輓，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逮會通河開，海陸並罷。南極江口，北盡大通橋，運道三千餘里。……總名曰漕河。”明代其他專書、地方誌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圖志》《萬曆兗州府志•漕河》等。事實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運河”專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運河，但兩者又有不同，前者列運河篇，但稱“漕河”，且將運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衛漕、閘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別”;後者則直接稱運河：“運河自京師歷直沽、山東，下達揚子江口，南北二千餘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餘里，通謂之運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設置北運河的管理機構後，多使用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和江南運河等說法。近世以來，民間則往往將其稱為“京杭運河”或“大運河”，2014年運河“申遺”過程中，又將隋唐、浙東兩段運河與京杭運河合稱為中國“大運河”。

清代水利學家傅澤洪在《行水金鑑》中說：“運道有跡可循，而通變則本乎時勢。”運河名稱的變化反映了運道及其背後時勢發展變化的趨勢，從渠、溝到漕渠、漕河，再到運河、運糧河、大運河，大運河名稱經歷了由區域到跨區域、由專稱到統稱再到專稱、由“漕”到“運”或“漕”“運”兼稱的不同階段。首先，漕運是運河的基本功能，以“漕”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稱無疑都突出了這種功能，同時，“運河”一詞也並未脫離漕運的主旨，而是以“運”字突出了“漕”的狀態。其次，漕河、運河等名稱都經歷了從地方專稱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專稱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不僅是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而且也是運河附屬功能逐漸增加和社會交流日漸頻繁的過程。“運河”一詞在宋代出現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時期，運河在保留漕運功能的同時，貿易交流的職能進一步加強，正如陸游所言，運河“假手隋氏而為吾宋之利”，這種“利”一方面是漕糧運輸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業運輸以及對外貿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時期，浙東運河、浙西運河是其經濟命脈，浙東運河還主要承擔了對外貿易的功能。最後，運河名稱的變化不僅體現了歷時性變化的過程，而且區域差異亦可見一斑。宋代以運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於江南地區，遼金元時期，運糧河的名稱則多出現在北方，這或許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實踐在語言上的反映。

咸豐五年(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決口北徙後改由山東入海，致使山東境內河道廢棄，南北航運中斷。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河運漕糧停止，運河的漕運功能結束。不過，在經濟崛起和文化保護與傳承的背景之下，大運河作為中華文明象徵載體的整體性與延續性價值凸顯，在歷史上有著重要意義的三段運河及其影響下的區域被視為一個具有實際和文化象徵功能的整體性的運河帶。所謂“運河帶”，是指因大運河流經而形成的空間上的帶狀區域;而“大運河文化帶”，則是指置於運河帶狀區域之上、在歷史進程中積累的，由民眾創造、遵循、延續的制度、技術和社會文化的總和。與其他區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嚴重的區域差異，而缺乏實際意義上的歸屬感和認同感，但由於運河具有強烈的歷史、地域的整合、溝通功能，因此，“文化帶”又是一個符號意義上的線性共同體。

大運河文化的內涵

觀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結在物質之中又遊離於物質之外的能夠被傳承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價值觀念乃至信仰等。運河文化的內涵也是如此，但同時又有區別於其他文化的特殊內涵，人工開挖是其區別於其他河道的水利屬性;國家制度是其作為文化的一種戰略高度;連接南北是其社會屬性。從這三種屬性中，可以看出運河文化的內涵包括了技術文化、制度文化、社會文化三大類。

首先是技術層面的運河文化，即運河的文物特性。相對於長江、黃河等河流，運河人工開挖的特點決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辯證地看，這關係中既蘊含著人定勝天的積極態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時勢的理性，是人類適應自然和改造自然這一永恆矛盾的權衡。當這兩種思想共同反映在運河河道開挖、疏通、改變及維護的層面上，就形成一種技術層面的文化，可以分為水運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統、整治系統、防災系統等。其中節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閘壩工程等專門性工程是工程技術的核心。這些完備且頗具技術含量的工程濃縮了歷代官員、水利專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與智慧，使得中國古代的運河技術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運制度，即漕運及運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為曾說：“漕運之制，為中國大制。”(《康有為政論集》)這一“大制”，跨越多個朝代，形成了穩定的運河制度文化。運河所蘊含的制度文化包含兩個層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運河河道和漕運管理都屬於國家行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機構組織、法律規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執政者政治管理經驗的總結與提煉，其完備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義，亦反映了傳統制度文化建設與發展的特質。二是戰略文化。從歷史長時段來看，運河線路的延長以及從人字形到南北貫通的一字型的改變，不僅從空間上拉近了中國南北的距離，更從國家戰略格局上促進了傳統經濟格局和政治地緣格局的改變，解決了集權政治的穩定性、區域地方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等問題，保證了國家統一和安全。

最後，社會文化，大運河區域的社會文化是由運河及其所流經區域民眾所創造、遵循、延續的文化，它是在運河開鑿和通航過程中，長期積澱形成的全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是一個以時空輻射為演變特徵的跨區域、綜合性的文化系統。與其他文化相比，運河社會文化有著顯著的“運河”特徵和開放、溝通、區域的特性。事實上，運河社會文化是一個寬泛的範疇，因劃分標準不同，而形成了多種文化類型，因此其內涵似難以界定。但總體來看，關於運河社會文化的認識和理解，一方面應強調“運河性”文化的拼盤或多學科組合，如它涉及商貿文化、建築文化、曲藝文化、飲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風情等多種門類;另一方面，還應看到運河歷史文化是一個整體，從“人”的視角出發，運河文化並非所有的事實和現象，而是人們的行為，以及影響人的行為要素的整體聯繫的因素。所以，運河社會文化是運河區域民眾所創造的文化本身與文化形成過程的結合。

大運河文化的價值與功能

大運河在古代王朝的時間序列和區域、跨區域的空間裡實現了功能的價值性延續，對其進行意義追尋，既是文化遺產層面、知識系統層面、民族精神等層面的傳承與發展的需求，也是文化傳播及戰略佈局的需求。運河的價值與功能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作為文化載體的運河。大運河具有物化和符號化的不同意義，承載了“水利—物質”“國家—社會”“精神—行為”三個層面的內容。運河載體，既指實際的運河河道及其附屬工程、建築，也是指人們觀念中的大運河，即作為“事物”的大運河在人們觀念中所構建起來並清晰存在的形象。大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是指其對文化的聚合、傳播、催生的作用。運河的流動性和開放性，使得人口流動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價值觀念較快地滲入大眾生活中，區域間文化的融合性極強，各種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發生內容和形式上的變化，並通過相互接觸、交流進而相互分拆、合併，在共性認識的基礎上建立具有連續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運河載體功能的發揮，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調和而趨於一體化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作為載體的“運河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域概念，而是一個與運河相關的包含經濟、政治、思想、意識等層面交互作用的統合體。

2.作為文化聯結紐帶的運河。大運河帶是標籤性的“線性共同體”，同時又具有明顯的區域、跨區域特性，該區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區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區域，以及燕趙、齊魯、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連接南北，並進而通過其他東西之河道及交通樞紐相互聯結，形成了經濟、文化傳播的網絡。在這個意義上，運河與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構建了中國地域的線性框架性格局。同時，大運河分別在寧波和洛陽與絲綢之路交匯，是海上絲綢之路和絲綢之路的連接線，將草原、沙漠、絲綢之路聯繫成一個環狀，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貿易通道。所以，運河文化本身的歷時演變與附著其上的文化脈絡編織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網絡，溝通古今且連接世界。

3.作為生活方式的運河。“運河”是一種文化符號，更是一種生活方式。大運河開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條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生活磁場，不僅漕運群體、商人組織、河工人群等因運河形成了獨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運河流經區域社會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並由此形成了人們不一樣的風俗觀念。生活方式不會隨運河斷流而快速消逝，也不會在時代變遷中永遠固守，真實而生動地存續於生活場景和基本生活情態中的運河，是最有價值和活力的，它們在日常生活的勞作、交往、消費、娛樂、禮儀等層面得到傳承。因此，大運河文化的傳承與保護，旨在喚醒、傳承集體記憶，讓作為遺產的“物”化運河與作為主體的“人”的邊界逐步消失，在斷流河道，通過物化的運河遺產構建持續的文化傳承;在依舊暢通的河段，讓運河所浸潤的、人們已經過慣了的生活安靜延續。

關鍵字: 文化 京杭大運河 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