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是什么？

从心懂孩子

大运河文化是一部囊括了中国社会古代内容的最主要的发展史。

大运河文化，上承春秋周敬王三十四年，下至清宣统末年，续以当代公元两千之初。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以物态文化创造出的流动的历史。因此大运河文化史---时间至少有2400多年，比中国的封建王朝还要长，跨越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四种社会形态。而长城则是凝固的历史。“大运河和长城在遗产名录上应该是姊妹篇”刘枫说；“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与长城媲美。”权威专家郑孝燮和罗哲文说。大运河与万里长城，被列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和一大批水利专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伟大创造。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开凿于春秋-吴王夫差开凿的从江都（今扬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沟，完成于隋，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疏通于明清，距今已2400多年的历史。清中叶后，南北海运兴起，津浦铁路通车，加之黄河迁徙后，山东境内水源不足，河道淤浅，南北断航，大运河作用逐渐缩小。

大运河文化，是“运河城市群域性文化”，是综合性质的，中国古代农业创造出来的城市群文化。大运河的开凿出了一个新的大环境，把若干小的割据的自然环境贯通成为一个体系，转化成人文环境。其中包括：新自然环境、新生态环境、新生产环境、新文化、新物流环境等等，形成了著名的发达的“运河社会区域经济”。如：古代“南粮北运”、“盐运”通道、现在的“北煤南运”干线、当代防洪灌溉干流。

大运河文化，“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潘承祥语）”。大运河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高级文化，包括建筑、文学等；大众文化，指沿途习俗、仪式、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等；深层文化，指价值观取向，即黄河文化延伸出来的那种民族精神，早已渗透在大运河文化深处。那么，大运河文化作为一种活化石文化，其精必然把大运河精神回归成一种活化石。因为她与中华民族精神同根同脉。运河高级文化，是没落的封建时代的产物，而运河大众文化却植根于运河深层文化里。运河深层文化概念，则以一种习俗或生活方式，依旧存活运河民间、运河文化遗址、理想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人文环境之中。

大运河文化，属于独一无二的“活”的文化遗产，跳出“点”的概念，以层络划分之---包括大运河物质文化和大运河非物质文化（文学、地理学、水利学、艺术学、历史学、制度学、政治学，民俗学、民族学、衣食住行、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等）。物质文化是指在开凿大运河过程之中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大运河非物质文化，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大运河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古代信息，对研究古代中国社会、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外交、民族等等领域，是一部《大运河百科全书》；对研究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文化态度、审美价值等传统文化概念，是一部“运河博物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最新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文化特点归结“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总之，大运河文化，是大运河遗址文化蓄藏着的活化石文化。大运河文化内部结构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

流离人间

大运河的南北大贯通 运河区域的社会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与繁荣 促进了南北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 加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源地齐鲁地区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的文化交融 对中国历史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014年6月22日，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刚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项世界遗产和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流经中国八省市33城市，大运河及其支流长度达到3000公里，是世界上由国家修建的最广阔的、最古老的内河水道系统。

东后街51号

世界第一运河——中国大运河

大运河是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它的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16倍，巴拿马运河的33倍。它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和安徽8个省级行政区，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大运河最早的一段位于江苏境内

当时统治长江下游一带的吴王夫差，在吴国早已攻克楚国、越国之后，吴王为了北伐齐国，争夺中原霸主地位，他调集民夫开挖自今扬州向东北，经射阳湖到淮安入淮河的运河，因途经邗城，故得名“邗沟”，全长170公里，把长江水引入淮河，成为大运河最早修建的一段，运河就是为水上运输而生的。至战国时代又先后开凿了大沟（从今河南省原阳县北引黄河南下，注入今郑州市以东的圃田泽）和鸿沟，从而把江、淮、河、济四水沟通起来。

于是，历史到了隋朝时期，大运河第一次成型，史称隋唐大运河。

它以洛阳为中心，南起杭州，北到北京，它贯穿河北、河南、江苏和浙江等省。运河水面宽30—70米，长约2700多公里。这条运河运营了五百多年，历经唐朝、五代、宋朝，到南宋末年因部分河道淤塞而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京杭大运河。元朝取代金和南宋之后，在北京建都，将大运河南北取直，不再走洛阳，把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清江以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行程缩短了九百多公里，又运行了七百多年，直至今日。

注：

隋朝运河开凿记录：

605年，开通济渠，连接黄河淮河，改造邗沟（山阳读）沟通淮河长江；

608年，开永济渠，至北京南；

610年，疏通重开江南运河，直达余杭。

元朝运河开凿记录：

1281年开济州河，从济宁至东平县；

1289年，开会通河，从寿张西北至临清；

1292年，开通惠河，从北京东出至通州；

1293年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

图为大运河通州段现貌。

尽管现如今大运河的某些功能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却历久弥新、更加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其中有3个重要里程碑值得铭记：

01

申遗成功，让古老的大运河向世界亮出金名片。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中国大运河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既是对中国人民伟大创造和智慧结晶的认同，又丰富了世界文化遗产宝库。

02

作重要批示指示，为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指明了方向。2017年2月，北京通州区调研：“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之后，又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指示。

03

《纲要》印发，把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2月印发的《纲要》，是广泛听取运河沿线8省市、中央有关部委、专家学者意见基础上形成的一份重要文件，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进行顶层设计，为新时代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描绘了宏伟蓝图。

图为大运河历史河段分布示意图。国家文物局供图。

高质量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是民族的愿景、时代的呼唤和庄严的使命。《纲要》已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要抓住关键环节，高起点谋划、高质量推进，使大运河重现昔日的神韵并焕发出新的光彩。

图为大运河流经沧州市区。

1.

提高政治站位，把深入贯彻落实《纲要》作为改革发展重要任务。

2.

推进法治建设，抓紧完善立法和健全大运河保护法规体系。

3.

加强统筹协调，妥善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沿线地方区域之间的关系和《纲要》实施中总体要求与分类指导的关系。

讲好“运河故事”，加强相关学术研究，充分挖掘大运河文化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

组建国家大运河文化带研究和咨询机构，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统筹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文化带研究；重点开展对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建设等的专题研究；高校和科研部门要加大对相关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力度，各地要完善基层文保队伍建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构建区域互动合作机制，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等国际组织交流合作。

图为大运河流经杭州市区。

古老的大运河，在人水互动中承载着运输“兵”、“粮”“商品”、“能源”“水”的作用。前四个作用已经基本完成，第五个运水作用刚刚开始，随着人类发展进入日新月异的阶段，永远引领时代发展的聪明中国人、运河人会给大运河的发展、运用找到新的位置。

人类发展，人水互动是永恒的。大运河也将会永远发展发挥她的作用。

六叔爱写字

世界十大知名运河中，唯一冠以“大”而称之的，只有我国的京杭大运河。而一个“大”字，并不是单纯的距离最长，工程最大，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是文化之大。

在2014年6月22日的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与万里长城齐名的中国特有文化符号，一墙一河，皆为中华民族古人的智慧、勤劳象征，沉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在此，我们姑且不述大运河的开凿历史、沿岸景观……所涵盖的文化元素，只紧紧抓住大运河三字中间的一个“运”字，来表达对大运河文化内涵和价值的认知，因为它是真正的核心体现。

首先“运”是经济价值的支撑点。自春秋时期原始古运河的开凿至后来漕运的发达，无不关联着古人对其运输作用的期盼与依赖。战争也好，贸易也罢，在没有高铁，没有高速公路，沒有航空运输的年代，水运是高速与高效（载物量大）结合的最理想工具。

其次“运”是社会价值的综合体现。大运河沟通中国五大重要水系（长江、黄河、淮河、海河、钱塘江），形成了发达的交通网、灌溉网，为千百年来我国东部的发达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也为国家治理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第三，“运”是文化沉淀的集中聚焦。大运河两端的北京、杭州，都是古都名城，自不用说，其它沿线的诸多历史古地重镇，都与运河文化休戚相关，迄今也因经济、社会的发达而常被聚焦。无论从北段天津卫至南段苏州、湖州，还是聊城、扬州、宿州、淮安等等城市，你都可以随手捞出一把历史故事。时至今天，我们杭州在新年伊始之际，还把徒步运河两岸作为一项文化活动，名曰“走运”，寄托了对未来美好的憧憬。

以上简单阐述了对大运河文化内涵和价值的感知，正如大诗人李白赞运河所云：“古功利生人，天地同朽灭”，作为先人智慧的结晶与壮美景观的交叉点，我们不仅应传承、传播这一中华民族的骄傲，更应努力维护好其物质与文化的精华所在。

天高云淡17

大运河是指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97千米，公元前486年开始建造。春秋末期，吴国为北伐齐国争霸中原，在江苏扬州附近开凿了一条引长江水入淮的运河（称邗沟），以后在这基础上不断向北向南发展、延长，尤其经隋朝二次大规模的扩展和整治，基本上完成了今日京杭运河的规模。

大运河文化的内涵有历史、地理两方面的的容：

从历史方面讲，大运河的许多河段是利用原来的天然河流和湖泊，部分河段是人工开挖的，运河水流主要从沟通的天然河道中得到补给。到隋炀帝（杨广）时，据称隋炀帝为了到扬州看琼花，也为了南粮北运，开凿京淮段至长江以南的运河，全长2000多公里。到元朝时，元定都大都（今北京），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

从地理方面讲，大运河目前通航里程为1442千米，其中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杭州（浙江省杭州市），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河流。经过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和浙江等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千米，主要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山东、河南、江苏和浙江。

大运河文化的价值非常大。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是苏伊士运河的16倍。大运河和万里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闻名于全世界。大运河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活着的、流动的重要人类遗产。大运河显示了中国古代水利航运工程技术领域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大运河与长城同是中华民族文化地位身份的象征。

大运河是中国重要的一条南北水上干线。肩负着南北大量物资的运输交换，也有助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京杭大运河沿线是中国最富庶的农业区之一，经济很发达。京杭运河苏南、苏北全线畅通，为江苏及华东地区提供了一条南北水上快速交通大动脉。从而加强了南北交通和交流；加强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得到交融，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相融合。

土右钟海滨

所谓运河文化是指世界范围内的人工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大运河自开凿以来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运河流域社会历史的积淀物。

中国的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被列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和一大批水利专家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的伟大创造。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

我们的大运河最早开凿于春秋时期，经过隋朝的南北大运河，元朝的京杭大运河，和明清时期不停的疏通管理，形成了今天运河的格局。

可以说运河千年以来深深的影响了中国人。

首先虽然秦汉已经统一了中国，中国人血液里面流淌着大一统的血液。但是在南北运河开凿前，各王朝对江南的管理是不足的。而运河开凿成功后，中原王朝可以更好的控制管理江南，也让江南和中央一条心。

其次在没有运河之前，江南的财富根本不能大量给中央政府使用，一到中原和关中出现问题，中央政府就要饿肚子甚至垮台。运河的开通，是的江南的粮食，丝绸，钱银等等源源不断为中央输血。无论苏常熟，还是苏杭熟，或者湖广熟，都可以保证天下足。大唐因为运河才能在藩镇割据中保证中央的财力，而明清更是靠着运河保证统治的安稳。

第三运河养育了流域的各地人民。无论灌溉还是航运，运河都是沿岸百姓的母亲河。扬州因为运河盛极一时，杭州因为运河成为东南第一州，淮安因为运河成为交通枢纽等等。盐帮，漕丁，河工都靠着运河繁衍生息，今天杭州富义仓的遗址就是漕运发达的证明。哪怕到了现在，运河也是南水北调的东线通道，养育着更多的地方和人民。

可以说，大运河对中国人不仅仅是一条河。更是国家统一的象征，是经济富庶的表现，更是资源调配的手段。大运河也将这样继续养育中国人一代一代的繁衍，发展下去。

有一路看一路

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在空间上，纵贯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联结了五大水系。作为一条人工开凿的长河，全长近3200公里，开凿至今已有2500多年，是中国古代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其中一部分至今仍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中国大运河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大运河记录了中国历史文化写不尽的厚重、壮美和辉煌，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当前正在打造的大运河文化带有着很重要的历史和现实，加强保护传承利用，坚定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将为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重要支撑。

大运河时空跨度长，地域面积广，遗产类别多，文化价值高，历史与现实相互交融，蕴含着深厚的精神内涵，承载着丰富的时代价值。当前应该加强大运河所承载的丰厚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挖掘和阐释，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推动大运河文化与时代元素相结合，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将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大运河自古以来就是全国各民族各地区交融互动的关键纽带，也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前沿地带，对国内外文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中华民族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

打造大运河文化带，紧密结合国家重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统筹大运河相关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推进文化旅游和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以文化为引领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地社会和谐繁荣，将为新时代区域创新融合协调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月盈红袖

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

光明日报

2018-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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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 新华社发

大运河开挖、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因此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运河的“运”字本意为运输，但在社会体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大运河内涵、价值的追问，探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路径，或应首先从其脉络源头与历史进程的文化意义谈起。

“大运河”名称的历史变化

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从典籍记载来看，早期运河多称沟或渠，如邗沟、灵渠等，天然河道则称水，如黄河就被称为“河水”。尽管运河历史悠久，滥觞于灵渠、邗沟，甚或更早，但运河名称的产生以及“专称”的确定却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汉代“漕渠”名称出现，特指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的西起长安、东通黄河的水利工程。《说文》解释曰：“漕，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记：“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据南宋《淳祐临安志》载：“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司前，……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一由西北过德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相反“运粮河”一词在北方区域多用来指称漕运河流。明代正史文献虽亦称运河，但《明史》仍称运河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輓，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总名曰漕河。”明代其他专书、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图志》《万历兖州府志·漕河》等。事实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且将运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后者则直接称运河：“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

清代水利学家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说：“运道有迹可循，而通变则本乎时势。”运河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运道及其背后时势发展变化的趋势，从渠、沟到漕渠、漕河，再到运河、运粮河、大运河，大运河名称经历了由区域到跨区域、由专称到统称再到专称、由“漕”到“运”或“漕”“运”兼称的不同阶段。首先，漕运是运河的基本功能，以“漕”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称无疑都突出了这种功能，同时，“运河”一词也并未脱离漕运的主旨，而是以“运”字突出了“漕”的状态。其次，漕河、运河等名称都经历了从地方专称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专称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运河附属功能逐渐增加和社会交流日渐频繁的过程。“运河”一词在宋代出现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时期，运河在保留漕运功能的同时，贸易交流的职能进一步加强，正如陆游所言，运河“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这种“利”一方面是漕粮运输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业运输以及对外贸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浙西运河是其经济命脉，浙东运河还主要承担了对外贸易的功能。最后，运河名称的变化不仅体现了历时性变化的过程，而且区域差异亦可见一斑。宋代以运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于江南地区，辽金元时期，运粮河的名称则多出现在北方，这或许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实践在语言上的反映。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致使山东境内河道废弃，南北航运中断。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河运漕粮停止，运河的漕运功能结束。不过，在经济崛起和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背景之下，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象征载体的整体性与延续性价值凸显，在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三段运河及其影响下的区域被视为一个具有实际和文化象征功能的整体性的运河带。所谓“运河带”，是指因大运河流经而形成的空间上的带状区域；而“大运河文化带”，则是指置于运河带状区域之上、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由民众创造、遵循、延续的制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总和。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严重的区域差异，而缺乏实际意义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由于运河具有强烈的历史、地域的整合、沟通功能，因此，“文化带”又是一个符号意义上的线性共同体。

大运河文化的内涵

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乃至信仰等。运河文化的内涵也是如此，但同时又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内涵，人工开挖是其区别于其他河道的水利属性；国家制度是其作为文化的一种战略高度；连接南北是其社会属性。从这三种属性中，可以看出运河文化的内涵包括了技术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三大类。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运河文化，即运河的文物特性。相对于长江、黄河等河流，运河人工开挖的特点决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辩证地看，这关系中既蕴含着人定胜天的积极态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时势的理性，是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一永恒矛盾的权衡。当这两种思想共同反映在运河河道开挖、疏通、改变及维护的层面上，就形成一种技术层面的文化，可以分为水运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统、整治系统、防灾系统等。其中节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闸坝工程等专门性工程是工程技术的核心。这些完备且颇具技术含量的工程浓缩了历代官员、水利专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与智慧，使得中国古代的运河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运制度，即漕运及运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为曾说：“漕运之制，为中国大制。”（《康有为政论集》）这一“大制”，跨越多个朝代，形成了稳定的运河制度文化。运河所蕴含的制度文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运河河道和漕运管理都属于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机构组织、法律规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执政者政治管理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其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义，亦反映了传统制度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特质。二是战略文化。从历史长时段来看，运河线路的延长以及从人字形到南北贯通的一字型的改变，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国南北的距离，更从国家战略格局上促进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格局的改变，解决了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

最后，社会文化，大运河区域的社会文化是由运河及其所流经区域民众所创造、遵循、延续的文化，它是在运河开凿和通航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一个以时空辐射为演变特征的跨区域、综合性的文化系统。与其他文化相比，运河社会文化有着显著的“运河”特征和开放、沟通、区域的特性。事实上，运河社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因划分标准不同，而形成了多种文化类型，因此其内涵似难以界定。但总体来看，关于运河社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一方面应强调“运河性”文化的拼盘或多学科组合，如它涉及商贸文化、建筑文化、曲艺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多种门类；另一方面，还应看到运河历史文化是一个整体，从“人”的视角出发，运河文化并非所有的事实和现象，而是人们的行为，以及影响人的行为要素的整体联系的因素。所以，运河社会文化是运河区域民众所创造的文化本身与文化形成过程的结合。

大运河文化的价值与功能

大运河在古代王朝的时间序列和区域、跨区域的空间里实现了功能的价值性延续，对其进行意义追寻，既是文化遗产层面、知识系统层面、民族精神等层面的传承与发展的需求，也是文化传播及战略布局的需求。运河的价值与功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作为文化载体的运河。大运河具有物化和符号化的不同意义，承载了“水利—物质”“国家—社会”“精神—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运河载体，既指实际的运河河道及其附属工程、建筑，也是指人们观念中的大运河，即作为“事物”的大运河在人们观念中所构建起来并清晰存在的形象。大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是指其对文化的聚合、传播、催生的作用。运河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较快地渗入大众生活中，区域间文化的融合性极强，各种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并通过相互接触、交流进而相互分拆、合并，在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载体的“运河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与运河相关的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的统合体。

2.作为文化联结纽带的运河。大运河带是标签性的“线性共同体”，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区域、跨区域特性，该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区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区域，以及燕赵、齐鲁、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连接南北，并进而通过其他东西之河道及交通枢纽相互联结，形成了经济、文化传播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运河与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地域的线性框架性格局。同时，大运河分别在宁波和洛阳与丝绸之路交汇，是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的连接线，将草原、沙漠、丝绸之路联系成一个环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通道。所以，运河文化本身的历时演变与附着其上的文化脉络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沟通古今且连接世界。

3.作为生活方式的运河。“运河”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大运河开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活磁场，不仅漕运群体、商人组织、河工人群等因运河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运河流经区域社会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人们不一样的风俗观念。生活方式不会随运河断流而快速消逝，也不会在时代变迁中永远固守，真实而生动地存续于生活场景和基本生活情态中的运河，是最有价值和活力的，它们在日常生活的劳作、交往、消费、娱乐、礼仪等层面得到传承。因此，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旨在唤醒、传承集体记忆，让作为遗产的“物”化运河与作为主体的“人”的边界逐步消失，在断流河道，通过物化的运河遗产构建持续的文化传承；在依旧畅通的河段，让运河所浸润的、人们已经过惯了的生活安静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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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开挖、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因此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运河的“运”字本意为运输，但在社会体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大运河内涵、价值的追问，探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路径，或应首先从其脉络源头与历史进程的文化意义谈起。

“大运河”名称的历史变化

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从典籍记载来看，早期运河多称沟或渠，如邗沟、灵渠等，天然河道则称水，如黄河就被称为“河水”。尽管运河历史悠久，滥觞于灵渠、邗沟，甚或更早，但运河名称的产生以及“专称”的确定却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汉代“漕渠”名称出现，特指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的西起长安、东通黄河的水利工程。《说文》解释曰：“漕，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记：“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据南宋《淳祐临安志》载：“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司前，……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一由西北过德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相反“运粮河”一词在北方区域多用来指称漕运河流。明代正史文献虽亦称运河，但《明史》仍称运河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輓，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总名曰漕河。”明代其他专书、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图志》《万历兖州府志•漕河》等。事实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且将运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后者则直接称运河：“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

清代水利学家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说：“运道有迹可循，而通变则本乎时势。”运河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运道及其背后时势发展变化的趋势，从渠、沟到漕渠、漕河，再到运河、运粮河、大运河，大运河名称经历了由区域到跨区域、由专称到统称再到专称、由“漕”到“运”或“漕”“运”兼称的不同阶段。首先，漕运是运河的基本功能，以“漕”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称无疑都突出了这种功能，同时，“运河”一词也并未脱离漕运的主旨，而是以“运”字突出了“漕”的状态。其次，漕河、运河等名称都经历了从地方专称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专称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运河附属功能逐渐增加和社会交流日渐频繁的过程。“运河”一词在宋代出现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时期，运河在保留漕运功能的同时，贸易交流的职能进一步加强，正如陆游所言，运河“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这种“利”一方面是漕粮运输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业运输以及对外贸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浙西运河是其经济命脉，浙东运河还主要承担了对外贸易的功能。最后，运河名称的变化不仅体现了历时性变化的过程，而且区域差异亦可见一斑。宋代以运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于江南地区，辽金元时期，运粮河的名称则多出现在北方，这或许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实践在语言上的反映。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致使山东境内河道废弃，南北航运中断。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河运漕粮停止，运河的漕运功能结束。不过，在经济崛起和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背景之下，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象征载体的整体性与延续性价值凸显，在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三段运河及其影响下的区域被视为一个具有实际和文化象征功能的整体性的运河带。所谓“运河带”，是指因大运河流经而形成的空间上的带状区域;而“大运河文化带”，则是指置于运河带状区域之上、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由民众创造、遵循、延续的制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总和。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严重的区域差异，而缺乏实际意义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由于运河具有强烈的历史、地域的整合、沟通功能，因此，“文化带”又是一个符号意义上的线性共同体。

大运河文化的内涵

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乃至信仰等。运河文化的内涵也是如此，但同时又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内涵，人工开挖是其区别于其他河道的水利属性;国家制度是其作为文化的一种战略高度;连接南北是其社会属性。从这三种属性中，可以看出运河文化的内涵包括了技术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三大类。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运河文化，即运河的文物特性。相对于长江、黄河等河流，运河人工开挖的特点决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辩证地看，这关系中既蕴含着人定胜天的积极态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时势的理性，是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一永恒矛盾的权衡。当这两种思想共同反映在运河河道开挖、疏通、改变及维护的层面上，就形成一种技术层面的文化，可以分为水运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统、整治系统、防灾系统等。其中节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闸坝工程等专门性工程是工程技术的核心。这些完备且颇具技术含量的工程浓缩了历代官员、水利专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与智慧，使得中国古代的运河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运制度，即漕运及运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为曾说：“漕运之制，为中国大制。”(《康有为政论集》)这一“大制”，跨越多个朝代，形成了稳定的运河制度文化。运河所蕴含的制度文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运河河道和漕运管理都属于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机构组织、法律规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执政者政治管理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其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义，亦反映了传统制度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特质。二是战略文化。从历史长时段来看，运河线路的延长以及从人字形到南北贯通的一字型的改变，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国南北的距离，更从国家战略格局上促进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格局的改变，解决了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

最后，社会文化，大运河区域的社会文化是由运河及其所流经区域民众所创造、遵循、延续的文化，它是在运河开凿和通航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一个以时空辐射为演变特征的跨区域、综合性的文化系统。与其他文化相比，运河社会文化有着显著的“运河”特征和开放、沟通、区域的特性。事实上，运河社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因划分标准不同，而形成了多种文化类型，因此其内涵似难以界定。但总体来看，关于运河社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一方面应强调“运河性”文化的拼盘或多学科组合，如它涉及商贸文化、建筑文化、曲艺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多种门类;另一方面，还应看到运河历史文化是一个整体，从“人”的视角出发，运河文化并非所有的事实和现象，而是人们的行为，以及影响人的行为要素的整体联系的因素。所以，运河社会文化是运河区域民众所创造的文化本身与文化形成过程的结合。

大运河文化的价值与功能

大运河在古代王朝的时间序列和区域、跨区域的空间里实现了功能的价值性延续，对其进行意义追寻，既是文化遗产层面、知识系统层面、民族精神等层面的传承与发展的需求，也是文化传播及战略布局的需求。运河的价值与功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作为文化载体的运河。大运河具有物化和符号化的不同意义，承载了“水利—物质”“国家—社会”“精神—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运河载体，既指实际的运河河道及其附属工程、建筑，也是指人们观念中的大运河，即作为“事物”的大运河在人们观念中所构建起来并清晰存在的形象。大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是指其对文化的聚合、传播、催生的作用。运河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较快地渗入大众生活中，区域间文化的融合性极强，各种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并通过相互接触、交流进而相互分拆、合并，在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载体的“运河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与运河相关的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的统合体。

2.作为文化联结纽带的运河。大运河带是标签性的“线性共同体”，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区域、跨区域特性，该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区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区域，以及燕赵、齐鲁、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连接南北，并进而通过其他东西之河道及交通枢纽相互联结，形成了经济、文化传播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运河与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地域的线性框架性格局。同时，大运河分别在宁波和洛阳与丝绸之路交汇，是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的连接线，将草原、沙漠、丝绸之路联系成一个环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通道。所以，运河文化本身的历时演变与附着其上的文化脉络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沟通古今且连接世界。

3.作为生活方式的运河。“运河”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大运河开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活磁场，不仅漕运群体、商人组织、河工人群等因运河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运河流经区域社会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人们不一样的风俗观念。生活方式不会随运河断流而快速消逝，也不会在时代变迁中永远固守，真实而生动地存续于生活场景和基本生活情态中的运河，是最有价值和活力的，它们在日常生活的劳作、交往、消费、娱乐、礼仪等层面得到传承。因此，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旨在唤醒、传承集体记忆，让作为遗产的“物”化运河与作为主体的“人”的边界逐步消失，在断流河道，通过物化的运河遗产构建持续的文化传承;在依旧畅通的河段，让运河所浸润的、人们已经过惯了的生活安静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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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开挖、畅通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因此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运河的“运”字本意为运输，但在社会体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进行大运河内涵、价值的追问，探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路径，或应首先从其脉络源头与历史进程的文化意义谈起。

“大运河”名称的历史变化

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从典籍记载来看，早期运河多称沟或渠，如邗沟、灵渠等，天然河道则称水，如黄河就被称为“河水”。尽管运河历史悠久，滥觞于灵渠、邗沟，甚或更早，但运河名称的产生以及“专称”的确定却是中古以后的事情。汉代“漕渠”名称出现，特指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的西起长安、东通黄河的水利工程。《说文》解释曰：“漕，水转谷也。”即通过水路转运粮食。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如唐杜佑《通典》记：“天宝二年，左常侍兼陕州刺史韦坚开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华阴入渭，引永丰仓及三门仓米以给京师，名曰‘广运潭’。”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据南宋《淳祐临安志》载：“下塘河，南自天宗水门接盐桥运河，余杭水门，二水合于北郭税务司前，……一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入大运河，至长安闸入秀州，曰运河，一由西北过德胜桥上北城堰过江涨桥、喻家桥、北新桥以北入安吉州界，曰下塘河。”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相反“运粮河”一词在北方区域多用来指称漕运河流。明代正史文献虽亦称运河，但《明史》仍称运河为“漕河”：“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輓，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逮会通河开，海陆并罢。南极江口，北尽大通桥，运道三千余里。……总名曰漕河。”明代其他专书、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图志》《万历兖州府志•漕河》等。事实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且将运河每一段河道都加上漕字，使之有“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之别”;后者则直接称运河：“运河自京师历直沽、山东，下达扬子江口，南北二千余里，又自京口抵杭州，首尾八百余里，通谓之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

清代水利学家傅泽洪在《行水金鉴》中说：“运道有迹可循，而通变则本乎时势。”运河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运道及其背后时势发展变化的趋势，从渠、沟到漕渠、漕河，再到运河、运粮河、大运河，大运河名称经历了由区域到跨区域、由专称到统称再到专称、由“漕”到“运”或“漕”“运”兼称的不同阶段。首先，漕运是运河的基本功能，以“漕”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称无疑都突出了这种功能，同时，“运河”一词也并未脱离漕运的主旨，而是以“运”字突出了“漕”的状态。其次，漕河、运河等名称都经历了从地方专称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专称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运河附属功能逐渐增加和社会交流日渐频繁的过程。“运河”一词在宋代出现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时期，运河在保留漕运功能的同时，贸易交流的职能进一步加强，正如陆游所言，运河“假手隋氏而为吾宋之利”，这种“利”一方面是漕粮运输的便利，更主要的是商业运输以及对外贸易之利，尤其是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浙西运河是其经济命脉，浙东运河还主要承担了对外贸易的功能。最后，运河名称的变化不仅体现了历时性变化的过程，而且区域差异亦可见一斑。宋代以运河命名的河流多集中于江南地区，辽金元时期，运粮河的名称则多出现在北方，这或许正是不同的文化及其实践在语言上的反映。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徙后改由山东入海，致使山东境内河道废弃，南北航运中断。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河运漕粮停止，运河的漕运功能结束。不过，在经济崛起和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背景之下，大运河作为中华文明象征载体的整体性与延续性价值凸显，在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三段运河及其影响下的区域被视为一个具有实际和文化象征功能的整体性的运河带。所谓“运河带”，是指因大运河流经而形成的空间上的带状区域;而“大运河文化带”，则是指置于运河带状区域之上、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由民众创造、遵循、延续的制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总和。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它因存在严重的区域差异，而缺乏实际意义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但由于运河具有强烈的历史、地域的整合、沟通功能，因此，“文化带”又是一个符号意义上的线性共同体。

大运河文化的内涵

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文学艺术、价值观念乃至信仰等。运河文化的内涵也是如此，但同时又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殊内涵，人工开挖是其区别于其他河道的水利属性;国家制度是其作为文化的一种战略高度;连接南北是其社会属性。从这三种属性中，可以看出运河文化的内涵包括了技术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三大类。

首先是技术层面的运河文化，即运河的文物特性。相对于长江、黄河等河流，运河人工开挖的特点决定了其首先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辩证地看，这关系中既蕴含着人定胜天的积极态度，也有相地而流、本乎时势的理性，是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一永恒矛盾的权衡。当这两种思想共同反映在运河河道开挖、疏通、改变及维护的层面上，就形成一种技术层面的文化，可以分为水运工程、引水工程、蓄水系统、整治系统、防灾系统等。其中节制工程、穿越工程、跨江河工程、闸坝工程等专门性工程是工程技术的核心。这些完备且颇具技术含量的工程浓缩了历代官员、水利专家以及大量百姓的心血与智慧，使得中国古代的运河技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

其次，漕运制度，即漕运及运河治理所反映的制度文化。康有为曾说：“漕运之制，为中国大制。”(《康有为政论集》)这一“大制”，跨越多个朝代，形成了稳定的运河制度文化。运河所蕴含的制度文化包含两个层面，一是行政管理文化。运河河道和漕运管理都属于国家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机构组织、法律规制、人事安排等一系列河漕制度，是各朝各代执政者政治管理经验的总结与提炼，其完备性、周密性和成熟性以及整合的意义，亦反映了传统制度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特质。二是战略文化。从历史长时段来看，运河线路的延长以及从人字形到南北贯通的一字型的改变，不仅从空间上拉近了中国南北的距离，更从国家战略格局上促进了传统经济格局和政治地缘格局的改变，解决了集权政治的稳定性、区域地方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保证了国家统一和安全。

最后，社会文化，大运河区域的社会文化是由运河及其所流经区域民众所创造、遵循、延续的文化，它是在运河开凿和通航过程中，长期积淀形成的全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是一个以时空辐射为演变特征的跨区域、综合性的文化系统。与其他文化相比，运河社会文化有着显著的“运河”特征和开放、沟通、区域的特性。事实上，运河社会文化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因划分标准不同，而形成了多种文化类型，因此其内涵似难以界定。但总体来看，关于运河社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一方面应强调“运河性”文化的拼盘或多学科组合，如它涉及商贸文化、建筑文化、曲艺文化、饮食文化、信仰文化和民俗风情等多种门类;另一方面，还应看到运河历史文化是一个整体，从“人”的视角出发，运河文化并非所有的事实和现象，而是人们的行为，以及影响人的行为要素的整体联系的因素。所以，运河社会文化是运河区域民众所创造的文化本身与文化形成过程的结合。

大运河文化的价值与功能

大运河在古代王朝的时间序列和区域、跨区域的空间里实现了功能的价值性延续，对其进行意义追寻，既是文化遗产层面、知识系统层面、民族精神等层面的传承与发展的需求，也是文化传播及战略布局的需求。运河的价值与功能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作为文化载体的运河。大运河具有物化和符号化的不同意义，承载了“水利—物质”“国家—社会”“精神—行为”三个层面的内容。运河载体，既指实际的运河河道及其附属工程、建筑，也是指人们观念中的大运河，即作为“事物”的大运河在人们观念中所构建起来并清晰存在的形象。大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是指其对文化的聚合、传播、催生的作用。运河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使得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较快地渗入大众生活中，区域间文化的融合性极强，各种文化相互吸收、融合、涵化，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并通过相互接触、交流进而相互分拆、合并，在共性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新文化。运河载体功能的发挥，就是不同文化相互吸收、交融、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载体的“运河带”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而是一个与运河相关的包含经济、政治、思想、意识等层面交互作用的统合体。

2.作为文化联结纽带的运河。大运河带是标签性的“线性共同体”，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区域、跨区域特性，该区域包括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等行政区域，也跨越了江南、江北自然区域，以及燕赵、齐鲁、中原、江南等不同文化圈。它连接南北，并进而通过其他东西之河道及交通枢纽相互联结，形成了经济、文化传播的网络。在这个意义上，运河与其他自然河流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国地域的线性框架性格局。同时，大运河分别在宁波和洛阳与丝绸之路交汇，是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的连接线，将草原、沙漠、丝绸之路联系成一个环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通道。所以，运河文化本身的历时演变与附着其上的文化脉络编织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网络，沟通古今且连接世界。

3.作为生活方式的运河。“运河”是一种文化符号，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大运河开挖、通航所形成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生活磁场，不仅漕运群体、商人组织、河工人群等因运河形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而且也造就了运河流经区域社会人群特殊的生存、生活方式，并由此形成了人们不一样的风俗观念。生活方式不会随运河断流而快速消逝，也不会在时代变迁中永远固守，真实而生动地存续于生活场景和基本生活情态中的运河，是最有价值和活力的，它们在日常生活的劳作、交往、消费、娱乐、礼仪等层面得到传承。因此，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旨在唤醒、传承集体记忆，让作为遗产的“物”化运河与作为主体的“人”的边界逐步消失，在断流河道，通过物化的运河遗产构建持续的文化传承;在依旧畅通的河段，让运河所浸润的、人们已经过惯了的生活安静延续。

關鍵字: 文化 京杭大运河 大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