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王李秀成被俘後，在囚籠中寫下數萬字供詞。圍繞其供詞中的內容，學術界在1949年後就李秀成偽降還是變節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甚至一度從單純的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並且至今未有定論，成為太平天國史研究中最大的一樁懸案。筆者幾年前曾就此問題寫過一篇短文，但由於受到篇幅限制，未能展開論述。茲不揣淺陋，再度就此略陳管見。
一
李秀成是廣西藤縣大黎鄉人，家境貧寒，兒時隨舅父讀過3年書，10歲開始種山幫工，以燒炭為業。1851年9月，西王蕭朝貴率部路過大黎，時年29歲的李秀成應徵入伍，隨後參加了攻打永安的戰鬥，隸屬石達開部。在此後的戎馬生涯中，李秀成因戰功顯赫而不斷升遷，從士兵直至躋身統帥層，37歲時被封為忠王，成為太平天國後期一員威震四方的名將，在軍中的地位僅次於英王陳玉成。
1864年初春，湘軍正式合圍天京，封鎖了所有糧道，並在城外開挖多處隧道，試圖穴地攻城。李秀成指揮太平軍以構築月城和橫挖暗壕的方法相拒，戰況異常慘烈。6月1日，洪秀全病逝，終年51歲。7月19日午後，湘軍攻破天京。李秀成火速趕到天朝宮殿護駕。他改騎一匹劣馬，將自己的戰馬讓給幼天王，於當夜率千餘名將士打扮成清軍，藉著夜色的掩護，護衛幼天王從太平門缺口處突圍。李秀成舍死領頭衝鋒，在衝到城外後與大隊人馬走散。天明時分，人困馬乏的忠王潛抵城郊方山一破廟中暫避，結果因隨身所帶財物而暴露身份，於23日被兩個鄉民縛送清營。
為了洩恨，曾國荃隨即下令對李秀成施以酷刑，用刀錐割其臀股，一時血流如注。李秀成“殊不動”，泰然自若。3天后，清軍制成一個大木籠，將李秀成囚禁其中。8月7日傍晚，李秀成被曾國藩處死，時年42歲。在臨刑前，李秀成毫無戚容，談笑自若，並寫有10句絕命詞，“敘其盡忠之意”。
李秀成從被俘到被殺，前後僅有16天。在此期間，他曾歷時9天，在囚籠中親筆寫下數萬字供詞，雖然文理欠通，但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詳細敘述了太平天國的興亡始末。與在此前後的表現判若兩人的是，李秀成在供詞中明顯流露出乞降求撫之意。他對曾國藩和清王朝大加諛頌，謂“久悉中堂（指曾國藩，引者按）恩深量廣，切救世人之心，玉駕出臨瑤”，“久知中堂有仁愛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表示“我見老中堂大義恩深，實大鴻才，心悔莫及”，自嘆“一身［生］屈錯，未遇明良”；並將天京淪陷喻作“我主無謀，清朝有福”，認為“曾家亦有厚福，而輔清朝得此城而威揚天下，實中堂之謀，九帥（指曾國荃，引者按）之才謀算，將相用命而成全功也”；聲稱“今天國已亡，實大清皇上之福德，萬幸之至”云云。他還提出“收齊章程”，自願以“罪將”之身，出面代為招降太平軍餘部，從而“盡義對大清皇上，以酎舊日有罪愚民”，“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
李秀成此舉的動機和原因究竟是什麼？這一歷史之謎引起史家的極大關注。以此為焦點，圍繞李秀成的評價問題，學術界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
根據其供詞來評價李秀成，首先必然會涉及這份文獻的真偽問題。當年曾國藩在處死李秀成後，隨即與幕僚趙烈文對忠王親供反覆審核、刪改甚至部分撕毀，並加以分段。不久，曾國藩以“各處索閱逆供者多”為由，將處理過的忠王親供在安慶刊刻，印成《李秀成供》一冊，分送軍機處備查和各地方大吏閱讀，計27818字，即世傳“九如堂本”。至於李秀成親供手跡，曾國藩卻諱莫如深，一直秘不示人，從而留下許多懸念。
1944年，廣西通志館秘書呂集義在湘鄉曾國藩故宅獲見這一秘本，便據九如堂本與之對勘，補抄被曾國藩刪除的5 600餘字（仍脫漏大約2 880字），並攝影16頁。羅爾綱從1931年起開始註釋李秀成供詞，此時便改以呂氏補抄本和照片四幀作為底本作注。1951年，羅氏《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一書由開明書店出版，很快一版再版，轟動一時。1956年，年子敏、束世澄撰文提出質疑，認為從內容來考察，李秀成不應向曾國藩乞降；筆跡上經法醫鑑定，《自傳原稿》與《李秀成諭李昭壽書》的筆跡相異，據此斷言李秀成“自述”系曾國藩偽造，並非出自李秀成親筆。學術界就此展開了爭論。羅爾綱根據“書家八法”理論，將上述兩件文書中的筆跡逐一拆開來比較，闡明瞭筆跡鑑定的有效性與限制性，判定這兩件手跡表面相異但實際相同，進而斷言李秀成“自述”確係真跡。1957年，根據呂集義當年拍攝的所有原稿照片，羅爾綱再次調整版本，由中華書局推出《箋證》一書的增訂本。1962年，曾國藩的曾孫曾約農將秘藏的李秀成筆供原稿交臺北世界書局影印出版，題簽《李秀成親供手跡》。《手跡》的篇幅比當年的安慶刻本多出9 000餘字，並且清晰地保留著曾國藩等人用硃筆、墨筆進行刪改的痕跡。《手跡》的公佈進一步印證了羅爾綱的結論，同時也宣告世傳的20餘種忠王供詞版本從此作廢。羅爾綱便第三次調整底本，
198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一書。此時，仍有學者對李秀成供詞手跡的真實性提出質疑，推斷臺北影印出版的手稿並不是李秀成的真跡，而是曾國藩在刪改忠王真跡後找人謄錄的抄件。羅先生從其筆跡、內容等方面詳作考證，指出這份文獻雖不完整，有被曾國藩撕毀、刪改和偽飾的地方，但確係出自李秀成手筆。這一結論最終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近20年來，隨著太平天國史研究日趨冷落，有關李秀成評價問題的討論逐漸歸於沉寂，但學術界在此問題上的看法並沒有取得一致。那麼，究竟應當如何評價李秀成被俘後的“變節”問題呢？
二
作為國內太平天國史研究的一代宗師和學術帶頭人，羅爾綱先生所取得的學術成就為世人所景仰，《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便堪稱當代考證學的經典之作，但就李秀成“偽降”說而論，似乎並不足以令人信服。羅先生列舉了李秀成供詞中的12處疑竇，諸如“假造與天王不和”“遮掩天王對他的重任”等，將其中的乞降求撫之語一概解釋成“偽飾的話”，堅持認為李秀成“是一個百折不撓的革命者”，“有堅定的革命立場與強烈的革命感情”。這種推斷不免有以偏概全、曲意為尊者諱之嫌。
後期，以血緣和利益關係為紐帶，李秀成等異姓諸王與王長次兄等洪氏宗室成員逐漸成為朝中分庭抗禮的兩大派系。在經歷天京事變這場噩夢之後，心有餘悸的洪秀全對異姓大臣猜忌甚深，傾向於重用自己的兄弟子侄。在天曆辛酉十一年四五月間天王頒發的幾道詔旨中，在受詔人名次的排列順序上，洪氏宗室成員均赫然排在英王、忠王等異姓諸王之前，其親疏厚薄一目瞭然。然而，洪氏親屬儘管地位顯赫，但並無一人掌握兵權和地盤，而這些正是李秀成等人與前者抗衡的資本。洪秀全一心想營建自己的家天下，始終對異姓諸王抱有戒心，但他同時卻又不得不在軍事上借重後者，這是他無法迴避的一個矛盾。無奈之下，洪秀全只好在兩者之間尋找平衡。但是，洪秀全性情暴烈而又固執，本不擅長協調人際關係。這使得他在處理朝內紛爭時往往過於偏執和意氣用事。這種用人思路上的搖擺不定既引發了異姓大臣的離心傾向和牴觸情緒，同時又激化了異姓大臣與洪氏宗親之間的矛盾，加之洪秀全在後期一味沉溺於宗教，無心親理朝政，遂使這一局面更加失控。忠王對洪氏宗親很不服氣。他在供詞中直斥王長次兄是“佞臣”，列數其鬻官納賄、搜刮民財、玩弄權術等種種劣跡。他還憤憤不平地說，天王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王長次兄，第三重用幹王，第四重用其駙馬，第五重用英王，第六才輪到他李秀成。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時，洪氏宗室與異姓諸王之間的明爭暗鬥鬧得沸沸揚揚，就連清方也有所耳聞。在同治元年九月廿三日的一份奏摺中，左宗棠就此寫道：“查賊中偽王可數者共三十餘，惟偽忠王李秀成、偽章王林紹璋與李侍［世］賢尚稱投合，餘則彼此猜疑，勢不相下；金陵逆首洪秀全之兄偽勇王洪仁達尤為各賊所恨。似從前楊、韋兩逆互相吞噬之事，不久必將復見。”李秀成在供詞中檢討太平天國敗亡的原因時，反覆抱怨天王“不信外臣”“不問政事”“不用賢才”“立政無章”，認為“我主用人不專，信人之不實，讒佞張揚，明賢偃避，豪傑不登，故有今之敗”，雖言語偏激，但確係有感而發。總之，忠王與天王不和是不爭的事實，斑斑可考，並非出自前者的“假造”。
平心而論，李秀成也有自己的過失，諸如專注於經略蘇杭，對天京上游的安危較為淡漠，缺乏全局意識；在朝內黨爭中多少有些意氣用事；對懷有貳心的部將和親友過於寬恕，甚至不惜犧牲大局來體現自己的所謂仁義，等等。但瑕不掩瑜，李秀成畢竟是太平天國後期的支柱之一，戰功卓著。他體恤民情，減租薄賦，保護工商業，在蘇南民間口碑較好。當大局糜爛之際，李秀成更是疲於奔命，所部幾乎成了救火隊。然而，他卻不時受到天王的猜忌和洪姓大臣的掣肘。為了獲准回救蘇杭，李秀成被迫將包括自己老母在內的家眷留在京城作為人質，並且捐助餉銀十萬兩，便是一例。他所受的委屈是顯而易見的。儘管如此，李秀成依舊對天王忠心耿耿，忍辱負重，苦撐殘局，乃至在京城淪陷後捨身救護幼天王，用他自己的話說，“盡心而救天王這點骨血，是盡我愚忠而為”。因此，在國破家亡、身陷囹圄之後，李秀成痛定思痛，如骨鯁在喉，難免會在供詞中倒苦水、發牢騷，其文字也難免會有些情緒化。這是情理之中的事，是李秀成真實心態的一種流露。認為李秀成始終忍辱負重，毫無怨言，即使兵敗被俘之後，仍然使出假投降的計謀與清方進行周旋，以圖恢復太平天國，這種假設明顯帶有個人的主觀美好願望在裡面。認為忠王不會寫出喪失革命氣節的“自述”，進而斷言這份文獻是曾國藩偽造，也是出於類似的心理。
“偽降”說惟一的直接依據是曾家流傳的“李秀成勸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這一口碑。然而，口碑倘若沒有文獻資料作為佐證，便成了孤證，其可信度也就大打折扣。現存的忠王供詞原稿是一殘本，結尾部分作“今我國末，亦是先天之定數，下民應劫難，如其此劫，何生天王而亂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我亦不知我前世之來歷，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為此事而獨我為，實我不知（原文衍一‘知’字，引者按）也。如知”，就此戛然而止，卷末顯然已被曾國藩撕毀。著名學者陳寅恪當年曾經推測，曾國藩不肯將原稿公佈，必有不可告人之隱。那麼，被撕毀的部分究竟包含哪些內容呢？這已是一個永遠也無法破解的歷史之謎了。不過，至少在殘本忠王供詞原稿中，絲毫看不到任何挑動曾國藩反清的痕跡，相反，“大清”“大清皇上”之類的稱謂倒並不少見。退一步說，即使口碑屬實，也只能說明李秀成有心投效曾國藩，而不能據此斷言李秀成這麼做僅是一種手段，伺機恢復太平天國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將幹王洪仁玕被俘後的表現與忠王李秀成作一對比，對我們思考這一問題不無啟發。在先後被俘的太平天國諸王中，洪仁玕是惟一一位從滿漢仇讎角度為太平天國敗亡浩嘆不已的人。從被俘那一刻起，他就已經抱定殺身成仁的信念，決意效法文天祥。在獄中所寫的絕命詩中，洪仁玕強調“春秋大義別華夷”，為“志在攘夷願未酬”而抱恨終天。相比之下，李秀成從被俘直至被殺，始終沒有在任何場合流露過華夷（漢滿）有別之類的思想，可見所謂忠王效仿姜維偽降、意在挑動曾國藩反清的說法值得重新認識。此外，洪仁玕在就義前曾從江西巡撫沈葆楨處讀到《李秀成供》，並就其相關段落籤附反駁意見，是太平天國內部惟一一位讀過《李秀成供》並對之加以評述的人。他在籤駁時反覆數落李秀成“變更不一”“己多更張”“變遷不常”“變遷不一”，並提到蘇州叛將向李鴻章獻城一事，認為“即忠王亦几几不免”。這實際上是洪仁玕對李秀成變節行為一種含蓄的譴責。
當然，李秀成之所以在供詞中寫下有辱其“忠王”封號的言辭，並非單純出於對天王和洪氏宗親的怨艾心理。李秀成在被俘後所產生的心理變化以及曾國藩對他的誘騙，都在這一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這些均是我們在研究時所不應忽視的細節。
在被俘之後，李秀成最大的心理變化是對太平天國的前景感到徹底絕望。在親筆供詞中，包括在與曾國藩機要幕僚趙烈文的對話中，李秀成都流露出一種強烈的宿命意識。在被俘當晚與趙烈文進行的長談中，李秀成將1861年錯失解救安慶的良機解釋為“天意”，並根據天上的星象，預言洋人在十餘年後必成大患。趙烈文詢問星名度數，李秀成便搬出民間的星宿八卦之說作了一通解釋。在親筆供詞中，類似的文字更是屢見不鮮。例如，他將當初太平天國的興起解釋為“此是天機，昇平日久，應出此人（指天王，引者按），集傳許多亂星下降”，將戰場上的失利歸結為“於今氣數已滿，謀而不中”，將太平天國最終的敗亡解釋為“五百年之大數轉限數難逃”，“數盡國崩”。在談到幼天王的下落時，他推斷後者出城後凶多吉少，“十六歲幼童，自幼至長，並未奇［騎］過馬，又未受過驚慌，九帥四方兵追，定言［然］被殺矣”。在再三批評天王“一味靠天”“言天說地”的同時，李秀成自己的宿命思想卻急劇膨脹。這一矛盾現象恰好說明，此時的李秀成心如死灰，已對太平天國徹底感到絕望，斷無伺機復國的念頭。
李秀成身經百戰，九死一生，斷然不會怕死。但在被俘之後，他卻多少顯得有些貪生。這也不難理解，他曾經叱吒風雲威震四方，如今卻束手就擒，生死僅在旦夕之間。這使他感到心有不甘，求生的慾望也陡然變得強烈起來。在上報清廷的奏摺中，曾國藩談了自己對李秀成的印象，認為他“獻諛乞憐，無非圖延旦夕之一命”。曾國荃也以一種勝利者的口吻，說李秀成“阱虎乞憐，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當然，這種言語明顯帶有誇張和洩恨的成分。趙烈文則在日記中記述了他在李秀成被俘當晚與其長談的內容。據載，當被問到“汝今計安出”時，忠王答道：“死耳。顧至江右者皆舊部，得以尺書散遣之，免戕賊彼此之命，則瞑目無憾。”既做好了死的準備，同時又主動提出招降舊部，隱約流露出求生的念頭。趙烈文覺察出忠王“言次有乞活之意”，便答覆說：“汝罪大，當聽中旨，此亦非統帥所得主也。”忠王聽後低頭不語。日記是個人心靈的獨白，因為不公開，所以也就沒有刻意偽飾或誇張的必要。趙烈文在日記中便描述了湘軍在攻陷天京後燒殺搶掠的種種暴行，認為“其亂如此，可為髮指”。因此，他認為李秀成“有乞活之意”的判斷應是可信的。李秀成親筆供詞中的內容也證實了這一點。
而老辣的曾國藩正是利用李秀成在被俘後產生的心理變化，抓住其性格中的弱點，使事態沿著自己的思路發展。
曾國藩將民人縛送李秀成吹噓成湘軍“生縛名王歸夜半”，頗為洋洋自得。1864年7月26日，他在安慶上奏清廷說，“李秀成、洪仁達應否獻俘，俟到金陵後察酌具奏”。28日下午，曾國藩趕到南京，幾小時後便親自審訊李秀成。曾國藩畢竟老謀深算，他並沒有像曾國荃那樣對李秀成動刑，而是展開攻心戰，但隨即便萌生將李秀成就地處決的念頭。在次日寫給其子曾紀澤的信中，曾國藩相告：“偽忠王曾親訊一次，擬即在此殺之。”當然，他也清楚有一件事不可忽視，所以在同一天的日記裡又特意寫上“取偽忠王詳供”這一條附記。
曾國藩的攻心策略果然奏效，李秀成自願書寫供詞。李秀成是從7月30日開始動筆的。他在供詞中寫有這樣一段話：“今自願所呈此書，實見中堂之恩情厚義，中承［丞］（指曾國荃，引者按）恩容，佩服良謀，我深足願。所作之書供，定由列位師爺手過，恐有違犯字樣，是煩勞清心改除可也。”文中的“師爺”指奉命會鞫李秀成的曾國藩隨從龐際雲、李鴻裔等人。從李秀成說曾國藩“有仁愛”“有德化之心”等語判斷，曾國藩肯定對李秀成表露過安撫之意。至於曾國藩究竟對李秀成有過什麼暗示或許諾，令李秀成感到前者對他有“恩情厚義”，現已無從知曉。以李秀成的閱歷，他絕不可能天真到對曾國藩深信不疑的地步，但他顯然對後者抱有幻想。他在供詞中自嘆“一身［生］屈錯，未遇明良”，這可能摻雜著他當時的一些真實心態。他雖然不是怕死之輩，但因為哀莫大於心死，對太平天國已徹底感到絕望，對曾國藩抱有幻想，所以難免會流露出一些反常、複雜的心態和意識，萌發一絲求生的念頭。至於李秀成求生的動機究竟是什麼，這隻有他本人清楚。更確切地說，或許連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李秀成明知自己活下去的希望極為渺茫，同時，他並不知道曾國藩在看了他的供詞後會作出何種反應。這種命運的不確定性決定了他不可能對未來有什麼具體打算。他之所以流露出求生的慾望，更多是抱著一種僥倖心理，帶有濃厚的聽天由命的色彩。
李秀成是在一種恍若隔世百感交集的狀態下，被困在囚籠中，在死亡威脅下，冒著酷暑，以大約每天六七千字的進度寫下這份供詞的。這與在正常狀態下的寫作有著天壤之別。當寫到三萬七八千字時，李秀成用完了紙，寫壞了筆，便提出再給一本紙簿和一支好筆，同時表示“煩各位師爺轉稟老中堂及中承［丞］大人寬限，我亦趕寫”。可見李秀成儘管心存僥倖，但已預感到自己來日無多。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忠王在供詞中有“我今臨終之候”一語；在寫出“收齊章程”後，又自雲“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願，歡樂歸陰”。既抱定必死的信念，同時又對曾國藩表示感戴，這真切地折射出忠王當時反常、複雜的心態。儘管他對昔日不共戴天之敵的諛頌之詞多少有些言不由衷，所提的“招齊章程”多少帶有保全舊部性命和避免生靈塗炭的意圖，但就具體事實而論，這的確是李秀成晚節的一個汙點。
可憐李秀成終究還是被曾國藩算計了。8月3日晚，曾國藩對趙烈文表示，打算不等朝廷降旨，便將李秀成從速“正法”。趙烈文回答說：“生擒已十餘日，眾目共睹，且經中堂錄供，當無人復疑。而此賊甚狡，不宜使入都。”兩人不謀而合。
8月6日夜，曾國藩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與李秀成照面。據趙烈文講，李秀成“有乞恩之意”，曾國藩“答以聽旨，連日正踟躕此事，俟定見後再相復”。
第二天，即8月7日，仍在趕寫供詞的李秀成寫下了“昨夜承老中堂調至駕前訊問，承恩惠示，真報無由”“昨夜深惠厚情”等語。結果墨跡未乾，曾國藩就派李鴻裔向李秀成攤牌，表示“國法難逭，不能開脫”，並於當天傍晚將李秀成處死。
清廷吩咐將李秀成押解來京的諭旨是8月1日發出的。而曾國藩卻先斬後奏，捏稱部將蕭孚泗“生擒”李秀成後，鄉民為了替他報仇，竟將親兵王三清捉殺，投屍水中；又說李秀成被關進囚籠後，松王陳德鳳被押到營中，一見李秀成便長跪請安。曾國藩表示：“臣聞此二端，惡其民心之未去，黨羽之尚堅，即決計就地正法。”他還辯解說，上諭被驛站誤投到安慶，耽擱4日之久，等轉到南京時，李秀成已被處死。
曾國藩之所以擅殺李秀成，與他心存憂慮有很大關係。他早就認為李秀成“狡詐百端”，對他在供詞中奉承自己的話並不當真。曾國藩心裡清楚，一旦獻俘到京城，他們兄弟二人欺瞞朝廷的一些事情，諸如李秀成被俘和曾國荃洗劫天京中飽私囊的真相，統統都會曝光，難免會落個欺君之罪。無論從哪個方面考慮，他都不能留下李秀成這個活口。
於是，儘管早就動了殺氣，但曾國藩仍然不露聲色，抓住李秀成在絕望中的複雜心理，如願以償地獲取了其供狀。事後，他又玩起文字遊戲，凡是吹捧自己的話一字不刪，對自己不利的段落則加以刪改甚至撕毀。在曾國藩看來，能讓李秀成這樣的敵手如此心悅誠服地歸順自己，這是足以誇耀於世的資本。曾國藩既欺騙了李秀成，又矇騙了朝廷，更折騰苦了後世的歷史學家。在這件事情上，曾國藩做得很不地道，卻將自己粉飾成正人君子。不過，他也許沒有料到，事情的真相在百年後依舊會大白於天下。這正應驗了那句老話：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
就在一手將李秀成送上黃泉路的時候，曾國藩仍然惺惺作態。他下令將李秀成斬首，其首級傳示各省，屍身則用棺材裝殮掩埋。但在次日寫給清廷的奏摺中，他卻說已將李秀成就地“凌遲處死”。
同在8月8日，定下心來的曾國荃從城外大營入城，擇定房屋，飲酒作樂。次日下午，清廷賞賜曾氏兄弟的消息已經傳到南京。11日，諭旨正式頒到：曾國藩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加太子太保，賞雙眼花翎；曾國荃封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少保，賞雙眼花翎。曾國藩頓時樂不可支。趙烈文打趣說：“此後當稱中堂，抑稱侯爺？”曾國藩笑曰：“君勿稱猴子可矣。”自從與太平軍開戰以來，曾國藩曾經屢遭慘敗，先後在靖港投水自盡，在九江險被生擒，在祁門預寫遺囑以防不測。但他還是笑到了最後。
三
從對洪秀全、對太平天國一片愚忠，發展到被俘後在絕望心理的驅策下，對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有所不忠，李秀成在生命盡頭表現的起伏十分令人感喟。忠王不“忠”的現象從一個側面說明，太平天國後期人心離散，士氣低落，氣數已盡，縱然有再多天才的將領和忠勇的士卒，也無法使太平天國擺脫敗亡的厄運。
在後期兵敗被俘的太平天國重要首領中，英王陳玉成、幹王洪仁玕視死如歸是一種模式，翼王石達開捨命以全三軍是另一種模式，但他們都死得十分壯烈，令人肅然起敬。而忠王李秀成的模式顯然有悖於傳統的“忠心不貳”“氣節”觀念和今人心中的英雄情結。正因為學者們圍繞李秀成“變節”問題所展開的爭論既是一種政治評判，同時又摻雜著一種道德評判，遂使這場爭論大有永無了期之勢，使原本撲朔迷離的史實變得更加複雜。在我看來，將李秀成設想成完美無缺的英雄或寡廉鮮恥的叛徒都不免過於簡單化。李秀成被俘後所產生的心理變化是合乎邏輯的，本來不難理解，在某種程度上甚至還值得同情。這就是有血有肉、真實的李秀成，而不是我們刻意美化或醜化的李秀成。李秀成在供詞中能夠認真檢討太平天國覆滅的原因，對自己的一生進行回顧、反思，這何嘗不需要幾分勇氣、冷靜和思想呢？李秀成對太平天國敗亡原因所作的分析，諸如“我主無謀”“自惹而亡”、湘軍“將相用命”等等，雖然字面有些刺眼，但總體上仍比較中肯和深刻。至於認為中國日後“要防鬼（指洋人，引者按）反為先”，確乎是過人之見。儘管他寫了一些有辱氣節的話，給他的晚節留下了汙點，但他並沒有一味地向曾國藩卑躬屈膝，並且最終慷慨赴死。就此而論，李秀成仍然不失為一個有汙點的英雄。
當然，我們討論李秀成被俘後的變節問題，是站在太平天國的角度來評判的。時下全盤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聲音有增無減，或許有人會質疑道：難道李秀成只有對洪秀全和太平天國愚忠到底才算是沒有汙點嗎？這就牽涉到如何評價洪秀全和太平天國的問題，已不在本文論述之列了。
本文節選自《太平天國與晚清社會》（夏春濤 著，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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