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眼中的李秀成，是頗具軍事才能的年輕將領，是為了太平天國復興而費盡心力的救世主。然而正是這位忠王的數度抗命，導致太平天國一步步走向深淵。
李秀成從天京奇襲杭州時，兵力只有六七千之眾。”從杭州返回天京到蘇州時：“自李文炳、何信義獻城而降，我即引兵入城，收得其部眾五六萬人。”兵力增加了七八倍。隨即利用蘇州地區的財富繼續招兵，數量更大。半年後他到江西湖北招兵，臨行前點派蘇州留守部隊交給部將陳坤書時已有十萬之眾，李秀成自己也要帶幾萬人，合計他在蘇州已有一二十萬人。其後1861年6月在湖北將“來降之人招齊，大概三十萬之數”。同年8月他從湖北撤退到江西河口時，遇見一支從廣西脫離翼王石達開回歸天朝的百戰精兵，又收“得其二十餘萬”，以上一年時間，他在蘇州、湖北、江西三地即擴軍七十餘萬人，到鼎盛時期當有百萬之數。
李秀成卻把這麼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視為私有，不許任何人調動他的一兵一卒。他在《自述》中直率地向曾國藩表白：“我在天朝時用文蓋印者，無我親書密號，其將不從。”對天王調他赴援天京上游門戶的幾次嚴詔，李秀成再三抗拒不肯遵行，還自鳴得意地說“管主從與不從”、“主本不從，我強行而止”。這種情況影響到了太平天國後期的五次重要部署，埋下了滅亡的根源。
第一次是1860年5月太平軍破清軍江南大營以後，天王洪秀全命令太平軍乘勝追擊到常州、蘇州，限一個月肅清殘敵後回師到上游安慶，集中兵力消滅湘軍。可是太平軍6月2日佔領蘇州完成了追殲殘敵的任務後，陳玉成立即領兵到皖北奮戰安慶城下，而李秀成則把天王嚴詔置之腦後，為了關稅自行進軍上海，讓太平天國惹上了外國列強，使太平軍由天京解圍後取得的戰略主動陷入致命的東西兩面腹背受敵的被動局面。後來遵王賴文光在他寫的《賴文光自述》中指責李秀成，說：“……忠王李秀成者，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唯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皆由此舉。”
第二次援皖是1860年11月前後，天朝命李秀成與楊輔清沿長江南岸向西攻取九江，切斷湘軍圍攻安慶的後路，與奮戰在安慶前線的英王陳玉成呼應，擊退或消滅湘軍。這是五個月前第一次援皖行動流產以後實行的補救措施，仍然有成功的可能。但李、楊聯軍攻到湖口城東，九江業已在望的時候，李秀成因為謀求浙江，突然撤軍東走，影響到楊輔清勢孤力單無法再進，迂迴援皖的進軍計劃又一次流產。
第三次援皖行動，是在1861年初，安慶保衛戰已到最後決戰關頭。而李秀成從浙江嘉興到蘇州準備到湖北招兵，此時天王嚴詔命領兵赴上游，支援安慶，但李秀成不從，仍堅持出師江西、湖北。天王盛怒。後經朝臣從中周旋，天王又作出了李秀成等從江西三路上湖北南岸，英王陳玉成一路出湖北北岸，四路迂迴進取武漢，逼湘軍從安慶撤退的決策。這一戰略部署顯然是為了遷就李秀成上江西湖北招兵而作出來的，但仍然不失為一個頗有氣魄併為湘軍所懼怕的釜底抽薪戰略。如果認真實施，還是有可能擊敗湘軍救出安慶，從而穩定天京上游局勢的。可惜又因為李秀成迷戀江浙而功敗垂成。而李秀成則因為在江西一路招兵，遲了兩個多月於6月才到達湖北境內。而他到湖北後，即不攻武昌，又不渡江增援安慶，仍然是隻顧招兵。
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救安慶，是1861年，在曾國藩從江南岸調兵到江北，他自己親臨安慶前線，集中兵力對安慶發動最後總攻擊的時候，太平天國的英王陳玉成眼看到安慶保衛戰已經到了最後的決戰關頭，他親自馳返天京向天王稟陳安慶決戰勝負將直接關係到天國的安危興亡，請求緊急派兵增援。天王首先想到擁兵大戶李秀成，派朝中重臣千王洪仁眡趕赴浙江向李秀成求援，卻不料遭到剛從湖北、江西招得五六十萬精兵的李秀成的拒絕。
第五次即最後一次拒絕赴援皖北，是英王陳玉成在安慶戰後率領殘部退守廬州，為天京保守這一最後屏障，從1861年8月堅守到1862年5月，牽制住攻克安慶的湘軍，使湘軍在這九個月中遲遲不敢進攻天京。在這關係天國大局的戰役中，李秀成只顧取杭州、戰上海，而不派一兵一卒去增援廬州，以致廬州失守，陳玉成犧牲。在廬州失守17天后，曾國荃即率領湘軍水陸進抵天京城下。這李秀成才驚恐起來，趕緊調動兵力救援天京城。這一次救援天京之戰，由於失去了陳玉成的組織指揮，李秀成雖然在曾國荃的湘軍剛到天京三個月，立足未穩並且疫病流行的情況下，率領60萬大軍投入戰鬥，但大戰45天后，終未能趕走僅有2萬人的湘軍。此時太平軍已軍心渙散，諸王以衣單缺糧為藉口紛紛離散，解圍戰以失敗告終。
最終太平天國被滅，“顧己不顧人，顧私不顧公”的李秀成也走向了他的陌路，忠王不再忠，天國再難復。可嘆，可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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