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作为我国古代社会阶层中的一部分，古来有之。历史上著名的隐士有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陶渊明等等。这些隐士对我国文化、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西园雅集图》局部图 宋代文人集聚

历史进入宋朝后，其隐士这一阶层也有了新的变化，在社会阶层中别具一格，此时的隐士群体文化水平高、著作丰富，参与了宋朝的文化发展，为其进入新的时代贡献颇多。宋朝隐士群体出现一种与其他朝代不同的现象，隐士和朝堂之间存在一种特殊联系，部分隐士入则隐居，出则入仕，不禁让人好奇，宋朝的隐士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存在，他们为何隐居？隐士中是否存在真隐或者假隐的类型？

何谓隐士

隐士的定义

归隐

隐士这个词语不是突然出现的，其最早来源于道家术语。关于隐士的不同称呼有：处士、处人、高士、高人、山人、烟客、逸民、逸士、遗民、隐者、隐君子、园客、幽人等等。而对于隐士的解释，不同时期的典籍都有些赘述。以现在的《辞海》来论，解释隐士的意思就是指隐居不仕的人。而在古籍中，《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论语▪季氏》借用孔子的话说：“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这三条给隐士的定义都从隐士的品德特点展开论述。

隐士的分类

隐士

关于隐士的分类，类似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式的回答。因为分类标准的多元化，至今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从史籍来看，《后汉书·逸民列传》则把隐士分为如下六类: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

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这个分类的描述虽然比较多，但是类似于现在的星座划分一样，分类带有交叉性和模糊性。孔子站在归隐的程度上来划分，他认为：“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到了后期，关于分类，有个我们熟知的俗语“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个隐士的划分是从隐士所处的社会等级。除此之外，南北朝时隐士阮孝绪，对隐士分类就带有褒贬色彩。在其《高隐传》中，总结了从炎、黄时代，到梁武帝天监时期的隐士们，将他们分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传，为上品；始终不耗，姓名可录，为中品；桂冠人世，栖心尘表，为下品”。古人的划分就有很多种类，而现在的学者对于隐士的分类叙述更是呈多样性，以至于学术界关于划分至今并没有固定的认知。

关于隐士的分类，是一个仁者见者，智者见智的问题。

宋朝隐士出现的原因

隐居

根据现存的《宋史▪隐逸传》，其中立传的隐士共有44位。同时在宋朝时期，私人写史之风较为盛行，文人笔记、文章、著作的广为传播，在其中也有很多关于隐士的记载。据某位专家的不完全统计，宋朝各项记载中的隐士共有300多人，而没有记载到的数量更是众多。

朝代更替，乱世刚结束

经过宋太祖和宋太宗两位帝王的努力，结束了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一统天下，解决了分裂割据的政局。但隐士们因为“五季之乱”而“避世极多”，对社会产生厌倦情绪，已无意入仕，反而选择退隐山林，醉心于研究学说或是著书立传。其中的代表人物如戚同文，《宋史》记载“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遂以“同文”为名字”。

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

《清明上河图》局部

宋太祖通过发动兵变起家，对军人权力之大的弊端深有体会。在总结前朝灭亡的原因后，为避免再次出现“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情况。在立国初期立马制定贯穿宋朝始终的国策“重文轻武”，不仅延续了之前科举取士的政策，还扩大取士规模，据有关统计，宋朝科举取士的平均数是唐代的5倍，清代的3.4倍。加上宋朝的各种优惠政策，如恩荫补官等，取士人数非常多，冗官冗费现象逐渐加剧。在对外问题上，两宋都没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统一。北宋对西夏和辽束手无策，甚至需要用岁币来保持边疆稳定，后期被金所灭国；南宋在和金国的对峙中，也只能保持半壁江山。这些社会现实严重打击了读书人的自信，对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产生无力感，厌世情绪由此产生。这种社会氛围给隐士存在提供生存的土壤。

党政不断

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宋朝官员之间逐渐形成党派之争。如支持变法的称为“新党”，反对变法的被定为“旧党”。各种党派之间因为各自见解不同、利益的争夺等等问题，展开一系列的斗争。党争失败者，不仅自己，也连累家人一起遭受贬谪之苦。到了后期，党争愈演愈烈，成了打击政敌的有效途径。

研究学问

表达隐居向佛，共同钻研佛法，无欲无求的境界

宋朝优待读书人的政策，使宋代的文化、思想得到了一个完美发展的契机。在这个时期，儒、释、道三家近趋融合，宋代文人之间的交流、文人与道士、僧侣的交游颇多，他们经常会通过互相做诗文品评，或是结伴游山玩水，或是互相讨论高深问题，我们熟知的如苏轼和和尚佛印的交游

昏君误国，奸臣当道

宋徽宗《秾芳诗帖》

昏君和奸臣是相伴而生的，两宋的历史上，越到后期，这种组合出现的频率越高。如北宋的徽宗和蔡京的组合，南宋理宗和贾似道的组合，无一不是如此。统治者安于享乐，朝堂上乌烟瘴气，呈现亡国之相。这一时期，选择归隐的士人较多。如谯定

其他原因

如果具体分析某个隐士，就会有其他的原因，有的是因为天性淡然，无心入世；有的是因为科场失利；还有的是因为性格原因。不一而足。

宋代隐士的类型

在上文就关于隐士的分类做过介绍，本文结合其隐居的原因做为分类依据。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

真隐士

1、主观意志影响而选择归隐

洗砚鱼吞墨，隐士隐逸生活、志趣的写照

他们与世无争、不求仕途、天性恬淡。至始至终都不曾入仕，也无入仕的想法。在宋代的文献记载中相对较少。他们对世俗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留恋，只喜欢归隐田园，醉心山水，在这其中找到生活的真谛。刘勉之就是这种代表，《宋史▪隐逸传》中记载“即邑近郊结草为堂，读书其中，力耕自给，澹然无求于世。与胡宪、刘子翚相往来，日以讲论切磋为事。”刘勉之自给自足耕作，不为仕途而费心机，澹然无求，唯一的爱好就是和朋友一起切磋、谈论学问。《宋史▪隐逸传》还记载了一位隐士李渎，对于宋真宗征其入仕的诏书，他曾多次谢绝。还有一位不知具体名字的隐士——松江鱼翁。每日泛舟“游长桥，往来波上，扣舷饮酒，酣歌自得。”潘裕偶遇他时，认定其不凡。他说道“吾厌喧烦，处闲旷，遁迹于此三十年矣。幼喜诵经史百家之言，后观释氏书，今皆弃去。唯饱食以嬉，尚何所事？”当潘裕劝他出仕为官时，他笑道“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吾虽不能栖隐岩穴，追园、绮之踪，窃慕老氏曲全之义......其视轩冕如粪土耳。”

这类隐士的生活场景，都是山水之间，田园之中，内心之中除了书籍之外，外在的诱惑都已排除在外。他们不受外在的羁绊，生活地怡然自得。但是这类隐士在宋朝历史上毕竟属于少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金榜题名，怎会说放弃就能放弃。

2、客观原因而归隐

这类隐士是受客观原因影响，不得不无奈选择归隐。他们有的是屡试不第，有的是仕途失意，有的是因为处于国难当头的时刻而归隐，还有一些是以归隐作为入仕的手段。他们是宋代隐士中的极大部分。

（1）屡试不第

屡试不第的蒲松龄

宋代的科举相较于其他朝代，录取比例虽高。但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来说，录取的人物还是很少。很多读书人，寒窗苦读多年，都渴望有朝一日可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但是难免会经常出现名落孙山的情况。屡试不第后对他们造成极大打击，选择归隐是很多失意文人的无奈选择。徐复就是其中之一，举进士不第后，“退而学《易》，通流衍卦气法，自筮知无禄，遂亡进取意。游学淮、浙间数年。”邢敦在太平兴国年间，举进士不第，于是“慨然有隐遁意。”这些人经历过多次科举失利，已经磨掉了进入仕途的信心，失望之下，只能归隐。

（2）辞官归隐

《大宋提刑官》剧照

和屡试不第的读书人不同，这类人他们已经进入仕途多年，见惯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斗争，加之对官场的腐败现象的憎恶，于是选择辞官归隐。电视剧《大宋提刑官》结局就是如此，宋慈对朝政腐败、君主昏庸的不满愤而辞官。而《宋史▪隐逸传》中提及的宇文之邵也是如此，曾经担任过曲水县令，在任期间对上司剥削百姓的事深感不满。等到宋神宗即位后，上疏献策却却没有下文，于是心灰意冷，叹息说：“吾不可仕矣。”辞官归隐。这一类隐士觉得自身对社会做不到改变，追求的是自己内心的安宁，不愿意和外在同流合污，他们放弃仕途去追寻自己精神的解脱。

（3）国难当头

郑思肖 《墨兰图》

少数民族的问题一直伴随着宋朝始终，立国300余年间一直受到外族的威胁。北宋的“靖康耻”和南宋“崖山之后无中国”。这两次的国难，使归隐成了一部分士人最终的选择。纵观两宋灭国期间的隐士，在国难之时归隐的达到最高潮。如在宋朝灭亡后，连江有位姓郑的太学生，改名为思肖，表达自己思念赵（趙）宋之意。他隐居吴中，每当坐下都面朝南方，以示自己不肯向北方少数民族屈服。在死前提前留好墓碑“大宋不忠不孝臣郑思肖。”这类退隐之人，不能改变亡国现状，唯一能做的就是以退隐的方式，来展现对前朝的思念、忠君爱国的情怀，也露出对异族不肯屈服的民族气节。

假隐士-借归隐来入仕

这类隐士选择归隐不是出于内心真正的想法，只是想通过此来达到入仕的目的，这类隐士是假隐士。他们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时人对隐士的推崇和称颂、政府对无为清净精神的提倡。他们往往会选择一个僻静的场所隐居下来，慢慢积累名气，等到声名鹊起之时，自然会有政府征辟和官员的推荐。唐代的卢藏用就因为“终南捷径”而为世人熟知。宋代魏泰在读到韩愈《寄卢仝》这首诗时评论道：“夫为处士，乃刺口论时事，希声名，愿驱使，又要索高价，以至饰仆御以夸闾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含蓄地说这类借着隐士而入仕的人是假隐士。

终南捷径漫画

宋代的种放就是善用此方法的人，他的一生就是一会归隐，一会做官，甚至可以说是一边做官，一边做隐士的过程。“太宗嘉其节，诏京兆赐以缗钱使养母，不夺其志，有司岁时存问。咸平元年母卒，水浆不入口三日，庐于墓侧。翰林学士宋湜、集贤院学士钱若水、知制诰王禹偁言其贫不克葬，诏赐钱三万、帛三十匹、米三十斛以助其丧……赍装钱五万，放辞不起……赐帛百匹、钱十万。”如果是真正的隐士，就应该寄情于山水之间，不再过问朝堂之事，反之亦然。因为古代做官的途径，除了科举之外，还有“举隐逸”这种政策。种放比较前人卢藏用更加高明之处，在于既保留隐士身份，又做大官。当他想做官时就通过其特有的途径，向中央知会一声，中央来一套征召大典，风风光光去做官。过一段时间，官瘾过了又想回归去做隐士，皇帝再礼送归去，赏赐丰厚。到了晚年，史书记载其“晚节颇饰舆服，于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博。亦有强市者，遂至争讼。门人族属，依倚恣横。”不仅身家富贵，待门下极为宽松，导致因此引发诉讼。假隐士虽然风光，但却受很多正派人士不喜。

宋代隐士的生活方式

隐士作为古代一类特殊群体，虽然他们的生活区域远离喧嚣，但他们不是仙人，也需要和正常人一样，通过五谷杂粮和柴米油盐来维持生存。大体上宋代隐士的生活方式（或经济来源）主要是这几种：

躬耕渔猎，自给自足

渔猎图

这类隐士通过自己亲自的劳作来获得生活物资。上文提及的松江鱼翁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以捕鱼为生，生活得怡然自得。《宋史▪隐逸传》中记载一位叫苏云卿的隐士，他隐居于南昌的东湖附近。“披荆畚砾为圃，艺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虽隆暑极寒，土焦草冻，圃不绝蔬，滋郁畅茂，四时之品无阙者。”个人生活简朴，一双草鞋，身着粗布衣服，耕作劳苦却很开心。

家境殷实

宋朝宴饮图

宋代大部分的隐士在归隐之前都有殷实的家境。他们的归隐更多是心灵的归隐，隐居之时不需要去为生计而烦恼。如苏痒，“苏庠者，丹阳人。绅之后，颂之族也。”他们在醉心山水之间时，无忧无虑，不用为生计苦恼。

朝廷赏赐

历代的统治者对于隐士都表现出礼遇的态度，沿袭了历代尊隐传统，不时会有对隐士们的赏赐。如宋朝早期的隐士陈抟，在前朝时，周世宗就“令赍帛五十匹、茶三十斤赐抟。”宋太宗更是对他礼遇有加，数次召见，都有丰厚的赏赐，连其居住的云台观也是宋太宗下令扩充、修葺。前文所说的种放也是如此。宋真宗时期的李渎，真宗褒奖“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县常加存恤，二税外蠲其差役。”

教书育人

教书育人

宋代的隐士有些曾经或参加科举，或入仕多年，或专研某项学问，他们整体的文化修养很高，其中一些隐士在归隐时也从事教育工作。周启明“教弟子百余人”，陈烈隐居时“从学者常数百”。还有位隐士田诰“聚学徒数百人，举进士至显达者接踵，以故闻名于朝。”

总结

宋代隐士在主观上想着远离政治，但是却少有能真正脱离政治的，他们与朝堂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无法真正断绝。其中有着真隐士，他们喜欢田园生活，畅意于山水之间，空闲之时做自己喜欢的事。也有假隐士，他们归隐的目的只是以此作为进身之阶，最终的目标依然是朝堂之上的一席之位。但无论真隐假隐，他们共同构成宋代的隐士群体，在我国文化发展中期起到作用，也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佳话。

文献参考：

《后汉书》

《宋史－隐逸传》

《略论宋代隐士的生活状况》姜欢

《宋代隐士群体研究》未战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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