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清城
山東臨清為運河名城，歷史上曾出現過數百年的繁盛，尤以其發達的商業著稱於世，曾經在全國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而臨清的繁盛與運河通航是緊密相關的，正因為漕運的興盛，才有了臨清商業的興盛和臨清經濟的發展，是運河繁榮了臨情，臨清又反哺了運河文化。
“地居神京之臂，勢扼九省之喉”
隋大業四年開永濟渠，基本上是現在的衛運河由於主要是用於軍事，臨清並未有經濟發展的機會。元至元二十六年（1281年），開挖會通河，初步溝通了南北水運。但是此時會通河岸狹水淺，難負重載，運河常告中斷，此時臨清仍是一個邊僻小邑。明成祖建都北京後，臨清位居北方政治中心與南方財賦之地中間，地理位置發生了顯著變化。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重疏大運河，停止海運，使運河成為南北運輸的唯一孔道。這樣，臨清地處汶、衛交匯處，“地居神京之臂，勢扼九省之喉”，成為南北交通動脈上的一箇中心，明代學者顧炎武認為：山東要塞之地凡五，而臨清首當其衝。確切說明了當時臨清地理位置的重要。自此，臨清便依據優越的地理位置，迅速興盛起來。
明景泰元年（1450年），臨清建成周長9裡的磚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4年）又擴築了周長29裡、橫跨汶、衛二水的土城，磚城為政治中心，土城為商業中心，“東南紈綺，西北裘褐，皆萃於此”。此時臨清土城中，店鋪林立，客商雲集，盛極一時。《臨清縣誌》載“臨清盛時，北至塔灣，南至頭閘、綿亙數十里，市肆櫛比”。其時經營的商品種類主要有：“糧食、棉布、絲綢、絲織品、皮貨、金屬器皿、瓷器、菸酒糖茶、乾鮮果品、鹽、船具、首飾古玩等。
“臨清傍運河，富庶甲齊郡”
手工作坊遍佈全城，主要有磨坊、油坊、哈達織造機房、薦氈作坊、曲當、錢莊、木炭、香燭、紙紮、油簍、刀剪等。由於商業與手工業興盛，臨清還出現了許多固定的專業市場，如棉花市、糧食市、線市、柴市、豬市、米市、鍋市、菜市等，飲食業及旅店業也極為興盛。明隆慶至萬曆年間，臨清已有布店73家、緞店32家，糧店百餘家，雜貨店65家，瓷器店20多家，紙店24家，遼東貨大店13家，茶葉店20多家，曲當百餘家，大小客店數百家。據不完全統計，各種店鋪六、七百家之多。元代的邊僻小縣城，到明清時竟成為如此重要的商業都會，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把臨清稱為“著名的港口”宛如東方的鹿特丹，清乾隆帝詩稱“臨清傍運河，富庶甲齊郡”。究其原因主要是運河暢通百業興旺。
“煙火萬家，舶筋千里，商賈往來日夜無休時”
臨清是明、清王朝的糧食儲藏中心，時儲糧食達300萬石。當時有一支龐大的運輸隊伍，人數約18~30萬人，由明清王朝的軍隊擔任，時稱運軍，每年運糧500多萬石。這樣，如此龐大的運軍要在沿運河碼頭吃住，無疑給第三產業帶來福音，何況臨清當時是全國最大的倉儲中心，應是運軍的主要活動之地；他們把南方的瓷器、絲綢布帛、竹子、茶葉等帶到臨清，又把臨清市場上的毛皮、煤炭等帶去南方，促進了商品流通，也刺激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對繁榮沿運河城市的經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明末時，臨清已是全國著名的商業城市，當時明朝駐臨清的派出機構有工部營繕分司、戶部椎稅分司、戶部督儲分司等，加上常駐臨清的軍隊人員約1萬多人，這些人的遷入對臨清商業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煙火萬家，舶筋千里，商賈往來日夜無休時”
以稅收的變化為例，可以看出當時臨清漕運及商業的繁盛狀況。明永樂元年（1403年），臨清收稅2032貫，除去費用，實際僅29貫500文。至明萬曆年間漕運興盛時，臨清商業空前繁榮，當時全國主要鈔關有崇文門、河西務、臨清、九江、滸墅、揚州、北新、淮安等8處，共收稅銀40萬兩，而臨清一處便收稅83200兩，居八大鈔關之首，當時臨清的鈔關銳及商稅已成為封建王朝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
經濟的繁榮使得臨清的人口增加，《臨清州志》記載：明洪武時，臨清縣只有1502戶，8356人，至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增至30323戶，66745人。而且，據記載：“四方商賈多於居民者十倍”，以此計算，臨清的總人口約有六、七十萬人。當時的臨清“煙火萬家，舶筋千里，商賈往來日夜無休時”，可見臨清當年的繁盛。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臨清的民風民俗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由原先的“樸厚、好稼稿、務蠶織”、“俗近敦厚”，變為“俗近奢華而有禮，士務功名而有學”，“戶列珠璣、家陳歌舞，……逐末者多，力本者少”。其中最大的改變是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也就是商品經濟觀念的增強。
“南達閩粵，北通遼海”
各種商品的中轉批發市場
明清時期，臨清作為運河名城，商業都會，既是銷售商業消費市場，又是農副產品集中收購市場；同時還是各種商品的中轉批發市場。處於中原腹地的臨清，起著聯繫大江南北和大河上下及遼東各省的貿易中心作用。其時商品“南達閩粵，北通遼海”。商賈之盛，足與江南大都會抗衡。除山東本省會、府、州、縣外，包括京師、直隸、河南、陝西、山西、廣東、湖廣、甘肅、福建、江西、江蘇、安徽、浙江、遼東、西藏、青海等地，遍及明代13布政司中的9個，清代關內18行省中的14個，以及內蒙等地都與臨清有商業往來。明清時南方的布帛，絲織品北銷多從臨清中轉，直隸河間府的絲織品來自臨清者為數不少。遼東商人把人參、貂皮販賣到臨清，山陝商人把西北的裘皮販賣到臨清，爾後各自按互通有無的原則進行交換。江浙商人和湖廣商人、徽商亦然。僅布匹一項年銷量在百萬匹以上。所以臨清在當時是紡織品貿易中心，故有“冠帶衣履天下”之稱。
“南達閩粵，北通遼海”
糧食是臨清的又一大宗商品。臨清以南的濟寧、汶上、臺兒莊一帶，“每年不下數百萬石”運往臨清。由衛運河而來的糧食大都來自河南，每年不下數百萬石；從遼東、天津逆流而來的糧食，“年約數萬石”。臨清附近的莘縣、館陶、冠縣、堂邑、朝城等縣的糧食多由車載驢馱而來，日卸數百石。以上各項的糧食交易每年在千萬石有奇。臨清城內外糧鋪百餘家，年銷量可達千萬石。臨清是當時北方最大的糧食市場，在全國也是屈指可數。
瓷器主要來自景德鎮，“每歲進貨多者十萬，少亦不下四萬”。紙張來自江西、福建。茶葉主要來自安徽、福建，其品種有松蘿、雨前、天池等。山陝商人再由臨清轉輸西北各省，史料記載：茶船到臨清“或更舟而水，或舍舟而路，總以輸運西邊”。
明代臨清的絲織品已相當發達，境內機戶百餘家，原料來自山東、河南、江南，東絲織綾綢、湖絲織帕幔，西絲織帶子作線，尤以哈達最為名貴。京師、開封、宣府等地都有專營臨清產品的絲織品店。哈達遠銷西藏、西寧。達賴喇嘛進京時，清乾隆帝向達賴敬獻的哈達就是臨清織造的。臨清從事硝皮、制皮、縫皮業者甚多，制皮原料多來自河南、西北諸省，尤以束鹿小羔皮和西口皮為最。臨清羊皮製品有“特柔而不羶”的特點，清雍正年間起列為貢品，歲進3000張。千張襖被譽為名產品。
“繁華落盡、人去樓空”
大運河
明王朝將政治中心遷至北京後，京杭運河便成為明、清王朝的生命線，沿岸的城市藉助運河漕運的興盛，也是以迅速發展起來，臨清便是其中最為典型的城市之一。而當海運和鐵路運輸興起，運河失去了它作為唯一交通孔道的地位，甚至停航，運河沿岸的許多城市便失去了依託，逐漸地衰落下來。作為典型運河城市之一的臨清便是這樣，清末運河停運後，臨清便失去了昔日商業都會的繁華。究其原因，就是因為臨清是依賴運河漕運而畸形發展起來的商業城市，運河停運，使得幾十萬運軍從運河沿岸消失，朝廷駐臨清機構及為數眾多的駐軍也都撤離，使得臨清的政治地位及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下降；再者，舊時臨清居民中，外地商人佔有很大比例，這些從事貿易活動的商人，一旦賴以生存的市場蕭條，甚至不存在了，自然各奔東西，去尋找新的市場，形成人走城空的局面，勢如集市，人散集空。失去了駐臨機構、運軍、外地商人，使得第三產業如旅店業、飲食業、糧食業、典當業等消費門類也迅速衰退。
參考文獻：
1.《臨清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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