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譚其驤（1911——1992）
原載：《晉陽學刊》1981年第5期
據作者在山西大學所作報告記錄
圖片源於網絡
在東漢時期，當匈奴，鮮卑等民族遷入山西時，匈奴建成了漢族的十六世，即前趙，鮮卑建北衛，另一個羯族跟隨匈奴進入山西 ，還建立了十六個國家。趙之後，四至六世紀的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唐初，匈奴吉湖的後裔，以及活動在山西區。然而，這些少數民族在記錄中不再被看到，並且它們必須已被整合到漢族中。但是舊的少數民族很快就合併了，唐中期以後，又有一支新的少數民族——沙陀族，進入山西。
沙陀是西土耳其的成員。土耳其人最初生活在蒙古高原西部的阿爾泰山區。它們在20世紀50年代消失，成為蒙古高原的主人。在20世紀60年代，他們突破了領土並達到了阿姆河的中亞盆地。在20世紀80年代，它分裂為東西方。
西突厥佔有今新疆及中亞西亞地，並有一支移殖到今天的新疆東北角天山東端的北麓，和當地的土著印歐語系白種人融合在一起，形成沙陀族。這些沙陀人仍然保持著白血的樣子。 唐代初期，沙陀屬於唐朝統治時期。經過30多年的“安石起義”，也就是說，在8世紀末，唐朝在新疆的力量被驅逐出西藏的吐蕃，沙陀成為了吐蕃的屬，被迫移動到河西走廊的張掖區域。在九世紀初，沙陀人對吐蕃的壓迫感到不安。舉部向東去了唐朝。唐朝政府把這個沙陀放在今天的陝北的定邊鹽池區域。很快，它今天進一步遷移了山西太原和雁門關北和南定襄,朔縣,山陰。從那以後，在山西北部出現了沙陀，北沙沱是當時最雄心勃勃的力量。
沙陀酋長本姓朱邪惡，由於唐代，多次建立軍事功能，唐代給了姓氏李，官方到了程度。九世紀末，黃巢起義軍襲擊了長安。唐朝的統治者驚慌失措，蹲下。唐朝的警長李國長，父親和兒子被殺死了雲州防禦使其犯罪，使“一個小偷（指黃朝起義軍）贖罪”。李克用最終在883中恢復.長安是戰鬥中的第一個。父親和兒子取代了北方軍隊（城鎮代州），一個人製造了河東來製造（城鎮太原）。國昌去世，0x7並在南方採取昭儀（處理潞州），在北方採用大同（處理雲州），佔用漢族為中心，佔用大部分山西，在895進入晉之王，建立後為梁唐代和第五代。晉國的時代。
在10世紀初，它進入了五代和十國時期。五代初期，主要是沙陀晉國的梁和漢族人。梁站點很大，但晉國非常強大。最後，晉國擊敗了梁並建立了後唐朝。雖然唐朝的首都是洛陽，但它仍然建造了太原作為Beidu，也被稱為北京。在晉之後，後者的大寫是開封，而太原仍然是北京。
在五代五代中，沙陀人基於太原政府建立了三個朝代。第一個是李克用子的後面，第二個是歷史上臭名昭著的石敬塘，最後一個是晉，第三個是劉知遠。在三個小王朝的創始人之前，他們都是前王朝的北京和前七朝的河東中隊。他們都在山西的基礎上佔據了黃河的大部分分水嶺，從而演出了改變王朝的歷史劇。。
在宋太祖進行的聯合戰爭中，軍隊在接下來的一週內遭到兩次襲擊並從山西襲擊北漢。這兩名士兵在羊城的晉下，但他們沒有成功。直到他的兄弟宋太（公元979年，即皇帝建國後的第19年，即宋太祖），他攻擊了晉楊，摧毀了北漢，並完成了統一的事業。
如上所述，可見在唐末五代，山西在黃河流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地區。 五代中的三個小王朝，都是以山西為根據地的沙陀人建立的。有兩個割據政權，五代初的晉國和五代末的北漢，也都在山西建國。而晉陽城在這一時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宋王朝完成統一事業過程中，晉陽是最後一個割據勢力的中心，也是最頑固的一個城堡，宋軍費了很大力氣才攻下來。又鑑於唐末五代的教訓，中央政府內部一亂，總是以晉陽為根據地的一個新的勢力建國割據，進而爭奪天下。因此在宋太宗打下晉陽之後，就燒燬了這個千年古都晉陽城。但這個地區又不能沒有一個行政中心，就改太原府為幷州，移置陽曲縣的唐明鎮，這就是今天太原城的所在。至一O五九年復改幷州為太原府。
由此看出，山西在歷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時期，往往是歷史上的分裂時期。這是因為，山西處於黃土高原的東部，它對河南、河北、陝西的關中地區而言，都是居高臨下的，這在過去一刀一槍打仗時，是很佔優勢的地勢。又因為盤踞山西的割據勢力大都是強悍的少數民族，他們的武力很強，因而能攻則取之，退則守之，長期割據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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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朝統一中國後，山西不再是割據中心了，這和分裂時期比起來是比較不太重要了。 但宋以後的山西，也有很值得講的地方，特別是在金元時代。這不是因為它在政治上形成中心，而是因為在經濟文化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金元時代，山西的經濟文化比它鄰近的地區發達。金朝統治著秦嶺和淮河以北的半個中國。《金史·食貨志》中特別提到：“平陽一路，地狹人稠”(山西西南部在金時稱平陽路)。它是金朝境內人口最稠密的地區。拿《金史·地理志》中各路的戶口來比較，當時的戶口密度比河北、陝西都高，可見那時山西的農業比河北、陝西發達。
經濟發達自然要推動文化的發展。當時，統治南方的是南宋，統治北方的是金。南宋的印刷業中心(也就是文化中心)在首都臨安(今杭州)，金的印刷中心卻在平陽，而不在首都中都(今北京)。
再就金國科舉制度來看，金全國分十九個路，凡文化發達的地區，一個路設一個考區。文化不發達之處，到臨近的考區去考試。當時的山西分為三個路，晉北地區稱西京路，晉中地區稱河東北路，晉南稱河東南路。(遼改雲州為大同府，建西京，領西京道。金改稱西京路，轄境為以今大同市為中心的雁北地區。雁門關以南的地區稱為河東，河東分南北兩路，以太原為中心的地區叫河東北路，以平陽為中心的地區叫河東南路。)全國十九個路，共設十個考區，而山西的三個路，每一路都設有考區。
《金史·文藝傳中》中記述金朝一代的文人、學者，山西人佔的比重很大。特別是金末元初，山西出了兩個全國第一流的文人。一個是元好問，一個是劉祁，這兩個人不僅當時很有名，而且到後代也很出名。元好問是秀容人(今忻縣)，他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劉祁是渾源(今渾源縣)人，劉家在金朝一代出了好幾代由科舉入仕的文人，時人稱劉家的家鄉為叢桂窟。到劉祁青年時，金朝滅亡了，入元后他著的《師潛志》這部書，很有史料價值，後人修《金史》多取材於此。
現在講一講元代。商稅的多少，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達與否的一個標誌。我們看《元史·食貨志》中的商稅記載：晉寧路(元代把河東南路改為晉寧路，河東北路改為冀寧路，西京路改為大同路)的商稅，在華北一帶僅次於大都路(元代首都，今北京)，遠在其他諸路之上，不論是山東的濟南，河北的真定、大名、保定，都趕不上它。冀寧路的商稅比晉寧路稍差，但和真定、大名差不多，而在保定、順德、廣平等路之上。可見金元時山西的經濟在華北地區是比較發達的。
由於經濟發達，促進了文化藝術的發展。金元時代山西的戲劇事業也很繁榮，現在研究戲劇史的人都要到晉南去找金元時代的戲臺，這是保留至今的最古的戲臺建築。
過去幾千年歷史，都是以農業為主要的生產部門。在正常情況下，平原地區發展農業的條件要比高原地區好，那為什麼在金元時代，山西高原的經濟文化反而要比鄰近的河北、關中平原地區發達呢?這種情況還有待於我們進一步研究。
重要原因之一應該是由於宋金、金元時期，平原一帶受戰爭的摧殘比較嚴重，山西受的戰禍則比較輕，比較太平，所以在這一段時期內，山西的經濟文化比鄰近的平原地區發達。由於山西始終是金元時代最發達，人口最稠密的地區，而元末和明初的戰爭並不嚴重，明初的時期非常密集;在河北平原的太行山之後，士兵們的人口非常稀少，所以明朝初期的大動作發生在民。
關於明朝初期的民的移位，在《明史·食貨志》中發現洪武時期有一個移動到山西北（山後）和東南（澤潞）民在河北，並且一次移動山西民在安徽江淮之間和河北,山東，河南。永樂已在該國中部，西南部和東南部地區移至山西，“丁多田和梧田的家園分為自己的北平（河北）”。
明朝開始的山西移位民記載在歷史上。雖然晉中晉南晉北可用，但根據民的傳說和河北族的族譜，河北的人說他們的祖先是從山西洪洞大槐樹。這裡發生了什麼？還是不太確定。有人推測可能是大多數山西在重定位時移動了民，它們集中在洪洞，然後掀起，當然，它不能是洪洞人。除了洪洞縣之外，有些人認為他們的祖先來自“後面的山”，而後面的山是指今天的雁北區域。這可能反映出0x7e9的移位民直接移動到河北並且沒有傳遞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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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兩代基本上是全國統一的時代，所以山西在政治軍事上並沒有多大重要性。農業也不突出，鄰近的平原地區趕上來了。這時山西好象不太重要了，但在工商業方面，山西的商人在明清兩代是很出名的。山西人們善於做生意，《史記·貨殖列傳》對此進行了描述。在明清兩代，山西人做生意的傳統進一步發展，對國民經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明清的許多筆記中，提到了山西的富商。例如，《五雜姐》說：“富豪室的贏家，江南推動新安（徽狀態），江北推右山（山西）.新安大賈，工業用鹽，藏銀有數百萬，其他兩個或三十萬在耳中。山右或鹽，絲，或經銷商，或小米，比新安更豐富。《廣志繹》說：“平陽澤潞，好上大賈一個世界，不是幾十萬不叫富人。”
山西商家依賴什麼來銷售？主要原因是運輸山西鹽池，潞安縐紗，煤炭，鐵等，並將布料輸送到長江下游。潞安的縐從明朝升起。山西當時的鋼鐵工業也很發達。明代全國有冶金學院13所，其中山西佔5所。
在明朝，山西側的境城市
大同的繁榮也非常有名。謝肇制《五雜姐》：“九邊如大同，它的繁榮豐富不是江南，而且女人的美麗，美好的東西都很好，一切都沒有......諺稱薊鎮城牆，宣府教，大同婆婆這三朵雲。“為什麼女性大同因其美麗而聞名？顯然不是在大同女性不漂亮之前，而是在明代變得美麗，但是明代的大同的城市經濟得到了發展，女性的穿著也被注意到了，所以它看起來很漂亮。大同的繁榮有兩個原因：首先，因為大同是境城市，所以駐紮了大量的部隊，因此該國的財富被輸出到大同。對於蒙古，第二個是互市。在明朝和蒙古以及好時期，大同是蒙古交易的主要市場。明朝有防邊九鎮，稱為九邊，而大同是最繁榮的九邊。
明朝的山西人做得很好，但明代商人的生意侷限於明朝的黃河分水嶺和長江分水嶺。在清代，隨著王朝領土的逐步擴張，山西商人的經營範圍也擴展到東北三省和蒙古等偏遠地區。甚至至於俄羅斯的俄羅斯。因為在北路邊境使用的車輛和外國大篷車是駱駝，所以它被稱為駱駝幫。
因為山西的商人經常外出做生意，他們要走很長的路，有很多錢是不方便和不安全的，特別是在清朝中期以後，這個地方不是京，它更難攜帶現金，所以山西商家交換行業已經形成，這是現代歷史上著名的山西票號。打開票號的大多數商家分別是山西平遙,祁縣,太谷，全國各地，主要是黃河分水嶺，以及長江，珠江分水嶺，各處都是分號。這些門票接受公共和私人存款和官方交換。到清末，山西商人的票號基本上控制了國家財政，分號最多為日本和俄國。年利潤約為500萬。山西的售票員是清朝最富有的商人，與鹽商和商人同名（廣東十三行）。直到二十世紀初銀行開發並且票號逐漸下降。1911年辛亥革命後，大多數選票都被關閉了，還有一些選票已經存在，直到20世紀30年代。如上所述，可以看出明清時期山西在國民經濟地位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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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山西將不再是國家政治的中心。因為民族團結永遠不會再分裂;山西將不再成為黃河流域農業的焦點，因為平時高原農業發展的自然條件與平原無法比擬。優越。
坐觀君：當時，譚其驤先生對未來的山西持樂觀態度。他說：“但是山西將發展成為該國重要的工業基地，因為山西擁有最多的煤炭，大量的鐵，並且發展重工業。條件非常優越。隨著中國四大現代化的實現，煤炭山西的鐵工業必將取得更大的發展，在國民經濟中佔據更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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