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天涯論壇
五次北征分別是：永樂八年徵韃靼，永樂十二年徵瓦剌，永樂二十年徵韃靼，永樂二十一年徵韃靼，永樂二十二年徵韃靼。
連續對蒙古部落親征有無必要？肯定地說，有必要———如果確實收穫了有人所稱頌的“妖氛殘孽，蕩焉廓清，幾無孑遺”的成果。因為明代大部分時間來自蒙古部落的威脅和騷擾，證明了這件事的必要性。然而“張皇師徒，窮追遐討，深入漠北，以靖胡虜”，明顯沒有達到目的，否則絕不應該僅隔二十多年就發生“土木之變”，英宗朱祁鎮被瓦剌軍隊生俘的如此嚴重的危機。
五次北征，被很有氣勢地形容為“五出漠北，三犁虜庭”，像犁地一樣把蒙古人的地盤連根翻了個底朝天。單看這些形容詞，我們會以為朱棣給予敵人以何其具有毀滅性的打擊，但細看隨駕親征的官員所做記錄，則令人滿腹狐疑。
翰林檢討金幼孜，跟隨朱棣參加了永樂八年、十二年兩次北征，其間，逐日記錄經過，後成書《北征錄》（亦稱《北征前錄》）、《北征後錄》，是這方面最直接的第一手資料。
永樂八年第一次北征，二月十日師出北京，一路遊山玩水、狩獵賞景，所獲者野馬、狡兔、黃羊耳，金幼孜能夠記錄下來的朱棣談話，也無非“汝等觀此，方知塞外風景”。“汝等觀此，四望空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一類品鑑風光之語。在路上行了整整三個月，未遇蒙古部落一兵一卒，直到五月八日，才報第一次軍情：某胡騎都指揮使“獲虜一人至”。第二天，五月九日，再獲“胡寇數人及羊馬輜重”。之後，敵又無蹤影。直到六月九日，總算見到一小股比較整齊的敵人“列陣以待”，“上麾宿衛即催敗之，虜勢披靡，追奔不十餘里”。這“十餘里”的追逐，竟然就是朱棣驚天動地第一次北征之最大戰役。後面，僅偶遇“遊虜”而已。六月十四在一河邊發現“遊虜”，“虜愴惶渡河，我騎乘之，生擒數人，餘皆死。虜由是遂絕”。七月十七日，朱棣率大軍回到北京，第一次北征結束。
“獲虜一人”、“追奔不十餘里”、“生擒數人”……這就是永樂大帝從二月十日到七月十七日，歷時長達五月有餘、用兵五十萬，如此波瀾壯闊的北征，所取得的“自古所無有也”的輝煌戰果嗎？而且最奇的是，“虜由是遂絕”———只抓了幾個俘虜，怎麼會“絕”呢，又怎麼“絕”得了呢？
跟第一次比，永樂十二年第二次北征，戰果堪稱“巨大”，但也不過“斃賊數百人”，且是以“五十萬之眾”對“可三萬餘人”極懸殊的兵力所取得的。
以後三次，就近於搞笑了。
永樂二十年的北征，三十萬大軍未至，韃靼首領阿魯臺率部望風而逃，朱棣完全撲空。即便一貫極盡粉飾之能事的《太宗實錄》，在添油加醋編造“殺首賊數十人，斬馘其餘黨無算”之餘，也還是閃爍其詞地透露了實情：“醜虜阿魯臺聞風震懾，棄其輜重牛羊馬駝逃命遠遁。”既稱“遠遁”，當然連影子都見不著了，何來“首賊”可殺，且至“數十人”？彼此矛盾，其說不攻自破。真實情況如何呢？此次北征系因阿魯臺的韃靼部寇興和（今屬內蒙）殺明朝守將王煥而起，可是阿魯臺聽說朱棣親統大軍來伐，就溜之大吉，朱棣根本沒有跟他所欲“懲罰”的韃靼人交上手。沒找著韃靼人，他就拿另一部落即東部蒙古的兀良哈人出氣，所殺數百人亦屬該部落，而且多為老弱平民。時任禮部郎中的孫原貞隨軍參戰，他描述說，蒙古人在明軍將至之前，“各先遠避，保其種類，是以天兵如入無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並獲其馬牛羊以歸”。如入無人之境，殺俘老弱平民，這也算“蓋世奇功”？
第四次即永樂二十一年的北征，如出一轍，阿魯臺又使用“敵進我退”這一手，朱棣則再次撲空，再次“如入無人之境”。他正懊喪之際—— 《明史》的說法是“帝方恥無功”———另一蒙古部落首領前來歸附，朱棣總算可以搪塞一把，就像前一次殺俘兀良哈部老弱以充戰果那樣。
永樂二十二年最後一次北征，索性空手而回，連可以冒充的“戰果”也沒有。整個過程從頭到尾，“彌望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輒（應為“轍”字之誤，抄者所錯）馬跡皆漫滅，疑其遁已人（應為“久”字之誤）”。“英國公張輔等分索山谷，週迴三百餘里，無一人一騎之跡”。無奈之下，朱棣只好“班師”，行至榆木川（今內蒙多倫）一命西歸。
如雷貫耳的“五出漠北，三犁虜庭”，實情原來如此。
每次北征，均出動二三十萬至五十萬不等的人馬，聲勢這麼浩大，但遭遇的敵人往往僅千百，最多一次“可三萬餘人”。這就好比動用每秒運算十億次的超級計算機，解一道最簡單的一元二次方程式。明顯多餘，明顯不上算。朱棣不會不知道，但為什麼還要這樣做？
分析可能有四個原因:
第一，是老話題了———作為非法的篡位者，他亟須以種種“不世”之偉業，來為自己正名，樹立威信。我們看，即位以來他就不斷折騰，而且全是極大的動靜，幾乎沒有一天停歇過，最後連死都死在實施“壯舉”的過程中，可見其心理壓力之大。說實話，這也真夠難為他的了。
第二，他是個很虛榮、又很在乎表面文章的人，一心想幹驚天動地的大事，以廁身於歷史上的偉大君主行列；或者說，他所理解的偉大君主，應當是轟轟烈烈的，氣吞山河的，建立豐功偉績的。這一點，跟他父親頗不相同。朱元璋將蒙古人趕回沙漠，是史上光復中華的第一人，原本很有理由自視甚高，然而他反倒相當謹慎，一生很少追求大而無當的虛榮，治國的基本思路是務實———國家一旦統一，立即集中精力於國內建設和民生問題；國防思想注重構建牢靠的防禦體系，對外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了修建南京，沒搞過什麼太興師動眾、勞民傷財的事。朱棣則是另一極端。試看從燕王時代到駕崩榆木川這二十來年時間裡，他先後發動一場全面的國內戰爭（“靖難之役”）、六次大規模對外戰爭（一次對安南，五次對蒙古諸部落），決定並實施遷都和對北京的營造，六次派超大艦隊遠航，此外還有完整地重新疏通大運河、修建大報恩寺等一系列巨型工程……洪武時代的三十年，好不容易從戰亂中恢復並重建的經濟，就被他如此沒完沒了的好大喜功揮霍掉。因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很在乎自己能不能成為“偉人”。他的大臣們都懂他這心思，所以在每次明明華而不實的北征之後，紛紛獻上如此的讚歌：“威德所加，不遠過漢高（劉邦）哉？”“乘輿所至，蓋漢武（劉徹）唐宗（李世民）所不到者。”“聖德神功，巍然煥然，直與天地準。”“萬世不拔之功業”，“自古所無有也”，“神功烈烈，聖德巍巍，與天齊兮！”別人歌功頌德不算，朱棣自己在北征途中，所到之處，也迫不及待地留名，樹碑立傳，制銘刻石，大書“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於鑠六師，用殲醜虜”之類的豪言壯語。
第三，或許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疑心朱棣五次興致勃勃的北征，除展現其“雄偉抱負”外，也兼帶有遊山玩水之打算。其實，這樣揣想朱棣並不見得過分，喜歡遊山玩水，向來是帝王們的傳統，那些性情不安分、愛折騰或自以為胸懷寬廣的帝王，尤其在皇宮和京城待不住。秦始皇是個例子，隋煬帝是個例子，朱棣的六世孫正德皇帝朱厚照是個例子，以後的康熙、乾隆也是個例子。這幾個人性情都比較“恢弘”，不能做到安安靜靜，故而喜歡飽覽祖國大好河山。也有相反的例子，單說明朝皇帝，就是安靜的居多。朱元璋定都南京後，很少離開；弘治、嘉靖、萬曆、天啟、崇禎這幾個皇帝，也都缺乏旅行的興致，其中嘉靖皇帝最奇絕，過於安靜，以致躲到西苑裡不出來，鑽研他的道教，許多大臣多年欲見其一面而不能。朱棣跟他們不一樣，當燕王時他就帶著兵到處跑，做了皇帝更閒不住，讓他憋在京城和宮裡，估計八成會得病。你看他在位二十多年，不論在南京或後來的北京，正經待在那裡的時間極有限。從他北征途中見著塞外風光而發的感慨，分明可以感到，除了是“御駕親征”的天子，他也很有一番旅遊者的意識，到處勒石留言，跟今天每每在景點歪歪斜斜刻下“某某到此一遊”的遊客似乎沒有多大分別；此外，對朱棣來說，塞外也算故地重遊了，年輕時作為燕王他曾統軍來到此地，所以不能排除他現在以當了皇帝的心情，到此舊夢重溫，別樣地體驗往昔的榮光———人都是懷舊而自戀的，朱棣恐怕尤如此，他在給金幼孜等指點塞外風光時，言談話語間很有“而今邁步從頭越”的炫示感。
第四，朱棣的北征，是他縝密謀劃的某個龐大計劃的一部分。這個計劃，涉及遷都北京、削藩這兩件對鞏固其到手的權力至關重要的大事；換言之，為了達到這兩個目的，他必須走出北征這招棋。思考不妨從這裡開始：御駕親征究竟有何必要？實際上看不出有任何必要性。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也搞過一次北征，但是他沒有也不必親自出馬，而由燕王朱棣和晉王朱擔任統帥。歷史上，皇帝向來不可輕動，如想表示重視，派親王或至多太子以皇帝名義出征，規格就足夠了。徵安南的時候，作為軍事行動，其規模尚在北征之上，朱棣更有理由重視，但他卻未自己掛帥。他何以單單對北征如此熱衷，每次皆躬親其事？還有，從前面所述可知，五次北征的隆重上演，實際上是小題大做，甚至所謂敵情也純屬子虛烏有，這不能不令人疑其另有文章。我們可以留意，在時間上，北征恰恰是隨著營建北京的準備工作緊鑼密鼓展開，以及工程開工日近而發生的。我們當還記得，永樂五年徐皇后病故，朱棣藉機把皇家陵寢遷至北京，派官員和命理家擇“吉壤”，永樂七年結果出來了，朱棣去北京驗收，竟就此留下不走，而第二年，他便發動第一次北征。這絕非時間上的巧合，明顯是緊湊弈出的有連貫性的兩手———陵址安置在昌平，顯示了他遷都北京的決心；而以北京為基地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則意在增加北京的政治軍事分量，同時使他得以在相當一段時間裡以北京為中心，來削弱南京的意義。又如我前面講過的，遷都北京還不是他的底牌，遷都隱含了他另一個處心積慮的目的，即改變洪武時代以幾大“塞王”負責北部邊防的佈局，將後者遷往內地，然後自己來填補塞王內遷所造成的邊防空虛，此係旨在釋塞王兵權、消除權力隱患的苦心經營的一手。而為了顯示塞王內遷不會對國家安全構成損傷，他必須大張旗鼓地一次又一次搞“御駕親征”，宣傳其“戰果”，以證明其決策的正確。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虜庭”，從其過程看，明顯不必要，並帶有刻意而為的痕跡；換成今天的話來講，基本屬於為遷都北京和削藩這兩大目的而服務的政治“作秀”。
他這一作秀不要緊，銀子可就花得如流水一般。茲以永樂二十年第三次北征為例，我在《太宗實錄》裡找到他所動用的人力物力的一項統計數字：
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丁二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從之。
這遠非整個此次北征使用的人力物力，甚至也非全部後勤使用的人力物力，而僅僅是後勤中運糧這一項所使用的人力物力，卻已到令人咂舌的地步。想象一下，三十多萬頭驢、十多萬輛車、二十多萬民夫、三十多萬石糧食的付出，末了只換來數百名戰俘（多半還是老弱平民），這樁買賣是否太虧了？朱棣當然不會心疼，因為花的是百姓的錢，受苦受難的也是百姓，而他卻收穫了“萬世不拔”的稱頌，何樂而不為？
一次北征即如此，他竟然總共搞了五次！還要加上徵安南、造北京、下西洋……國無寧日。
難怪在他死後，那個叫黃澤的湖廣官員，不避斧鉞，公然抨擊永樂時代“丁男疲於力役，婦女困於耕耘；富者怨征斂之繁，貧者罹凍餒之苦”。
可幾百年後，頗有人既不研究歷史，也不把屁股坐在人民一邊，只是看見朱棣“尚武”、“勇於拓疆”，就慷慨地送他一頂“有作為君主”的高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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