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
曹锟在近代史上创造了两个至今没有后来者的先例：先是通过贿选当上总统，后又在兵变中被囚。他从下级军官做起，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成为直系领袖，登上总统宝座。北洋时代的风云变幻，通过曹锟一人就能观其大概了。
曹三傻子的贩布岁月
曹锟生于天津，父亲曹本家是大沽造船厂的工人，虽然穷困，但还是竭尽所能把儿子送进私塾读了几年书。曹锟在曹家五男二女中排行老三，所以被人起了一个“曹三傻子”的绰号。16岁时，父亲想让他学习造船技术，以后子承父业，但他不想吃这个苦，所以干脆就自己“创业”，当起了卖布的小贩。
卖布这个营生是曹锟不得已为之的，所以干起来也不起劲，常在摆摊时喝得酩酊大醉，然后躺在地上呼呼大睡。街上的小孩儿就趁此时去偷他的钱袋。他一觉醒来发现钱没了，也不着急，对人哈哈一笑道：“我喝酒，图一乐耳；别人拿我的钱，也是图一乐耳，何苦再去追拿？”
曹锟这么“大度”地做着生意，赚点小钱就和哥们儿们拿去挥霍，布是卖出去了，本钱却收不回来。日子一长，布庄也就不敢再把布赊给他卖了。
后来，曹锟就当了兵，至于他当兵的原因，有着几种说法。有说是因为爱惹是生非，被曹本家扫地出门；有说是他醉酒调戏了一个当地权势人家的新娘，呆不下去了。
当时，淮军在天津招兵，给了曹锟一条生路。因为憨直的个性，曹锟在军中任劳任怨，被管带郑谦赏识，保荐到天津武备学堂“深造”。毕业后的曹锟投身到袁世凯在小站主持的“新建陆军”，被任命为步军帮带。
后来，曹锟结交了袁世凯叔祖父袁甲三的拜把子兄弟曹克忠，两人一查族谱，竟是同族，曹克忠认曹锟做了族孙。曹锟仗着这层关系和自身的能力，从20岁到45岁，终于在1907年当上第三镇统制（师长），成为北洋大将。
曹锟没有带兵上过战场，但因为待人和气，所以在军中还是有相当威望。有一次，他在巡视时发现一名士兵在哭泣，就停下问：“你怎么了？为什么哭？”
士兵答：“刚接到家信，父亲去世了，自己远在部队，无法回家奔丧。”曹锟一听，当下拍板：“不要哭，给你50块大洋，回家安葬你的父亲，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因促成清帝退位的功劳，被推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拒绝南下就职，让曹锟率军制造了一场“兵变”，名正言顺地留在北方“维持秩序”。
迅速崛起的直系新领袖
曹锟起初在北洋系中的地位，与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这“北洋三杰”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同王占元、陆建章这些拥兵自雄的督军们相比都大大不如。在第3师师长的位上一坐就是几年隐忍不发。直到1916年，他先上书“请大总统早正帝位”，后率军入川与护国军交战。
中华民国总统变身为中华帝国皇帝，全国上下一片声讨！曹锟在四川息兵停战，坐观成败。袁世凯一死，曹锟就被段祺瑞召回北方，当上直隶督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地盘。
北洋系此时分裂为皖系和直系两大集团，前者以段祺瑞为领袖，后者唯冯国璋马首是瞻。曹锟是直隶人，又当着直隶督军，历来被归为直系军阀，其实他的身份相当模糊，在直、皖间左右逢源。
1919年，冯国璋辞世后，曹锟成了直系领袖。
黎元洪在袁世凯死后继任为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不久“府院之争”发生，张勋趁机入京复辟。段祺瑞讨平张勋后，回任国务总理，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
段祺瑞主张选举新国会，但西南各省军阀要求恢复旧国会。原议员南下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以孙文为大元帅。由此南北分裂。
段祺瑞不顾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反对，一意要以武力实现统一。北洋军一方，以曹锟部下吴佩孚最为骁勇，一举攻下长沙，但湖南督军的位置却被皖系的张敬尧夺去。
吴佩孚遂私自与南方议和，收受广州政府六十万军费，随后自湖南撤防。吴佩孚在汉口发表通电：“顺从民意，主张正义，消除奸恶，促成和平，力争外交，一俟军队运输完毕，即日挥戈北指”——相当于对段祺瑞宣战。
张作霖的奉系也同直系合谋，共同对付皖系。段祺瑞组织定国军，讨伐曹、吴；直、奉方面则通电问罪段氏。吴佩孚指斥段祺瑞是“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而自己是“为救国而战，为中华民族而战”。
这场直皖大战仅仅打了三天，皖系即告失败，段祺瑞下野。而胜利的一方，曹锟当上直鲁豫巡阅使兼直隶督军，吴佩孚做了直鲁豫巡阅副使，驻守洛阳。张作霖则在东三省之外，又得了察哈尔、热河的地盘。
北京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要同时侍奉直奉两家“婆婆”，苦不堪言。但直、奉同掌北京政府不久，矛盾就日益显露出来，在1922年4月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出关，直系得以独力控制中央政权。由段记安福国会选举产生的徐世昌，早就被吴佩孚视为是非法总统，现在就把他一脚踢开，以恢复法统的名义，迎黎元洪复位。
曹锟
明码标价买总统
直系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曹锟驻天津、其四弟曹锐和直隶省长王承斌驻保定，结成“津保派”，他们希望马上拥曹锟为总统；吴佩孚的“洛阳派”则主张先恢复法统，以黎元洪为过渡，等全国统一了，再由曹锟来做元首。
布贩子出身的曹锟不管三七二十一，急着要尝尝这“黄袍加身”的滋味。吴佩孚虽然不赞同，但也不能公开反对“主公”，所以只好闭口不言。
所谓“天无二日”，曹大帅要当总统，就先要让黎总统把位子给空出来。直系一面效仿当年袁世凯的“公民团”，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要求黎元洪退位让贤。
同时，让冯玉祥和王怀庆带手下到总统府索要军饷。随后，“公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向黎宅行进，打出“改造时局”、“总统速即退位”等标语。
此时，黎元洪家负责守卫的军警罢工了，自来水也被掐断了。黎元洪一看北京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1923年6月13日发布电文：“本大总统日前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已于本日移津办公。”
黎元洪行前把15颗总统印信交给妻子危文秀，让她带到了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谁知，黎元洪的火车在天津被王承斌截住，直到他打电话给妻子，交出印信，才得以脱身。
收买议员的工作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出面，先给议员每人“端午奖金”500元，第二天领节款的议员400余人，没有去领的则派人专程送到议员家中。有明确拒收的，也有收了当路费南下的。
总统选举前，首先要开预备会。会前议员们得到通知，凡是来参加的，都有200元的出席费，如果谁要抱病出席，还会加发医药费。结果还是人数不足，会议流产。到了第二天再开，依旧如此。
吴景濂看到开会无期，就让秘书长郑林皋找人代议员签名，捏报出席人数，好歹是把预备会对付了过去。
为了让曹锟在1923年10月10日国庆节那天当上总统，直系大举砸钱，收买议员，这事想起来容易，干起来却有点难——议员们如何确保投了票后能拿着钱？于是议员们要求先付钱，直系则说“货到付款”。
王承斌没办法，亲自入京协调，最后想了一个“支付宝”的策略：直系先把一笔钱存到外国银行，由双方签字，选后提钱。
收钱办事没问题，但这一票具体值多少钱，还有点莫衷一是。议员们后来又追加了两个条件：第一，票价从5000元升到8000元，且选前要先付5000元；第二，政府马上提案，延长本届国会议员任期。
对于第一点，直系让步，票价升为8000元，先付5000元的“保证金”，但对第二点则以各种借口搪塞，以此要挟议员——如果你们乖乖听话，就能继续在议员的位子上坐下去。
按照《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选举总统要有三分之二议员到会。当时众议院和参议院有议员870人，三分之二就是580人。留京的议员没有这么多，不只总统没法选，制宪会议也开不成。
10月5日，大总统选举会开始。会场内外军警穿梭，大有当年袁世凯不选出总统不罢休的势头，只是曹锟这回要讨好议员，所以准备了1000份午餐。
原定10点开会，8点半的时候，签到议员还不多，吴景濂就派出180辆汽车到各处接议员。
11点40分，到会议员也只有400多人，吴景濂又让信得过的议员去拉与自己关系好的同僚，以至患病的议员也给拉到了会场。
最后，为了凑够法定人数，直系发出消息，只要到场，不管选谁都可以获得5000元酬谢。
下午1点20分，签到议员593人，投票后曹锟得480票，获选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有34票，唐继尧18票，吴佩孚、岑春煊各8票等，此外还有“五千元”一票。
以贿选当选中国元首，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头一遭，也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例。相比于凭借武力夺取宝座的传统做法，毕竟曹锟承认了共和国的选举规则，走了法定程序，以选举来标示自己的合法性。
曹锟的部下王坦说得很不错：“花钱买总统当，比之拿枪逼人选举的人强多了。”有人统计，为了做总统，曹锟总共花了银元1356万。
总统选举后3天，宪法会议三读会召开，制定了中华民国的第一部正式宪法，也就是所谓的“曹锟宪法”。仅从法学角度来看的话，这其实是一部很不错的宪法，它以总统制代替《临时约法》的内阁制，确立了两院制和联邦制，具有先进意义。
这次贿选后还有一个小插曲，浙江籍议员邱瑞彭不肯同流合污，拿着给他的5000元支票，向法院控告负责收买议员的高凌蔚、王承斌等人。但在直系统治的北京城，这个案子最后当然只能是不了了之。
冯玉祥倒戈，
曹锟只当了一年总统
曹锟能当上总统，冯玉祥是一大功臣，但最后论功行赏，吴佩孚当了直鲁豫巡阅使，副使由王承斌兼任，湖北督军萧耀南兼了两湖巡阅使，江苏督军齐燮元做了苏皖赣巡阅使，而冯玉祥没有分得地盘，仅仅被任命了一个陆军巡阅使的空衔。
1924年9月，皖系硕果仅存的卢永祥联合南方国民党和东北奉系，发动对直系的复仇，以致引发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率部倒戈。
10月23日，冯玉祥、胡景翼控制北京。几十个士兵冲入总统府，说要见军需总监曹锐。
曹锐听说冯军要找他，就想出去，曹锟不许：“这是总统官邸，他们怎可在此胡闹。”
曹锟自己走出去，对那些士兵道：“这是总统府，你们为何在此吵闹？如有事可请冯检阅使来。”
领头的班长见总统如此威风，只好敬礼走人。谁知，一会儿工夫，那些人就去而复返：“总司令请四先生到总部去。”“总司令”就是指冯玉祥，他把自己的队伍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
曹锐这次非要亲自去一趟，他掏出100多元银票，愤然道：“我去，他们想从我身上挤出钱来，休想，一块钱也没有。”
此时，他已偷偷吃了鸦片，所以一到冯军总部，就毒发身亡了。冯玉祥等人之所以发动兵变反直，一大原因就是军饷时常被克扣。
曹锟花了那么多钱，挨了那么多骂，结果只当了一年的总统，非但自己当了囚徒，兄弟也落得横死。
事到如今，冯玉祥说什么，曹大总统就得做什么了，先是通电停战，表示“以期促进和平，与民休息”，又罢免了吴佩孚兼任的各项军职，给了一个“督办青海垦务”的名义，要吴大将军去草原上放牧。
吴佩孚正在前方调兵遣将，忽闻后方兵变，一败涂地。吴佩孚不得已乘船南走，落魄海上。
宁肯喝粥也不当汉奸
1926年初，张作霖粉碎了冯玉祥与郭松龄的联合反奉，国民军退出北京，这位曹三爷才恢复了自由。张学良去探望曹锟，见面就倒地磕头：“三大爷，我给您老赔不是来了。我爸爸说对不起您，我们一定拥护您复位，大总统还是您的。”
曹锟道：“瞎！不能干了，我德薄能鲜，以后国家大事要靠你们青年人了。”
张学良一拍胸脯道：“我爸爸说了，您老尽管复位，做您的大总统，有他老在旁站着，看谁敢说什么。”
曹锟看奉系想帮忙，还真有东山再起的想法，就派人到汉口征求吴佩孚的意见。当时，在反对冯玉祥的旗号下，吴佩孚已然复出与奉系结盟。吴佩孚对曹锟的使者道：“三爷这人你不是不清楚，在前台他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呆呆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再商量。”
这样一来，复位的事情成了泡影，曹锟只好彻底下野。
1927年，北伐军长驱直入，北洋军阀的统治土崩瓦解。曹锟从此寓居天津。他晚年笃信佛教，早晚焚香、读经，偶尔也看看戏，打上几圈麻将。这个没读过几天书的“曹三傻子”闲来也会写字、画画。
天下不太平，曹锟想平静也平静不下来。日寇侵华后，还想利用他这个北洋元老做傀儡，频频上门游说。四夫人刘氏对丈夫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要出去给日本人办事。”
曾经的直系大将，后来做伪“华北治安军”司令的齐燮元登门做说客，曹锟不让给他开门。
齐燮元大声对门里面的侍从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侍从道：“知道，您是齐三爷嘛！可总统确实有病住院了，夫人和孩子们也都睡了。”
齐燮元吃了闭门羹，以后就不好意思再上门了。
伪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接踵而至，要拜见老长官。当时，曹锟正躺在炕上抽大烟，一见高凌蔚，把烟枪往地上一摔，吼道：“你给我滚出去！往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
高凌蔚吓得一个字也不敢说，灰溜溜地走了。
1938年4月8日，女儿曹士英给曹锟读《大公报》，当这位中国曾经的元首得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时，高兴地大声道：“我就不相信，咱们还打不过小日本。”
5月17日，曹锟病重不起，留下遗言：“台儿庄大胜之后，希望国军能乘胜收复失土，余虽不得见，亦可瞑目。”
曹锟逝世后，重庆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一级上将，表彰他的“忠诚纯笃，志节昭然”。
閱讀更多 流年舊事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