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清政府對外國商人的生活加以種種限制，例如“夷商”只能住由華人“行丁”把守地方，不得隨意出入；有事外出須有行丁跟隨，並不許乘轎；不得與漢人交結，不得學漢語；不許帶“番婦”入廣州，當然更不許接觸中國女人……而“夷商”稍有違規，動不動就“封艙圍館”，讓他們遠洋運來的貨物變垃圾。平心而論，如果你到國外旅遊經商受到這一系列限制，心情如何？這次新冠疫情全球爆發態勢下，歷史的經驗教訓值得我們反思！
唐朝胡姬酒肆
少年行
李白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
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明清時期中國社會是一個相對停滯的時代。德國著名哲學家赫爾德生動地描述當時中國的狀態：
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就如冬眠的動物一般。
想當年，因為明朝皇帝將黑貂皮列為貴重賞賜品，黑貂皮價值倍增起來。貂只生活於黑龍江流域的深山老林，而女真的建州沒有貂，建州女真便發揮地理位置優勢，一手從黑龍江、松花江流域收購黑貂皮，另一手向中原進貢黑貂皮，從中賺取豐厚的利潤。有一度每年朝貢的人數多達 1500 人，努爾哈赤年輕時也曾多次參加。正是依靠這種“朝貢體系”，建州女真很快“民殷國富”起來，努爾哈赤統一東北地區的全部女真，建立後金。
與後金東部相鄰的遼東是明朝的直轄地，由總兵李成梁在那裡統領幾十年。努爾哈赤正是通過李成梁大規模地與中原交易，出口毛皮、高麗參等，進口明朝禁止出口的農具等鐵製品——當時他們的犁鏃還是用骨頭作的。但好景不長，李成梁遭東林黨彈劾，說他收受努爾哈赤的賄賂而將新開發的土地給了後金，被罷官。這樣，努爾哈赤失去了與中原交易的中介。
《明史》:“李成梁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
再說，他們的“朝貢”本來就不規矩，日子一久難免不引起明朝的警覺。早在朱元璋時期，他就看出了蹊蹺，在《皇明祖訓》裡揭露：“自占城以下諸國來朝貢時，內帶行商，多行譎詐。”但是，朱元璋並沒有解決問題，直到 1612 年，明禮部主事高繼元還上奏抱怨：
貢夷除琉球、暹羅、朝鮮冠帶之國並番僧番族外，三衛、海建女直（真）先後輻輳計九百人。三衛悍而縱肆無忌，女直詐而狡橫，回夷行李多至千櫃，少亦數百，恣買違禁貨物，遷延旬月不回，宴賞程稟車馬之類費亦數萬。此三夷者借貢興販，顯以規利，且漸生心，不可不思患預防者也。
後金沒法繼續原來的非法貿易，經濟受到嚴重影響，開始動武。沒想到看似強大的大明王朝那麼腐朽不堪，更沒想到他們運氣那麼好，藉著明末農民起義軍興起的機會入關，沒幾年工夫就取而代之。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甚至稱“清朝是一個貂皮創造出來的東方帝國”。
然而，努爾哈赤的子孫們也許是健忘吧，搖身一變，變得頑固地抗拒基於“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起來的國際商貿新形勢，繼續死抱著千瘡百孔的“朝貢體系”不放。著名歷史學家馬勇在他《重尋近代中國》一書中寫道：
明代中晚期開始的中西文明交流在清代前中期確實中斷了上百年時間，積累了相當多的問題。在純粹的精神文明領域，中國莫名其妙走進了一個所謂的乾嘉時代；在中西貿易交往上，不僅非法貿易日益嚴重，而且合法貿易也問題多多。
英國等西方列強比當年求著明朝互市的瓦剌、韃靼強大多了，它們帶著厚禮，一再叩門來訪，請求建立平等的政治、經濟關係，乾隆們卻一再拒絕。他們忘記了祖宗是因為商貿起家的，也忘記了明朝妄自尊大、禁止正常貿易招來瓦剌、韃靼、倭寇、後金輪番報復的前車之鑑。
馬戛爾尼訪華漫畫
1793 年，馬戛爾尼率英國外交使團訪華，中英雙方都非常重視。英國官方致清廷的信函寫道：
為了對貴國皇帝樹立友誼，為了改進北京和倫敦兩個王朝的友好來往，為了增進貴我雙方臣民之間的商業關係，英國陛下特派遣自己的參議官、賢明幹練的馬戛爾尼勳爵作為全權特使，代表英王本人謁見中國皇帝，深望通過他來奠定兩者之間的永久和好。
這個代表團成員包括官員兵丁役夫多達 700 餘人，乘坐 5 艘船，帶著豐盛的禮物，遠渡重洋，專程而來。清廷本來非常高興，乾隆早早令廣東及沿途官員好好接待，對其攜帶貨物免稅，供給上等食物，多得吃不完變質。
然而，雙方立足點相差太大。直到鴉片戰爭前夕，清朝習慣地將包括英、法、俄等在內的所有外國也當成野蠻下等的“夷”“狄”，認為他們來中國所進行的外交活動只不過跟千百年前周邊的小國一樣“稱臣納貢”，所以要求他們按藩國大臣覲見天朝大皇帝一樣行“三跪九叩”之禮。馬戛爾尼以死相拒。為什麼呢？他在日記中寫道：
晨間，金大人、樊大人、周大人同來，勸餘勉從中國禮節，不必再固執前議。餘曰：敝使系西方獨立國帝王所派之欽使，與貴國附庸國君主所遣貢使不同，貴國必欲以中國禮節相強，敝使抵死不敢奉教。
馬戛爾尼訪華繪製的的中國風土人情畫
馬戛爾尼只是要求英國與大清行平等之禮，乾隆則在諭旨中氣呼呼地說：“似此妄自驕矜，朕意甚為不愜，已令減其供給。所有格外賞賜，此間不復頒給”，並強調“外夷入覲，如果誠心恭順，必加恩待，用示懷柔。若稍涉驕矜，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制”。好比兩個小孩鬧彆扭，原準備給他吃的泡泡糖也不給了。通商等事項沒有商量的餘地，對於馬戛爾尼等人員則予以“最文明的驅逐方式”。
乾隆們一次次傲慢拒客，但也根本無意對英國等開戰，因為他們的現實之敵與假想之敵最重要的始終是自己的臣民。日本講談社《中國的歷史》評述：鄭成功威脅清除後，“清朝幾乎從未在海上花費力氣。當英國船舶處於技術高速革新之時，中式帆船卻在 17 世紀之後幾乎毫無改變”。
後來林則徐“睜眼看世界”，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他認為只要從廣州海關稅收中拿出 1% 用於海防，就可以應對英國的武力進攻，但這沒法實現。他只能守好他權限內的廣州，並在家信中擔憂英軍繞開廣州北上，眼睜睜等著國家和自己的悲劇到來。當戰爭的陰影日益迫近之時，乾隆們仍然一再輕敵，認為英國那麼老遠來幾個兵完全可以不放在眼裡。
馬戛爾尼使團繪畫
民諺曰“十年的雞頭賽砒霜”，就是說雞越老，雞頭的毒性越大。雞在啄食中會吃進含有重金屬的物質，這些重金屬主要儲存於腦組織中，雞齡越大，儲存越多，毒性就越強。我們有些傳統文化就像老雞頭，越老毒性越大。老雞頭不會長智慧，不會新陳代謝，只會積儲毒素。先秦儒家有些毒素但不大，到漢儒增大些，宋儒更大。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顏元慨然指出：“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
《哈佛中國史》說：“這些堅守一般儒家基本教義之積極人士反對任何制度的改變，包括工業化在內。”比如鐵路這樣一種“外夷貨物”，或者說交通改革，在進入中國之初就經歷了異常艱難的鬥爭。大臣們強烈反對，一是說會造成幾千萬挑夫失業，二是說鐵路會破壞祖墳有損孝道，硬是將花千萬兩銀子從國外買回來的鐵軌拉去沉海。
不要簡單說中國歷史上多文明，或者說多不文明。問題在於，越是後面的王朝就越像老雞頭一樣積澱了越多的毒素。帝王換了一個又一個，每一個都吸取以往帝王的“統治經驗”— 毒素，才使得越往後的帝王越像老雞頭了。比如，中國人本來講究“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喜歡“四方來賀”“四方賓服”“懷柔遠人”之類皆大歡喜的局面。“朝貢體系”始於漢，但此後 1000多年間只佔整體對外貿易非常小的一部分。明太祖朱元璋卻將此作為中外貿易的唯一通道，可是到了明朝中期就讓國家財政不堪承受。
萬邦奇貨雲集:畫卷中的廣州十三行盛況
清朝乾隆們沒學古人，而學朱元璋們。乾隆僅限廣州一地對外通商，並限定“十三行”代理一切外商交涉事宜。“十三行”演變成亦商亦官的壟斷性外貿組織，收取各種附加費，如“繳送”“行用”等，還有其他名目繁雜的“規禮”，讓外商不堪重負。
外商很不理解：在這個國度，送禮怎麼變為不合理的正常課稅？更讓他們不堪忍受的是種種歧視與刁難，給中國官員的信件不是不敢翻譯就是被篡改，如平等關係的“國書”被譯為上下關係的“表文”，“特使”譯為“貢使”，“英吉利”國名三字都加個口字旁——蠻夷的標誌。官方文件對外國商人一律貶稱“夷商”，時間一久，外國商人知道這稱呼帶侮辱，一次次抗議，但都沒用，直到中日甲午戰爭後才改正。
清代廣州十三行 中國最早的"自貿區"
同時，對外國商人的生活加以種種限制，例如“夷商”只能住由華人“行丁”把守地方，不得隨意出入；有事外出須有行丁跟隨，並不許乘轎；不得與漢人交結，不得學漢語；不許帶“番婦”入廣州，當然更不許接觸中國女人……而“夷商”稍有違規，動不動就“封艙圍館”，讓他們遠洋運來的貨物變垃圾。平心而論，如果你到國外旅遊經商受到這一系列限制，心情如何？
馮敏飛 著 華夏出版社 2019年10月
《歷史的季節：讀史當明勢》對中國14個長壽王朝建國70年曆史節點進行切片式分析，讀史明勢是這種歷史長鏡頭、縱向切片式觀察分析中國歷史的自然結論。
作者馮敏飛對歷史複雜性的冷峻思考、對中國古代政治興衰和傳統文化積弊的慎思與明辨才妙趣橫生而又發人深省，在璣珠妙語和另闢蹊徑中感悟歷史的滄桑與魅力：孔子的籠子從1.0版到4.0版，強而無韌的秦王朝，隱士之多與少，武則天那無字碑該補何字？“婦人之仁”與“明主之仁”，皇帝被後儒越寵越壞了，史上的“貿易戰”等等，遍地金甌，蘊藉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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